崔之元：從陳元獲獎感言看渝富模式

上週四，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當選中央電視台“2010年年度經濟人物。”他獲獎的原因是帶領國開行創建“開發性金融”。所謂“開發性金融”，是相對於原來不計成本的“政策性金融”而言的，它既要支持國家的重大政策，又要獲得適度的市場盈利。

而重慶，則是國開行“開發性金融”的最早試驗場。因此，陳元的獲獎感言專談重慶，也就可以理解了。

陳元説：“十年以前我到重慶談工作，會見了重慶市的一個領導，重慶當時是剛建的直轄市，周圍都是農村，城鄉二元結構非常明顯。但是呢，重慶市要建成一箇中央的直轄市，成為西南地區經濟的領先城市。所以我就對他講，如果你能夠把重慶市從一個城鄉差別非常大的農村地區為主的工業城市，把它轉換成一個現代化的新興城市，我就對全國的13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的城市化有了信心，因為重慶將是個帶領和象徵，它能夠給我們很多的啓發。之後我們簽了150億貸款，很快，我們後續大的貸款陸續地投進去，迅速開始了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現在呢，重慶已經在祖國的西部成為經濟最發達，基礎設施建設得最好的城市之一了”。

陳元這裏説的“重慶市的一個領導”，就是時任副市長的黃奇帆。而國開行和重慶合作的最精彩案例，就是渝富模式。

在20世紀90年代末，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重慶國有企業虧損嚴重。黃奇帆2001年由上海調來重慶，當時重慶1000多家國有企業欠工商銀行157億貸款。黃奇帆牽頭組織重慶市國有渝富公司與工商銀行協商，渝富公司以賬面價值的20%一次性買下壞賬。經過五六年的重組改造，重慶國資增值六倍，現在工商銀行可能想同意渝富以20%買斷壞賬有點低，當時若要40%的賬面價格更好。但不論工行還是渝富公司，都是中央或地方的國有企業，因此初始定價問題的敏感度沒有那麼強烈，當年的談判並不困難。因此，重慶市國有企業能夠迅速剝離壞賬，能夠重振旗鼓，實現市場競爭中的增值。

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後，國有化（哪怕被認為是暫時的）成為美國救市的主要措施。為什麼？擔任18年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的解釋最有意思。

他認為，美國復甦緩慢的主要原因，是很多銀行的有毒資產不能從資產負債表中迅速剝離。原因在於，私人股東認為“有毒資產”的目前市場價格太低，不願賣出，要求政府以模型價格購買，而政府認為正是由於模型價格出了問題才導致金融危機，所以不願意用太高於市場價格來購買銀行壞賬。

格林斯潘説，如果銀行本身國有化或部分國有化了，“有毒資產”定價難題就可以被繞開了：這就像錢從一個人的左口袋轉到右口袋，初始定價並不像私有那麼重要。格林斯潘的解釋有助於我們理解重慶渝富公司與工商銀行得以迅速達成壞賬定價的原因。

但渝富公司成立時僅有10.2億元註冊資本金，是連20%的工行157億元壞賬價格也付不出的。正是國家開發銀行向渝富公司提供了17億元“開發性金融”貸款並擔任渝富公司財務顧問，才使重慶國企通過渝富公司剝離欠工行壞賬成為可能。正如陳元曾在另一個場合所説：“重慶‘渝富模式’是開發性金融與地方政府合作，成功化解商業銀行不良資產、進行國有企業改造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