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為什麼民主的最大敵人是民主化？

方紹偉：為什麼民主的最大敵人是民主化？

――“民主化的邏輯”及其六大定律

方紹偉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經》

立場是政治家的生命，卻是理論家的窒楛。

為什麼強暴如鐵的專制在崩潰時竟然脆弱如泥（突尼斯、埃及）？相應的，為什麼力量無窮的自由在“民主失敗”時竟然也弱不禁風（海地、索馬里）？在一些地方，為什麼“暴君一走，舉國皆亂”（伊拉克）？在另一些地方，為什麼“民主已立，動盪、腐敗、貧困和強權依然”（阿富汗、印度、也門、俄羅斯）？本文將圍繞着對這四個疑惑的分析和與中國的對比，來回答題目本身所提出的中心問題：到底誰是民主的最大敵人？

民主的敵人是獨裁和暴君，是君主專制和後君主專制，這是盡人皆知而且不可質疑的常識；可就事實背後的邏輯而言，民主的最大敵人不是別的，是民主化，是後君主時代的民主發育過程。後進國家無法實現真正的“西式民主”，明顯的原因當然是後君主專制還在，但更隱蔽的原因卻是君主專制沒了，民主化開始了。如果專制是發展中國家無法實現“西式民主”的唯一原因，那麼，君主專制和後君主專制一結束，“西式民主”應該能夠很快實現，可事實卻經常相反，即便是在民主化比較順利的地方也如此。

從表面上看，民主化是君主讓位到民主最終鞏固（通常以兩次政黨輪替為標準）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的邏輯卻不取決於理想願望和制度設計，而是取決於文化傳統和民主本身的邏輯。正是文化民情和民主邏輯的“化學作用”，民主化才成為民主的最大敵人。民主表面上往往斷送在獨裁者手裏，但“民主失敗”卻是因為“民主化的邏輯”導致了獨裁者有機可乘。

沒有民主化就不可能有民主，有了民主化卻未必能實現理想中的民主；推翻專制“應該是”走向自由的開始，可推翻專制卻“往往是”走向災難的開端，這是一個令人不願承認的“民主化悖論”。這到底是為什麼？“民主化的邏輯”真有那麼可怕嗎？

1，“民主化的邏輯”：“產權無主”與“制約失效”

 一般而言，西方意義的民主，“結構的定義”是“多黨競選、分權制衡、自由平權”，“實質的定義”是“法治化的平等政治經濟自由”，而“程序的定義”則是“自發遵從長期確定規則下的短期不確定選舉結果的制度”。

 從一個政治壟斷和獨霸的制度過渡到民主，難點完全不在於理解民主的結構和實質，難點在於落實民主的程序。一部完美的憲法可以在六個月內完成，一種真正的民主卻有可能六年甚至六十年都無法實現。落實民主程序怎麼就那麼難？

 因為民主有眾所不知的一面，除了一般人所熟悉的“結構定義”、“實質定義”和“程序定義”之外，還存在着一個一般人所不熟悉的“產權定義”。這個從“產權”理解民主政權的定義可以表述如下：“多黨民主制”是一種“產權公有的政權”，政權公有意味着“天下為公、人人有份、無人專有”，意味着“產權無主、自由競選、低責任心和低忠誠度”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爭權者“利益集中、成本分散”的公權濫用（爭權的好處集中於個人，爭權的代價分散於社會），以至於“成本集中、利益分散”的政治制約（問責的代價集中於個人，問責的好處分散於社會），完全因為“制度運行問題”（如“有法不依”）和“監守自盜問題”（如“低税收和高福利”的衝動）而失效。

按照“民主的產權定義”，“民主化”就是把“絕對君主制”或“現代獨裁製”的“私有政權”，完全轉變成一個“多黨民主制”的“公有政權”。相應的，“民主化的邏輯”就是：既然民主的“公有政權”已經是“無人專有”，既然民主的政治制約存在“制度運行”問題，那麼，如果對“無人專有”的國家政權進行“強制佔有”能夠成功，這種“強制佔有”就可能以民主或非民主（如“救亡”）的名義出現，以至於“公有政權”的理想最終回落到“私有政權”的舊制度中。

所以，“民主化的邏輯”有兩個關鍵要點：一是“產權無主”，二是“制約失效”。“制約失效”的主邏輯是“產權無主”導致了一種“原發性公地悲劇”，此時此地，所有有野心爭奪政權的人，都能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名義，自由進入政權決鬥場，以暴力或其他手段，奪取稀缺的政權控制權。

 “制約失效”的次邏輯是，即便美妙動人的憲法制度已經公佈確立，制度的運行卻由於強權和“反規則文化”而完全落空。這裏，文化不是“死人影響活人”，文化是活人身上的行為規則。關鍵的問題是：不管動機和結果是好是壞，為什麼強權暴力總是能凌駕於民主制度之上？

 民主制度的權威，取決於制度力量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削弱和抵消暴力的力量，也取決於暴力一旦與制度對抗所要付出的代價。新生民主的問題是，制度的權威落入了歷史形成的暴力權威的“氣場”，制度與暴力的歷史博弈結果，已經無形之中固化成一種“暴力常勝”和“犯規慣性”的“穩定預期”（如民主競選中的“你怎麼可能不作弊？”）；同時，新生民主的多元化和經濟水平，又沒有發展到“對抗制度要付出高昂代價”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民主的風險就經常超過了民主的收益；而由於民主觀念的傳播又已經使專制無法復辟，所以，新的獨裁就往往以民主或其他幌子出現，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就成了“民主化動盪”的“人質”（最生動的例子當然是“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史）。

這就是人類社會的制度悲劇：在暴君的專制下人們有的是痛苦，當暴君完蛋後人們有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因為，“外在暴君”的滅亡同時喚醒了每個人心中的“內在暴君”，現在每個人都因為自由而可能成為其他每個人的暴君，直到出現一個更大的“制度化暴君”把所有的“隨機性暴君”鎮壓住為止。這就是為什麼推翻專制“往往是”災難而不是自由開端的原因，這也是推翻專制值得高興卻不能高興得太早的理由（見“埃及真的自由了嗎？”一文；注意，這裏的討論是一種“善意提醒”，不是一種毫無理論意義的獨裁辯護；這裏也不是主張“有些國家不適合民主”，而是分析“民主能搞成什麼樣”）。

顯然，民主程序的關鍵不是遊戲規則本身，而是剛剛確立的遊戲規則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變成一種長期穩定的預期”，因為制度一夜之間變了，“反規則的習慣”一夜之間卻變不了，結果的重要性使爭權者根本不可能“自發遵從”民主規則的“不確定結果”。邏輯的結論當然就是：槍桿子裏頭出政權。人格和暴力的權威最終壓倒了制度的權威，人格和暴力的信仰最終壓倒了制度的信仰，人格和暴力的文化最終壓倒了制度的文化。

 “民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程序”。按照實際的民主化邏輯，這句話顯然似是而非，至少是沒有切中要害。民主害怕的根本不是沒有程序，而是沒有“對程序的信仰”，正是“無敬無畏”導致了“反程序預期”和“非程序運行”。如此，獨裁崩潰之後，新獨裁、民主動盪、民主倒退是常規，民主確立和鞏固反而是例外。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的２００多個國家和地區裏，現在只有８７個是國際權威機構“自由之家”所能確認的“自由政體”。

獨裁崩潰之後也許出現了“經濟自由”，但“民主進化”卻不是常規。人類整體的進化一直是一種願望，但歷史的現實卻只顯示出一種局部的調適，既有進化也有退化或停滯；知識的積累可能改善人類，也可能毀滅人類。人性自有其自毀的因素。

2，“民主化邏輯”的六大定律

我們當然也可以“硬説”民主的最大敵人還是獨裁，不是民主化。但這種常識的慣性思維，卻不利於理解“產權無主”和“制約失效”的“公地邏輯”。要求得真知，就要有超乎常識的耐心和勇氣。“民主化的邏輯”還涉及其他四個方面的論據。

第一，在沒有“共和觀念”的情況下，“皇帝輪流當”的“打天下”，有的只是“原生態”的暴力權威，此時天下人的預期是“私有政權”換手，根本不存在制度權威和民主制約的問題，所以“物競天擇”的結果是“四海歸心”。在民主化的情況下，爭權者除了面臨同樣的暴力征服問題之外，他還要面臨制度權威和民主制約的問題（可以想象當年的袁世凱對搞“內閣制”的宋教仁有多恨）。

可是，爭權者要都能服從制度，那就不叫民主化了，因為制度到底還是人博弈出來的，是“非中性的”，是“衝着我來的”（如孫中山一開始以“總統制”壓倒了宋教仁的“內閣制”，後來又為制約袁世凱而認可“內閣制”），而“我”對“暴力常勝”和“犯規慣性”的“穩定預期”又都“身不由己”，其他的人又以“天下為公”而對任何專權都耿耿於懷、決不死心，所以“潘多拉之盒”就打開了，四海永遠歸不了心（想想民國初年的軍閥鬧得多歡）。

就是説，“共和觀念”增加了“四海歸心”的成本，以前是鬧不過就降服，現在是鬧不過也不服，這就是所謂的“四海歸心邊際傾向下降定律”。這解釋了索馬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政權，也解釋了“海外民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中國過渡政府”。這還解釋了民主化中的獨裁者往往假用“不自由的選舉民主”來降低“剛性穩定”的費用。那麼多的亞非拉國家都有“多黨競選”，表面上是“進步”，實際上是連“讓步”都談不上；事情的本質就是“無奈”。其中的玄機是，別人對付獨裁者的“暗鬥”被獨裁者轉成了“明爭”，而獨裁者依然能在“明爭”之外繼續搞“暗鬥”。誰願意跟“降低自己的統治成本”過不去呢？對付別人出招的成本下降，自己出招的成本也下降，其妙無窮。

第二，要特別注意的是，這裏決不是在説“四海歸心”的專制就是“好的”，這裏説的是，“天下為公”的合理合法性與“身不由己”的暴力犯規慣性，一方面使制度權威無法確立，另一方面則使社會長期處於對抗的常態。此時，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公地邏輯”使民主化引出的所有政治對抗成本，完完全全和更加無情地落到了社會大眾的身上。專制對抗也有社會成本問題，但由於新生民主無法解決“四海歸心”問題，民主對抗的社會成本就有了專制暴力對抗之外的“新增量”。

另外一個常被忽視的問題是，由於爭權者可以打出“一切為公”的旗號，所有“賣命”和“喪命”的社會成本，現在就變成了比“王朝戰爭”更加理所當然的犧牲，因為一切犧牲已經不再是為了某種“家族王朝”，而是為了每個公民自己的“民國”或“共和國”。這就是民主化過程中的災禍往往比傳統君主制的更加慘烈、更加無情、更加理所當然的全部秘密（這也是民國戰亂苦於滿清統治，“人民公社”和“文革”苦於民國戰亂的全部秘密），這就是所謂的“民主化合理災禍定律”。

這個定律背後還有一條：在可以“打民主旗號”的情況下，當費用需要人民承擔時，當權者就以民主為幌子；而當費用要落到自己頭上時（如權力限制），當權者就會不顧一切地進行“實質專政”，這就是所謂的“以費用定民主或專政定律”。民主化之後，政治變得更加奇妙了。

康德在1795年的《永久和平論》中提出：在共和制之下，任何戰爭都需公民同意，由於戰爭的費用都要落到公民自己身上，所以和平的願望會壓倒戰爭的願望。在非共和制之下，戰爭往往壓倒和平，因為損失的是人民而不是有決策權的統治者。

康德錯了。現實的共和制往往只能是代議制，儘管公民可以表達反對，但戰爭決策往往不需要“全民公決”般的公民同意。更重要的是，以康德為代表的“傳統智慧”忽視了，“政權私有”的戰爭決策根本不會比“政權公有”的更輕率，因為，雖然戰爭的損失落在臣民身上，但“政權私有”下的臣民是統治者“自己的財產”，而“政權公有”下的公民卻不是決策者“自己的財產”。起主導作用的是“實際決策權”和“政權公私產權”的邏輯，起主導作用的不是費用直接承擔者的意願。這就是為什麼現實生活中，民主國家往往更容易發動侵略戰爭，儘管理論上民主和平的“精神利益”優先於國家的“戰略利益”。

康德的這個錯誤也同沒有“政權即產權”觀念的其他學者一樣（如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康德認為人民不應該是君主的私人財產，可他沒有認識到，“政權應該是人民的”規範只能用來否定“政權應該是君主的”規範，但不能用來否定“政權是君主的”事實，“規範否定”和“事實否定”是兩回事。康德為後來的“把規範附着於事實上”的“規範衝動”開了先河，他的“人是目的”的“絕對命令”其實也只是“人應該是目的”的簡稱。康德的這種理論漏洞當然不止表現在政權問題上，新康德主義法學派創始人魯道夫?施塔姆勒就認為，康德關於法的定義混淆了“法的概念”和“法的理想”，因為前者是表達現實意志的“純粹理性”，後者則是表達正義目的的“實踐理性”。

總之，由於“利益集中、成本分散”的公有產權邏輯，民主決策完全可能比君主決策更殘酷無情，這就是“民主化合理災禍定律”的本質基礎。

第三，民主化開始的時候是“人心思變”，因為“自由、平等、人權”與“民主、共和、憲政”有着極大的道德感召力，能夠激起無窮的美好向往。人性中的“邊際稀缺定律”在這裏最起作用，最缺的就是最有價值的，而一旦得到，價值的中心就會移向邊際，新的價值中心就不再是原有的理想目標。

政治自由就像一頭怪獸，它在現代獨裁製那裏有極高的價值，可在面臨災難的民主化那裏，政治自由對老百姓來説已是負擔，只有政客和狂熱分子還能有利可圖。最突出的例子要算“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只有在專制下才最有價值，民主之後，言論自由就幾乎毫無價值，因為“言論擁擠”使得社會出現了普遍的“關注匱乏”，非極端的言論無法引起注意，而極端的言論則因“收益集中、成本分散”的邏輯而到處氾濫，其價值也大貶。在“自由世界”，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有了，但問題是沒人理你，別人有不理你和不願意出版你的言論的自由。因此，民主中的言論自由就“退化”成一種只有“備用價值”的自由。

在民主化過程中，一旦“民主化合理災禍定律”開始發力，它就有可能向最極端推進，以完成自己的邏輯使命。這時，從“潘多拉之盒”蹦出來的，就不再僅僅是上面分析的政治派別鬥爭，還會有種族衝突、宗教衝突、階層衝突等，合稱為“民主化中的四大矛盾”。等到民主公民們把分裂、戰亂、動盪、腐敗和蕭條都嚐了一個遍，“人心思變”就不再是“人心思變”，而是“人心思定”了，這就是所謂的“後民主化人心思定定律”。民主化初期的動亂和流血僅僅是“人心思變”的開始，合理訴求夾雜於“烏合之眾”與“狂熱之徒”之中，人們對生存的不滿遠遠超過了對死亡的恐懼，對民主未來的憧憬超越了對當下動盪的關切。

不幸的是，等到了“人心思定”的時候，也絕不意味着民主成功了，它往往意味着民主公民們開始向新的獨裁讓步，這就出現了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奇觀：當年專制者的繳槍妥協，如今變成了民主公民對獨裁的接納甚至歡迎；人們怕的不再是專制，人們怕的是強人缺乏。這就是我們中國俗話説的：人心都是肉長的，誰也經不起折騰。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就敏鋭地觀察到，在民主化之後的發展中國家，普遍的問題不是“政府專制”，而是“政府無能”，社會動盪是由“高期望－高動員－低制度化”引起的。無能導致的混亂比專制更可怕，以致於出現了“民主來了，快逃！”和“誰對美國不好，美國就對誰輸出民主”的笑話，現在炸彈橫飛的伊拉克和海盜橫行的索馬里就是最好的例證。

按照民主化的邏輯，可以把亨廷頓的社會動盪的“兩高一低”分析進一步概括為“兩高三低”：“高期望－高動員－低制度化－低產權責任－低制度運行”。

第四，“產權無主”的民主化還給“政治忠誠”帶來了極大的衝擊。“獨裁者為何長命百歲？”一文曾經分析過這個“政治忠誠的邏輯”。在“絕對君主制”和“現代獨裁製”裏，“基因悲劇”（國家治理對“德能”的高要求與親族集團狹小的“基因庫”導致“德能”供給不足的矛盾悲劇）的潛在威脅，要求統治者竭力降低治理成本，降低治理成本的最好方法是維繫政治忠誠，維繫政治忠誠必須通過“施捨私人物品”，以收買“官”心的政治腐敗來鞏固自己的政治生存，用對大眾壞的政策來實現對自己好的政治。

民主社會就不存在這樣的制度結構，執政者不可能使用“私人物品”，即便把“公共物品”用到“利益集團”身上也會受到限制。潛在的執政者不通過煽動，確實很難收買選民的支持，因為用“公共物品”收買人心必然是“人人有份”，私情的缺乏導致了選民容易叛逆，政治忠誠的淪喪度也就更高。為了防止民主選民的“忠誠淪喪”，民主政客往往通過“製造敵人”、“誇大危機”和“減税增支”的辦法來譁眾取寵。

民主化的社會便是“忠誠淪喪”開始出現的社會。多元化導致了價值相對化、碎片化，與此同時，“制度信仰”又沒有完全確立，所以，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以暴制暴成為普遍現象。“忠誠稀缺”迫使民主化中的政客“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並用，腐敗與煽動並舉，結果導致了政治信息的嚴重氾濫和污染，這就是“忠誠淪喪”造成的“腐敗與煽動最大化定律”。

以上對“民主化邏輯”四個方面的進一步分析表明，民主並不是輸給獨裁，民主與獨裁的直接對抗往往以取勝告終，可民主卻接着輸給了“民主化”，輸給了“民主化”的“產權無主”與“制約失效”邏輯，輸給了“四海歸心邊際傾向下降定律”、“民主化合理災禍定律”、“以費用定民主或專政定律”、“後民主化人心思定定律”和“腐敗與煽動最大化定律”。更具有悲劇意味的是，當初打倒專制時服從的是“邊際稀缺定律”（缺自由和福利），後來接納專制時服從的也是“邊際稀缺定律”（缺秩序和福利）。

3，民主化的層次與類型

“民主化的邏輯”及其六大定律，使後進的民主化國家陷入了我在“為什麼獨裁者走了，獨裁卻走不了？”一文所分析的“民主化四層次循環”：

 第一，獨裁的崩潰是獨裁與反獨裁力量對比的結果，但獨裁本身“基因悲劇”的內在邏輯是獨裁崩潰與否的主導方面，革命、改革、政變和騷亂永遠只是導致獨裁崩潰的非主導方面（如突尼斯、埃及）。

第二，更為關鍵的是，獨裁的崩潰並不意味着民主的確立，獨裁的崩潰可能導致“民主確立”，也可能導致“新獨裁”的開始（民國初年，俄羅斯）。

第三，“民主確立”也並不必然走向“民主鞏固”，“民主確立”之後完全有可能進入“民主動盪”的可怕狀態（如伊拉克、索馬里、阿富汗）。

第四，即便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實現“民主鞏固”，新生民主在制定和落實制度規則上未必不會出現反覆，“民主倒退”既可能發生在制度的變更上，更可能發生在制度的運行上（如墨西哥、烏克蘭、菲律賓）。

 至此，本文一開始提到的四個困惑就冰消雲散了。強暴如鐵的專制在崩潰時竟然脆弱如泥，因為一旦“獨裁者專權”、“家族繼承”和“親信接班”出現任何失控，獨裁就會因為“忠誠淪喪”或“線性的忠誠故障”而立即崩潰。力量無窮的自由在“民主失敗”時竟然也弱不禁風，因為“民主化的邏輯”（“產權無主”與“制約失效”）及其六大定律，使民主建設比推翻專制要難上百倍。加上政派衝突、種族衝突、宗教衝突、階層衝突等“民主化中的四大矛盾”，就解釋了在一些地方“暴君一走，舉國皆亂”，在另一些地方“民主已立，動盪、腐敗和強權依然”。

歸根到底，民主化的中心難題是“制度運行”而不是“制度確立”，宗教文化和社會矛盾對“制度運行”起決定作用。新教國家、天主教國家、東正教國家、伊斯蘭教國家、佛教、儒教國家和其他非西方國家，在社會矛盾強弱不同的情況下，民主的“指向和運行”可能完全不同。

如果把世界各國的社會文化按“遵守規則的程度”分成強規則型、弱規則型、反規則型，把世界各國的社會矛盾按“民主化四大矛盾的程度”分成強矛盾型、弱矛盾型，那麼，我們就得到了如下的“民主化類型”的分析框架：

民主化類型表

 

社會文化 社會矛盾	強規則型	弱規則型	反規則型
強矛盾型	新教國家（英國、美國、德國）	天主教、東正教國家（意大利、法國、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俄羅斯、烏克蘭）	伊斯蘭教、佛教、儒教及其他（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印度、菲律賓、墨西哥）
弱矛盾型	新教國家(瑞典、挪威、芬蘭、丹麥、荷蘭、瑞士、加拿大、新西蘭)	天主教、東正教國家（比利時、盧森堡、奧地利、希臘）	伊斯蘭教、佛教、儒教及其他（韓國、台灣、日本）

由“示意”而非“定義”的上表可見，“遵守規則程度”的強規則型國家是新教國家，弱規則型國家是天主教、東正教國家，反規則型國家是伊斯蘭教、佛教、儒教和其他非西方國家。在這三類國家裏，又按社會矛盾的程度分成強矛盾型和弱矛盾型的國家或地區。這裏的一個要點是，問題不在於“能不能搞民主”，問題在於“民主能搞成什麼樣”。

韓國、台灣、日本的民主化相對成功一些，除了這幾個地方的種族衝突、宗教衝突、階層衝突相對較弱外，外部因素（美國）也起了作用。但即便如此，這幾個地方的“民主制度運行”依然有強烈的文化色彩。對非西方國家來説，即便民主已經鞏固，民主化依然沒有完成，因為民主的運行依然存在能否實現“西方民主”所能達到的“規則至上”狀態的問題。“規則至上”是一種本能信仰，不是一種理性約束。在這個意義上，它們仍然沒有完全擺脱“民主化的第四個層次”，只是在“原發性公地悲劇”向“繼發性公地悲劇”的轉變上較為順利而已。其中，日本的“繼發性公地悲劇”最為明顯，其國債水平已達ＧＤＰ的２００％，現已居世界首位，與此相關的長期經濟停滯已被稱為“日本病”。

４，中國是“西方民主”的最大“敵人”？

可以説，在２０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大陸一直徘徊在民主化的第一到第三個層次之間：獨裁崩潰、新獨裁、民主動盪，因此，中國可以歸入“反規則－強矛盾”的民主化類型。但是，進入２１世紀，中國的政權更替從“獨裁者專權”、“家族繼承”和“親信接班”進入了“制度化交接”的新階段（見“當代中國政治的另類解讀”一文），其“首腦限任制、政黨非私人化、入黨全民化、高層制度化”（包括“年齡、任期、時間限制”、“梯隊接班制”、“條塊代表式的集體領導”和“集體問責的相互制約機制”）已經使中國擺脱了“絕對君主制”和“現代獨裁製”的陰影，開創了一種“一黨立憲制”的新體系（“一黨立憲”是一個實證而不是規範用語）。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説，中國已經成了“西方民主”的最大“敵人”和最大“對手”。如果説民主化是民主的最大敵人，那麼，除了獨裁崩潰後的“民主動盪”是民主的最大敵人外，中國的“一黨立憲制”也是民主化的一種結果，因此也就是民主的最大敵人。專制政體由於“基因悲劇”的缺陷而不是民主的對手，只有異化於專制並在民主化過程中形成的有序的“黨國體制”和無序的“民主體制”才是民主的真正敵人。

“一黨立憲制”明顯地排斥“多黨競選”，在法治化的平等政治自由上也有明顯的限制，所以，中國的民主將不會是西方意義的民主，而是一種間接的“問責民主”。判別鼓吹什麼民主的“唯一標準”因此始終是“一黨民主還是多黨民主”（注意，本文作者不支持或反對任何形式的民主）。不論如何，中國的新體制對西方構成了一種嚴峻的挑戰，而且，這種挑戰主要不是在經濟和軍事上，而主要是在“政權制度”上。“一黨立憲制”本身帶有“專制”和“民主”的某些特徵，但它本身已經突破了“專制政體”的傳統模式，成了“西方民主”所意想不到的最大敵人。所以，以下三個命題是等價的：

正題：“中國模式”是對“西方民主”的最大挑戰。

反題：中共是“西方民主”的死敵。

合題：“一黨立憲”是“西方民主”的最大敵人。

設想一下，如果中共沒有實現政權的“制度化交接”，那就不可能擺脱“獨裁者專權”、“家族繼承”和“親信接班”可能隨時出現暴裂的“基因悲劇”。“絕對君主制”和“現代獨裁製”只是西方民主的敵人，但“一黨立憲制”卻由於對“基因悲劇”的克服而成為西方民主的最大敵人。當然，這個觀點只是“中共是西方民主的最大敵人”這個“規範斷言”的一種“實證表述”而已，這裏關心的是問題的實質，不是語言的中聽與否。

 對於西方民主來説，“專制獨裁”很難對付，“民主動盪”和“一黨立憲”卻是最難對付。歸根到底，由於民主和專制各自的缺陷，民主化“化”出了民主自己最頭痛的敵對力量，“化”出了“民主動盪”和“一黨立憲”，這也是清醒的“歷史終結論者”開始反思歷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