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張薇：糧食安全與中國農業制度走向
中國用全球7%的土地，養活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事實。但很少有人提及另一個事實：中國佔全球7%的耕地，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單位面積上的磷肥和鉀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
1984年，我國的糧食產量為40731萬噸，化肥投入為1739.8萬噸，到2007年，我國的糧食產量為50160萬噸，化肥投入為5107.8萬噸。糧食增產了9429萬噸，增長21%，但化肥投入增加了3368萬噸，增長200%。
我曾經請教一個農業專家：如果現在化肥投入減少到1984年的水平，我國的糧食產量估計下降多少?專家的結論是產量至少下降一半。我請教過數不清的農民：要是減少一半的肥料投入，糧食產量會減少多少?絕大多數農民的回答是減少三到四成。很顯然，我國糧食的增產中很大一部分是靠肥料等堆出來的。
莊稼需要氮肥、磷肥和鉀肥等，哪一種肥料都是不能缺的，缺了就會大幅減產。儘管我國是磷礦儲備大國，但按照現在的消耗量算，磷肥僅夠用30年。我國嚴重缺鉀肥，現在鉀肥自給率不足15%。2010年1月，中國與白俄羅斯鉀肥公司簽署的鉀肥到岸價僅為350美元/噸，而中化化肥與加拿大鉀肥公司Potash Corp簽訂的2011、2012、2013年到岸價，分別為600美元、695美元、790美元。鉀肥會不會成為“鐵礦石第二”呢?
我們現在消耗的石化物質越多，子孫後代的糧食就越少，這是我們要明白的民族責任。農業對石化物質的依賴度越高，糧食安全的風險也越高，這是我們要明白的基本道理。片面傳播7%土地養活了20%人口的知識，而不讓人清楚7%的土地，用了全球35%氮肥的事實，是極不負責任的。
可以預見的未來——糧食高補貼時代即將到來
但不管如何，中國用7%的土地養活20%的人口，且政府只給了極少的農業補貼，這是事實。可問題是，中國廉價糧食的時代正在過去。
這是為什麼?因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到來了。
由於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2002年開始，全國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兩三個村並用一個學校的現象。現在，中國每年需要的農民工還在增加，但農民工新增供給明顯減少。勞動力供給相對減少，是2011年的用工價格比2010年至少上升了20%的部分原因。
工價上漲的另一個原因，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糧價上漲了20%以上。
在出現“劉易斯拐點”之前，中國農民工的工價是由糧價決定的。1990年代中期以來，農民工工價十幾年基本不漲，因為糧價被控制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上。1990年，中國的糧食(水稻)收購價是0.22-0.24元/斤，2011年的糧食(水稻)最低收購價是1-1.1元/斤，只漲了大約4倍。但同期的生產資料價格漲了20多倍。1990年農民在深圳打工的工資大約是400-500元/月，2010年深圳農民工工資大約2000-2500元/月，也漲了4倍。但全國各地同期的公務員工資大約漲了40-60倍不等。低工價是低糧價的結果，低工價也是“全球製造中心”的核心優勢之一。
但是，在“劉易斯拐點”逐步出現後，農民工工價的補漲是不可避免的，工價的補漲也必然帶來糧價的補漲，糧價的補漲反過來又會促進工價的補漲。未來10年，糧價和工價出現相互補漲是不可避免的。
農民工工價不能壓了，糧食價格也不能壓了，提高準備金率和利率以控制物價的招數未必靈了。控制和穩定物價的最好辦法，就是大幅提高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最低收購價，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增加主要農產品供給和儲備。
在“劉易斯拐點”出現後，如果農民工工價3-5年內漲到3500-4000元/月，如果繼續維持“分田單幹”的農業制度，對應的糧價(稻穀)應該不會低於2.5元/斤，否則是沒有人願意生產糧食的。要是糧價漲到2.5元/斤以上的話，加上投機炒作，會不會出現麻煩呢?我不知道。但高補貼是不可避免的!給市民補貼，給學校部隊補貼，給肥料廠商補貼，給糧食生產者補貼，給糧食儲備部門補貼等等。一年補貼幾千億元、甚至更多的時代來了!
有人會説，國際市場上的大米價格很便宜，為什麼不進口?國際市場上的糧食商品量不大，特別是中國和印度這樣人口大國，一旦指望國際市場上購買大米等主糧，市場立馬就會出現逆轉——買方市場轉變為賣方市場，糧食價格就會暴漲。再則是受制於人，有哪個國家願意將吃飯大事寄託於別的國家身上?
那麼，我們的農業該怎麼辦?
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必須兼顧糧食安全
什麼是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呢?實際就是指土地流轉、出租和抵押的收益和政府對農地補貼的收益。
在沿海發達地區的村社，以集體建設用地出租、轉讓，“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確實可觀;在城郊的村社，由於農地可以搞服務型農業，農地出租、轉讓給第三產業經營者，“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也不錯。但發達地區和城郊幾乎不種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了。
而對於全國大多數有農地承包權的“農民”來説，農地一般還是以種糧、棉、油為主，要想增加其財產性收入，就是將農地承包權高價出租、轉讓給種經濟作物的人。農地承包權轉讓的財產性收益越多，標誌着真正種地的農民的種地成本越高，種地收益越少，糧食安全越難以保障。
農地的財產性收入還有一項，那就是農業和糧食補貼。國家的農業和糧食補貼實際上就是承包農户的財產性收入，沒有對生產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真正農民實施補貼。為了糧食安全，決不能增加不耕者的農地承包權的“財產性”收入。
有沒有既增加農民農地的財產性收入，又對糧食安全有利的辦法呢?
現行增加糧食供給的六個辦法可行嗎
第一招：大幅增加水利建設的投入。但在“分田單幹”的背景下，這招不靈。
第二招：提高糧食直補標準。現在的糧食直補是按土地面積直補到户，卻補貼不到糧食生產者，所以對增加糧食供給作用有限。
第三招：控制生產資料價格上升，增加良種和肥料的供給。現在的農民沒有組織，無法和生產資料供給商博弈。如果農民高度組織化，這招才會有作用。
第四招：重建鄉村農技推廣隊伍。這招會有作用，但在“分田單幹”制度下，作用不是很大，如果在合作社農業制度和集體農業制度下，效果會事半功倍。
第五招：大力推廣“公司 農户”，強制將土地流轉給公司，由公司主導農業生產。但一旦公司得到了農民的土地，公司就不會生產糧食了，要生產糧食可以，但需要更多的補貼，因為公司從事非糧食生產的機會收益，大於小農從事非糧食生產的機會收益。另外的風險是小農失去土地後，一旦經濟危機發生，大量的農民工失業後，無法返回農村和農業。
第六招：大幅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這招既要花很多的錢給糧食收購部門以刺激農民生產，又要花很多的錢給糧食供給部門以補貼市民消費。給農民的補貼越多，給市民的補貼也會越多。這招對提高糧食產量肯定有效，但缺點是補貼要年年增加。一旦使用此招，就會出現日本的局面：糧食國內收購價是國際市場價的數倍，一旦糧食過剩，休耕補貼也會高得驚人。使用這招，比照日本的水平，每年的補貼最終會穩定在3萬億元的水平上。到時候財政能否負擔，很難説。
所以，為保障糧食安全，改革農業生產經營制度和土地制度已經迫在眉睫!
農業生產、土地制度改革的契機何在
為了增加糧食供給、保障糧食安全，政府最會使的一招、也是最有效的一招，就是恢復“糧食定購任務”。
如果一旦做出恢復“糧食定購任務”的決策，土地制度改革就會發生180度的大轉向——再次轉向集體所有制。這個判斷符合鄧小平1993年3月所説的“兩次飛躍”：第一次飛躍，是家庭聯產承包制，廢除人民公社制度;第二次飛躍，仍然是集體化、集約化。鄧小平明確指出，從長期來看，還是搞集約化，還是搞集體經濟。他進一步認為，有的地方和羣眾凡是願意搞集體經濟的，可以允許它搞集體經濟，不要去阻攔，但也不要強迫命令去搞集體經濟。
一旦重回“糧食定購任務”體制，糧食任務只能下達到村社，村社再實施“聯產承包到户”或“聯產承包到合作社”或“聯產承包到互助組”。對於糧食產區來説，承包耕地就應該承擔糧食任務，這是中國保障糧食安全的最根本的原則和辦法：
一，承擔了糧食定購任務的農地承包者，也必須承擔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管理義務;反過來，承包者是水利建設和管理的主體，有利於促進土地的產出最大化，確保糧食安全。
二，由於農地承包權是有義務(糧食任務和水利建設)的，因此農地承包權有可能會再次成為“負產權”，在城市非農部門就業了的人，就有可能將農地承包權重新交回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或委託村社集體轉包，土地的發包權和調整權就有可能重新回到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手中。已經多佔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的人和現在不佔有或少佔有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的人，在地權上會重新回到同一公平線上——平均地權。
三，承包權不再是無償和無義務的了，多數農村人雖然依然是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所有人(有份額所有權)，但有可能並不承包經營農地了。
四，農業補貼不會補貼到農户了，而是補貼到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再由村社集體補貼到聯產承包的農民或合作社或互助組。進城工作和居住了的村社成員，有償永久退出村社共同體(村社集體)的訴求會在土地集體所有制迴歸後變得可操作，這有利於城市化。
五，“糧食定購任務”還有一個好處是：村社組織——集經濟發展、社區建設和社區治理“三位一體”的農民共同體，會得到恢復、完善和加強。這是農民有效參與政治和管理基層政府的需要。
如果土地制度發生180度的大轉向，會讓很多人感到驚訝：土地制度改革走回了30年前的原點?但大可不必擔心，現在是市場經濟環境了，再不可能回到從前的計劃生產和統購統銷的經濟環境下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新型農民共同體(村社集體)，是民有制的農民共同體，是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是民主自治的治理主體。
實踐證明，在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分田單幹”農業比村社合作制農業有優勢;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村社合作制比“分田單幹”更有優勢。
一個農民合作社樣本帶給我們的啓示
河北滄州東光縣有個古樹於村，全村180户，760人，土地1881畝。同河北千千萬萬的村莊一樣，幾乎是户户一季玉米、一季小麥，忙忙碌碌一整年，每畝收入500元。20多年來，一直過着“温飽尚可，小康尚遠”的生活。
成立“古樹於農民合作社”的動議是在2007年12月，起初只有王傑華等5户社員，2008年3月註冊資金只有6000元，王傑華2000元，其餘4人各1000元。2008年3月初正式營運後，一個月後就吸收社員120户，每户互助(股)金500元，股金達到了6.6萬元。
互助(股)金吸收上來後，王傑華等合作社骨幹決定從農機服務做起，由於資金不夠，5個發起人每人自願再增資5000元優先(股)金，總互助(股)金達到9.1萬元，花6.8萬元購買大型拖拉機，0.7萬元購買旋耕犁。
合作社用拖拉機為社員旋地，一個春季下來共為社員耕地1200畝，按市場價25元/畝收費，除去成本11元，共盈利16800元。合作社留6720元，其餘10080元為社員分紅。春忙後，王傑華等又為社員統一購買農資，把利潤全部分給社員。到2008年9月份，社員户數達到了210户。9月底召開了社員大會，修訂了合作社規章制度，成立了由5人組成的理事會，3人組成的監事會。在社員大會上，合作社又與本村一家超市簽訂了合作合同，只要合作社社員到超市購物，每月按消費總額的3%進行返還。到2008年秋收季節，合作社又為社員整地700畝，合作社共盈利3.15萬元，合作社留下1.26萬元，其餘為社員分紅。2008年底，互助(股)金共計15.4萬元，分配後積累8萬元。
由於農業收入要遠遠低於外出打工的收入，為了把更多人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合作社從2008年秋後開始吸收村民流轉的土地入社，社員土地入社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每年固定領取每畝500元的流轉費，另一種為“500元底金 土地經營分紅”。合作社共接受流轉和入股土地890畝。
對社員流轉和入股進入合作社的土地，由合作社進行統一整理，增加種植面積90畝。除種植20多畝蔬菜外，其餘950畝全部種植收入穩定的小麥、玉米等大宗作物。為把這950畝土地建設成為高效的機械化示範田，合作社投資29.2萬元購買了玉米小麥聯合收割機、新型播種機等現代農業機械。2009年開春時麥田面臨嚴重的乾旱災害。合作社迅速採取措施，投資16萬元打了一眼300米的深井，購買了變壓器潛水泵等設備，鋪設了2700米管道。因小麥得到及時灌溉和科學管理，畝產達到1000斤左右，畝產增20%以上。2009年度，合作社950畝土地年盈利60多萬元。
古樹於合作社對我國糧食安全的意義在於：
一、鞏固和改善農業基礎設施。
二、增加土地面積、復植指數和糧食產量。
三、減少投入，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益。合作社成立並實行集中種植後，種地成本大大降低了(肥料、種子等少投入25%)，每畝每年少支出150元，糧食等農產品由於統一銷售，銷售價格也提高了5%以上。古樹於合作社在少使用25%的肥料的基礎上，增加30%的糧食產量。
四、土地抵押貸款難題在合作社內部成為很自然的事。沒有任何正規銀行願意接受小農的土地抵押貸款，這是個世界性難題。但在古樹於合作社成立資金互助部後，社員以自己的承包地或者集體土地的份額所有權在合作社抵押貸款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古樹於合作社的經驗説明，農村金融改革不是要優先發展資本下鄉的“外置金融”，而是要優先發展農民共同體內部的“內置金融”。“內置金融”才是符合農村發展要求、對農民有利、對農業有利的金融。
既能夠轉移勞動力，又能夠增加糧食產量，還能夠在發生經濟危機時讓農民有退路的農業經濟制度，就是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農民合作社制度和新集體經濟制度。在我國的現代化過程中，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工業化是一個整體，是相輔相成的，特別需要發展千千萬萬的古樹於農民合作社，這是中國現代化事業成功的基礎和基石。(作者李昌平系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張薇系河北大學政法學院2009級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