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英：美國與阿拉伯革命

這次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性質是要求民主和自由，對象是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長期統治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領導人。但是如果如此理解這場革命的話，就與一些西方主流媒體的淺薄差不了多少。

實際上，這場革命的一個重要對象正是美國、西方與阿拉伯世界的舊關係。也就是説，美國和歐洲一些主要國家長期以來奉行的對阿拉伯世界的外交政策，美國在阿拉伯的利益和影響，也是這場革命的對象。

這就是為何當中東阿拉伯的政治火山噴發，大地震顫，長期靠高壓、恐懼、宣傳等來進行的統治、看似強大的穆巴拉克政權居然不堪一擊之時，美國遭遇了重大的國際危機。美國國務卿希拉莉2007至2008年競選美國總統時，與美國民主黨內的主要競爭對手奧巴馬的分歧之一是她認為奧巴馬不能處理“凌晨3點打來的緊急國際電話”。薑是老的辣。這次阿拉伯的政治動盪和政治革命，正是活生生的“凌晨電話”，不幸印證了希拉莉當時的競選語言。奧巴馬上台兩年了，還沒有遭遇此等最大國際政治危機的考驗。

中東問題是美國學界研究重點

美國應該説是比較瞭解中東的。在美國的大學和政策智庫，中東問題從來是研究重點學科。即使在中國研究近幾年重要性越來越突出的情況下，由於石油利益、反恐戰略、以色列、伊朗等因素，中東研究，包括阿拉伯研究，並不比中國研究少。但是，如同蘇聯解體一樣，美國事前並沒有料事如神。如此突發的大規模抗議以及其政治後果，讓美國非常着急。今年1月，在華盛頓隆重接待中國國家主席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其實已經心不在焉，不得不大大分心，開始把白宮“形勢室”的重點放到了蘇丹正在進行的獨立公投和突尼斯等的革命上了。

美國多數學者，尤其是號稱是研究“大戰略”的地緣政治和蘇聯問題學者，儘管他們知道蘇聯的深層內部問題，但遺憾的是，並沒有預測到蘇聯解體。不過，蘇聯解體時，美國歡呼雀躍，慶祝冷戰居然以此種方式而終結。美國的士氣——美國國際政治學者和地緣戰略家非常重視的國家實力——因為蘇聯解體而得到巨大的鼓舞。於是，美國學界和輿論，立刻出現許多今天看來華而不實的新理論，諸如全世界熟悉的“歷史終結”、“單極世界”，以及“美國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全球超級強權”等論調。

這次，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不比蘇聯解體的重要性和影響差，而且可能遠遠超過蘇聯解體的影響，因為與俄羅斯一樣，阿拉伯世界歷史上也是西方的強大對手；阿拉伯世界控制世界經濟的石油基礎，掌握着鋒利性稍微鈍了的“石油武器”；阿拉伯世界屬於西方認定的“非我族類”的“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者“發展中世界”，佔全球十多億穆斯林的三分之一。

但與蘇聯解體大大不同，美國非但高興不起來，反而憂心忡忡，每天的中東形勢，不管卡扎菲是否還在的黎波里，對美國白宮、五角大樓和國務院來説，都猶如“凌晨三點的電話”。原因很簡單，也很清楚，蘇聯解體是加強了美國勢力，而阿拉伯革命，則是削弱了美國影響。

美國和中東的關係何去何從？

打開阿拉伯世界的半島電視台的網站，我們會輕易發現一個討論的熱門話題：阿拉伯革命後，美國和中東的關係將如何？這是一個沒有很快的答案的關鍵、中心問題。但有一點應該是確定的，這場革命不是發生在美國勢力上升的冷戰後期（注意，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學者約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註定領導世界》一書，用他發明的“軟實力”概念，有力地回答了當時的“美國勢力衰落”的懷疑論者），也不是發生在美國勢力如日中天的21世紀的黎明，而是在美國國力走下坡路的時期（儘管美國許多領導人和學者警告，“兩場戰爭和一場金融危機”後的美國並未衰落，中國多數理性和成熟的學者也認同這一點）。

不過，僅僅這一點，就足以告訴我們，阿拉伯革命對美國構成的主要是挑戰而非利益機會，是冷戰結束後二十年來美國面對的最大的地區挑戰之一。

美國的新中東戰略是將錯就錯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美國的戰略家和決策者以為需要把美國“大戰略”的重點轉到應付“新興大國”的崛起和包括恐怖主義、網絡黑客、非法移民等在內的非國家行為上來。尤其是“中國的崛起”，在美國似乎已經是定論。美國人不再討論中國是否已經崛起，而是討論如何應付“崛起的中國”。其實，阿拉伯革命告訴美國人，美國面對的全球挑戰中，即使中國的崛起算一個對其主要的挑戰，也還不一定是最緊迫的。因為中國並沒有挑戰美國的政治意志，而是繼續不斷地購買美國國債，加強與美國的“相互依賴”和“夥伴合作”。

美國從與中國的關係，類似與穆巴拉克的埃及一樣，已經獲取了巨大的利益。那些鼓吹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挑戰的美國人，其實是不利於、甚至是違反美國在中國的根本利益。

美國在中東靠不住的盟友薩達姆早已清除，剩下的中東領導人，即使是利比亞的卡扎菲，這些年也與美國和英國關係大大改善，放棄了開發核武器，至於穆巴拉克等，都是靠得住的盟友。如今，這些美國的老盟友，一個個顏面盡失地下台，局面大變，美國該如何應付？

從目前奧巴馬政府對中東事變的反應來看，我的概括是美國正在“將錯就錯”、變被動為主動，接過這些國家民主勢力在推翻獨裁者的口號，畢竟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不僅是利益，還有價值。民主也是美國外交政策一貫的原則。

所以，美國會爭取使這次終究、遲早要發生的阿拉伯革命中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干預局勢演變的方向，使局勢反而變得對美國有利。利比亞事件中，美國動員了外交、軍事、經濟、人道主義等多種手段，試圖介入利比亞局勢，通過幫助利比亞新政權而使美國搖身一變為阿拉伯政治革命的主要國際支持者，甚至國際領導者，從而大大化解這次革命對美國利益和影響的衝擊。

作者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現為新加坡國大東亞研究所訪問高級研究員。本文觀點為作者個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