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貧富差距七種成因剖析

在各大網站的兩會民意調查中，收入分配問題幾乎都位列榜首。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但分配失衡的問題也日益凸顯。為什麼收入差距問題越來越突出?“十二五”規劃期間，如何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

在居民收入分配方面，政府的責任應當是維護公正，兼顧均平，高端調低，低端託底

七種原因導致收入差別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至少要作出如下七個層次或七個方面的分析。

一是源於誠實勞動中努力程度和辛勞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別。在傳統體制平均主義大鍋飯環境中，幹好幹壞一個樣，是養“懶人”的機制，收入差異小，生產力得不到解放。改革開放之後，總體的“勤快”程度提高了，但“勤快人”和“懶人”的相對差異仍然存在，新的體制和機制使“懶人”和“勤快人”的收入差異明顯擴大。這種以公正為前提，源自努力程度、辛勞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別，或者説作為收入差別中的一種重要構成因素，在社會生活中必然出現。

二是源於個人稟賦和能力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別。社會成員間必然有稟賦和聰明才智方面的一定差異。在競爭環境下，先天稟賦和基於其他原因在後天綜合發展起來的聰明才智，結合構成人們各不相同的能力、才幹。客觀存在的這種差異必然帶來各人收入水平上的差異。一些特殊的、稀缺的能力與才幹，如企業家才能、科技人員創新才能，比“努力程度”帶來的差別往往要高出許多倍。只要權利、機會和競爭過程是公正的，這種在競爭中形成的高收入應無可厚非。

三是源於要素佔有的狀態、水平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別。由於種種客觀原因，每一個具體社會成員在資金、不動產、家族關聯、社會人脈等方面必然是有所差異的，而由此帶來的收入高低不同，也是客觀存在的，並且有可能形成傳承的“自我疊加”的關係。權利、過程和規則是否公正，是我們判斷這方面收入是否正當、合理的主要依據。

四是源於機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別。比較典型的是市場態勢變動不居，不同的人做同樣的事，純粹由於時運不同而結果大相徑庭，甚至“好運”的好到一夜暴富，“壞運”的壞到血本無歸。這裏面機遇的因素也是不可否認的，在市場經濟的某些場合，其作用還十分明顯。權利、過程和規則的公正，也是這方面應掌握的關鍵所在。

五是源於現行體制、制度某些不夠合理的“明規則”因素而形成的收入差別。有些由體製造成的壟斷因素和制度安排因素，在現實生活中可以強烈地影響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比如，一般壟斷行業職工的收入明顯高於非壟斷行業，又比如，公職人員收入水平與組織安排的具體位置關係極大。這中間的規則即使是“對內一致”的，對社會其他羣體也已有不少明顯的“不公”問題，需要切實地重視和改進。

六是源於現行體制、制度中已實際形成而不被追究、或暫時不被追究的“潛規則”而形成的收入差別。這大體相當於一般人們所説的“灰色收入”。它現實存在，透明度很低，往往在規範渠道之外，按“心照不宣”方式或“內部掌握”方式實施其分配。比如公職人員相當大的一部分“工資外收入”，在沒有“暗賬翻明”而陽光化、規範化之前，很多可歸於這種收入，其因不同條件、不同部門等，又往往差異很大。再比如國有企業在法規不明不細或監管鬆弛環境下，因怎樣“打擦邊球”不同而形成的職工收入分配水平差異，也可能十分顯著。這些潛規則許多是明顯不公正的，亟需整改。

七是源於不法行為、腐敗行為而形成的收入差別。這大體相當於人們所説的“黑色收入”，往往數額巨大，與違法偷逃税款、權錢交易、賄賂舞弊、走私販毒等相聯。這種因素形成的高收入，從起點、過程來看，已經毫無公正可言，不屬公民權利，甚至是構成犯罪的。

在收入分配中，政府有何責任

在居民收入分配方面，政府的責任應當是維護公正，兼顧均平，高端調低，低端託底。賈康

如果從權利公平、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的角度來看，政府的應盡之責是制定和維護必要的、合理的法律制度和規則，廓清與保護合法的產權、公民權利和公平競爭的環境。如果從結果公平的角度來説，政府的作用應更多地體現為通過再分配手段抑制、緩解收入懸殊。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應通過税收等規範手段適當調低;低收入階層收入不足以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缺口，應通過社會救濟、社會保障措施填補。由於對社會成員的發展而言，前期的“結果”在一定場合又是後期的“起點”，於是應當明確政府的另一項應盡之責，就是努力發展和實現基本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即政府應該提供諸如普及義務教育、實施基本醫療、住房的社會保障這類“公益品”。這樣可以更有利於清晰地形成一些政府職責邊界和“政策理性”的要點，解開一些對於公平和效率矛盾的困惑，促成收入分配相關政策的正確把握與合理化調整，進而有利於一些社會矛盾的緩解與多元主體活力的持續釋放，保障和支持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持續發展。接下來，就有必要討論促進居民收入分配合理化的分類調節問題。

一般地説：

一，對於勤勞致富、才能致富，政策都應當大力鼓勵，或以鼓勵為主加上再分配的適當微調。

二，對於要素佔有和機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異，政策上應當作適當調節，但不宜作抹平處理。

三，對於體制性明規則、潛規則不周全、不合理造成的收入差異，在明確需有所調節、抑制的同時，關鍵是以政策和制度建設推動深化改革、機制轉變，追求制度合理化、規範化，再配之以必要的再分配調節。

四，對於違法亂紀的“黑色收入”，必須堅決取締、懲處，打擊其行為，罰沒其收入，並注重從源頭上加強法治、制度建設以抑制違法亂紀、腐敗行徑的滋生土壤與條件。

五，要特別強調的是，對於由於特殊原因，收入不能維持基本生活的社會成員，一定要以“應保盡保”的原則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以上的看法，所強調的是，把握好收入再分配需以對近年收入差異形成原因的正確分析為前提作分類調節。結果的公平與效率確有一定的負相關關係。在我國經濟社會“黃金髮展期”與“矛盾凸顯期”交織狀態下，正確處理收入分配“均平”與效率的權衡點，既是各方都非常關注的事情，也是非常複雜、很有難度的事情，是把握好政府於再分配領域政策理性的核心問題之一。任何一種分配狀態都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從社會公眾總體的可接受程度而言，在維護公正即維護公民權利公平和經濟活動起點公平、機會公平、過程公平的前提下所形成的分配結果，是最接近於“合理”的狀態，政府只需以再分配手段作適當的“均平”處理即可。相反，如果前面起點、機會的公正和過程的公平沒有維護好，那麼對於結果無論作多大力度的調節，都必然是進退失據和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