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民主是最好的東西嗎？

中國許多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多黨民主在當前不是中國最好的解決辦法。中國太窮、太不穩定、太腐敗、或者太脆弱，如果現在實行民主會受到外國列強的欺侮。但是，自由派改革者常常認為自由和公正的競爭性選舉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西方式民主是中國未來應該考慮的好東西。但是，民主真的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嗎？對這種假設，我想提出質疑。

“民主不那麼好”這個陣營本身可以分為兩派，我們姑且稱之為“悲觀派”和“樂觀派”。悲觀派指出民主的嚴重問題：人民的意志可能是不道德的，比如它可能支持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這種擔心不僅僅是理論問題。就正在民主化的埃及來説，普遍存在的反以色列情緒就不一定對中東的和平事業有利。

就中國來説，不健康的民族主義情緒已經得到強化。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想把中國建成可以對全世界説不的軍事強國和經濟大國，根本不考慮什麼道德問題。民主轉型後很容易產生民粹派政治強人，而且可能得到安全部門和軍方的支持。

指責中國政府煽動民族主義的仇恨怒火很容易。但事實上，政府常常試圖壓制民族主義的泛濫。與許多人的想法相反，大眾報紙的審查內容很大部分不是針對自由派的改革觀點而是指向極端的和危險的民族主義傾向。

因此，悲觀派改革者説，中國應該採取措施打擊腐敗和公權力的濫用，以其他形式開放社會，但並不走上選舉民主的道路。從長遠看，或許應該進行民主選舉，但不是現在。

樂觀派指出了西方式民主作為長期理想的另外一個問題：受到政府政策影響的非選民沒有自己正式的代表。因此，民主政府可能違背子孫後代和居住在國家邊界之外的人的利益。

這仍然不僅僅是純粹的理論問題。像希臘這樣的民主國家投票支持難以為繼的福利政策，如今的困境不僅可能傷害子孫後代的利益而且對其他歐洲國家造成威脅。我們還可以考慮一下全球變暖的問題：為了子孫後代或者外國人的利益，讓民選政府限制能源的使用，這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中國模仿美國模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美國的標準，世界將被糟蹋得難以修復了。今天，生活在華南的幾億中國人不能使用集中供暖系統。這樣的政策給全世界的子孫後代帶來利益。但這個政策可能被民選政府推翻。

針對這些擔心，樂觀派的回應是建立比西方民主更好的政府管理形式。在過去10年，儒家改革者已經提出了三院制國會的建議，代表工人、農民利益的庶民院，同時加上代表非選民利益的通儒院和國體院。庶民院的代表由選民選舉產生，而其他院的代表通過現代考試體制擇優選拔。在中國農村諸如土地糾紛的問題上，庶民院的決策佔優先地位，但在外交政策和環境問題上，通儒院有更多發言權。

民主派往往反對這種看似烏托邦的建議，他們説民主應該是優先選擇：讓我們首先民主化，然後再考慮如何改善民主。

但是，現行的政治體制在某些方面已經具有賢能政治的色彩，吸收採用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不僅是切實可行的，而且也是值得追求的目標。

有七千八百萬黨員的強大政黨——中共越來越多地根據競爭性的選拔標準擇優提拔使用幹部。政府根據五年計劃實施一些政策，這些計劃主要是為了長遠利益而制訂的，如支持清潔能源、高速鐵路以及中國西部人口稀少的貧困地區的經濟開放項目等。

民選政府更容易受到短期選舉利益考慮的限制。一旦民主政府出現以後，就很難做出改變。人們養成了投票選舉國家最重要的政治領袖的習慣後，很難再提出其他的選擇，即使它們可能更有效率或者在道德上更優越。哪個政客有膽量告訴人民，他們不應該在外交政策和環境問題上擁有所有王牌？

在此，我們並非反對改革。有關各方都同意，從長遠看政府應該在各方面都更加人性化。從理想上説，一個社會應該講究公平正義，維護言論自由，給予個人充分發揮才能的自由，而不是把人們困在農田裏辛苦勞作或為工廠資本家的利益賣命。但我們不應該把政治靈感僅僅侷限於西方式的多黨民主。中國有儒家和社會主義的優秀傳統，追求和諧社會的目標是恰當的，它不僅僅有益於工人、農民和子孫後代而且有益於受中國政策影響的生活在中國之外的人。

作者簡介：貝淡寧（Daniel A. Bell）上海交通大學志遠人文藝術講座教授和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授，比較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主任。最新著作是《中國新儒家》（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