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 對中美關係不穩定性的分析

內容提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呈現出一種不斷振盪的不穩定性，但無論是“民族主義高漲論”還是“經濟實力增長論”，都難以對這一現象做出很好的解釋。作者認為，導致中美關係不穩定的真正原因在於兩國所採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國崛起與美國單極霸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了在趕超美國的過程中，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是難以避免的，兩國很難建立起真正的戰略友好關係。中美缺乏足夠的共同戰略利益，同時，雙方總是通過用虛假的美好詞彙來描述雙邊關係的方法暫時緩解利益衝突，但也導致中美關係頻繁地起伏振盪。中美之間的利益關係非常複雜，雙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也有衝突性和對抗性的利益。因此，兩國在確定開展以何種形式進行合作以前，應該首先明確雙方合作領域的具體利益類型是什麼。由於雙方對抗性和衝突性的利益多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因此兩國應投入更多的精力用於發展消極合作，而不應將雙邊合作僅僅侷限於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雙方對不同領域的合作預期能夠符合具體利益的特性，那麼雙邊關係是有望實現穩定發展的。

作者簡介：閻學通，清華大學當代國家關係研究院院長，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 ）對中國進行了為期四天的國事訪問。其間，中美兩國元首簽署了？中美聯合聲明。該聲明稱，兩國就共同推進新時期中美關係達成共識。然而，在奧巴馬訪華僅僅一個月之後，中美之間就開始不斷出現惡化雙邊關係的負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國對華無縫鋼管實施貿易制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ary Clinton）批評中國網絡缺少自由、美國對中國台灣出售武器、奧巴馬在白宮接見達賴等一系列事件導致中美關係不斷惡化。然而，正當政治評論家們開始思考並且以為他們已經理解了中美關係為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時，兩國關係卻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就兩國合作進行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通話。這又使得評論家們不得不重新尋找中美關係改善的原因。然而，當中美關係改善不到三個月，2010年7月，雙方又因美韓黃海演習和南海爭端發生對抗。三個月後，2010年10月，中美兩國國防部部長又進行會晤，中國軍方還邀請美國國防部部長訪華。許多人以為中美關係忽好忽壞是2010年才開始的現象，其實這一特徵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的常態現象。對於這個長期現象，本文將用“假朋友理論”進行解釋。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彼此假裝為朋友的策略是導致中美關係不斷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一、對中美關係不穩定的流行解釋

中美之間的爭端為什麼會在奧巴馬總統訪華之後不久就迅速凸顯出來？對這個疑問最流行的解釋有兩種：一種解釋認為，由於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導致了兩國間的爭端；另一種解釋則認為，由於中國實力不斷增長使得中國對美國的態度越來越傲慢、越來越強硬，從而導致中美兩國的爭端迅速凸顯。

筆者認為，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難以解釋中美關係為何在短時期內出現迅速下滑的狀況。一些人將中美之間的摩擦歸咎於中國不斷興起的民族主義。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有歐洲知名的學者聲稱，冷戰結束使得東亞地區權力出現真空，從而引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也造成了該地區的矛盾衝突。也有美國知名學者説，在2010年奧巴馬政府批准對台一攬子軍售之後，中美關係出現的下滑狀況是由於中國的民族主義造成的。民族主義高漲論目前變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資深的中國學者也持這種觀點。例如，一位美國問題專家就奧巴馬訪華後中美關係下滑問題接受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今天的（中國）政府更需要對其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做出反應。

中國的民族主義源於19世紀中期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入侵，其發展進程貫穿了中國整個近現代史，迄今已逾一個半世紀。即便我們假定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近現代歷史中是線性發展的，我們也必須同時承認另一個事實，即無論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是自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的惡化和改善都不是線性變化的，而是一種起伏振盪的狀態，冷戰之後更是如此。奧巴馬訪華後不久中美關係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現改善的狀況，這種起伏程度既不是雙邊關係史上最輕微的，也不是最劇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來中美關係起伏頻繁的特徵。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實在無法解釋這種忽好忽壞的現象。民族主義高漲可以解釋雙邊關係惡化，但無法解釋為何雙邊關係會在短期內迅速改善。在中美關係已出現三個多月的摩擦後，中國的民族主義並未進入低潮，中國領導人可能並沒有顧及這種壓力，還是決定與奧巴馬總統進行通話，雙邊關係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腦對話也未在中國引起民族主義的反彈。

與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相類似，中國實力增長論同樣難以解釋2010年上半年中美關係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現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促使中國採取強硬對外政策，就像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一樣，也是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有美國學者説，中國正在從一個羸弱的發展中國家向一個強大的發達國家轉變，這使得中國的對外政策變得比以往更加專橫。幾乎在同一時期，宣揚中國威脅論的人説，基於冷戰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的高速增長，中國的軍事實力正在不斷崛起，並已經具備了足以威脅美國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國的一些學者將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11月訪華後出現的中美關係新一輪下滑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超級表現使中國的態度變得傲慢。例如，有學者説：導致中國最近行為的第二個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過於自信。能夠以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在全球經濟衰退中成功地脱穎而出，中國當然以此為傲。不僅美國學者將中美關係下滑歸因於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一些中國媒體也認為，鑑於中國實力的顯著增強，中國應該採取更加強硬的對美政策。

然而事實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並沒有使中美實力的差距發生性質上的變化。中國在此次危機中所遭受的打擊的確小於美國，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兩國的實力對比。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GDP 為4.32萬億美元，美國為14.2萬億美元，中國GDP 僅為美國的30.4%.2009年，中國GDP 增長了8.7%，達到4.7萬億美元，美國GDP 則下降了2.4%，降至13.86萬億美元，中國對美國GDP 的比值升至33.9%.在這兩年中，兩國GDP 的差距僅僅縮小了3.5個百分點。這麼微小的經濟實力差距變化對一國外交決策的影響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以此為據來解釋中國強硬對抗美國傷害中國利益的行為，顯然説服力不強。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不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權。中國政府知道，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儘管中國的經濟成就讓世人矚目，但中國的決策層在實施對外政策時，依然遵循韜光養晦和不當頭的原則。這一原則是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於1990年制定的，從那時起，這項原則就一直是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中國學界的確有人建議改變韜光養晦政策，但這種意見並未被接納，而是被否定。在整個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決策層在實施對美政策的過程中對這一原則的堅持始終沒有動搖。例如，儘管中國政府在口頭上抗議了奧巴馬政府對台軍售和接見達賴喇嘛等行為，但並沒有對美國實行制裁措施。在2010年1月31日，中國政府宣佈，將對那些向中國台灣出售武器的美國公司實施制裁，但沒宣佈制裁的具體金額以及任何一家美國公司的名字，這就向美國政府清晰地傳達出中國有意和解的信號。事實上，在4月2日中美首腦通電話之後，中國製裁美國相關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關係的這一突然改善，不僅證明了中國對美國政策的強硬程度並沒有與中國實力同步上升，同時也説明，2009年底奧巴馬對華政策趨於強硬也非源於美國經濟在2009年開始復甦。

不穩定性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的重要特徵，也可以説是中美假朋友關係的外在表現。在以下部分中，筆者將從“假朋友”這個視角解釋中美關係的不穩定性，以克服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論和中國經濟增長論的理論缺陷。中美關係動盪不定的特徵始於冷戰結束之後，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冷戰後出現的因素，才能較好地解釋這一時期中美關係的起伏動盪狀況。

二、中美兩國的假朋友策略

1989年，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美兩國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識到，兩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那種友誼結束了。然而，兩國都沒有對雙邊戰略關係發生嚴重對抗做好思想準備，試圖為改善關係創造新契機。老布什（George W.Bush ）總統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務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 croft ）赴北京，以保持兩國交流渠道的暢通，並繪製了改善雙邊關係的路線圖。

自此，改善戰略關係這種良好的意願就成為了兩國假朋友策略的基礎。然而，兩國領導人良好的主觀意願缺乏客觀的共同利益基礎，也就是説，中美戰略利益在客觀上是存在衝突性的，因此，兩國採取的政策也就無法穩定雙邊試圖建立的戰略關係。

對中美戰略關係進行美好但虛假描述的現象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發生的台海軍事對抗給中國和美國都敲響了警鐘，為了遏制雙邊關係螺旋式下降的趨勢，降低衝突對抗的可能性，中美雙方都設法表達改善關係的善意。兩國政府官員都想用一個相對模糊的術語來掩飾雙邊關係的不穩定性，最終雙方同意用非敵非友一詞來描述和界定中美關係。非敵非友一詞所表達的中美關係性質曾一度成為學界研究的主導性觀念。我們可以從一部關於1989-2000年中美關係的著作中看到這一點。這本書的題目叫？同牀異夢，這與非敵非友含義類似。該書作者認為，這個題目抓住了中美關係的本質。

中美峯會在20世紀90年代末得到恢復，這使得性質已經不明確的中美關係變得更加虛幻。從1989年6月至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美，在此期間，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沒有舉行過任何峯會。在中國領導人訪美期間，兩國元首發表了聯合聲明，宣佈兩國同意建立一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係。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一詞使得人們在揣度中美關係性質的同時，更加傾向於將其想象成為朋友關係。

一位美國學者就指出，儘管目前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一詞的具體內容還不明確，但不管怎樣，這個概念總是傳遞出了這樣一個信息，即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大於彼此之間的利益分歧。美國總統克林頓（W illiam J.Clinton ）於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訪華，這是9年來美國總統首次對中國進行的國事訪問，這進一步增強了人們關於中美關係是朋友關係的印象。然而，此後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軍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這擊碎了兩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幻覺。

中美兩國政府就改善炸館後的中美關係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沒持續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國海發生的中美撞機事件使中美關係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機事件導致的中美關係惡化在五個月後就被當年發生在美國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改變了，小布什（George W.Bush ）政府開始改善對華關係。2003年11月，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 ）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個官方舉辦的中美雙邊研討會上説，中美關係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這一言論引發了會場上激烈的爭論，因為就在幾天之前，鮑威爾還在公開場合與中國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陳水扁握手，而後者被中國政府視為是台灣分離主義的領導者。儘管鮑威爾的論斷遭到了廣泛質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陣營的人所反覆引述，尤其當他們訪問北京的時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總統的父親、美國第41屆總統老布什就曾在他兒子訪華前一個星期的時候，在一個公開集會上重申了這一論斷。2008年小布什總統在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向中國國務院總理温家寶表示，中美關係不是零和博弈，兩國能夠實現共同發展。2009年1月，美國副國務卿約翰。內格羅蓬特（John D.Negroponte ）在其首次訪華期間重申，中美關係處於歷史最高點。奧巴馬接手白宮後，其政府延續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駐中國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在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期間，對媒體再次重申了中美關係處於歷史最佳時期的觀點。

儘管中美兩國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雙邊關係最好時期是在1978-1989年，但兩國政府仍然願意把冷戰後的雙邊關係描繪得更加友好，彼此偽裝成朋友。對於美國政府對中美關係所做的這種美好但虛假的描述，中國政府給予了肯定，也否認中美關係所具有的競爭性。2008年9月，中國政府領導人在紐約出席一個由美國友好團體舉行的歡迎午宴時發表演講説：中美兩國從未像今天這樣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合作伙伴，還可以成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兩國的決策者都認為，對雙邊關係進行美好但虛假的描述比做出實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於改善和穩定雙邊關係。

然而，中美關係60年的發展歷史卻表明，對雙邊關係進行美好但虛假的描述是無益於雙邊關係穩定的。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對中美兩國1950-2009年的雙邊關係進行了定量測量，測量結果顯示，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關係比冷戰後的中美關係穩定得多（見圖1）。

我們可以將圖1的時間軸（橫軸）劃分為四個時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這四個時期中，中美關係出現波動最少的時期是1978-1988年。在這段時期中，中美關係友大於敵。圖1顯示，這一時期兩國關係在縱軸上的振幅小於2個單位。由圖1還可見，中美關係的第二穩定時期是1950-1970年，即朝鮮戰爭爆發至中美實現戰略合作的前一年。這一時期中美關係在縱軸上的振幅為2.5個單位。在1971-1977年這段時間裏，中美關係的振幅最大，超過了6個單位，但呈現的卻是一個向上的線性改善趨勢。起伏振動最劇烈的時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過4個單位多，並且震盪起伏頻率最高。

三、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奧巴馬政府上台後，中美兩國政府形成了一個共識，即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這種觀點很快就被兩國的政治人物們所接受。然而，兩國政府間達成這個共同認識卻誤導人們認為中美關係的這種重要性來自雙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於雙方的巨大的戰略利益矛盾。

中美關係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是以兩國衝突性利益為基礎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當確定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後，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要性為什麼能夠超過中美兩國分別同其他大國的雙邊關係以及其他大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當然非常重要，但物質實力並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經濟實力長期位於世界第二，但是美日關係的重要性從未達到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的重要性水平，也未達到過冷戰後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水平。美日關係的重要性相對較低，並不是因為美日之間的共同利益比冷戰時期美蘇之間或當前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於冷戰時期美蘇之間或當前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美日是軍事盟友，共同利益多於衝突性利益，這使得日本能夠採取搭便車和追隨美國的策略。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對外政策基本上是實現美國的政策目標，因此美日關係對世界的影響就難以超越美國自身政策對世界的影響。

當前中美關係在全球範圍內的重要性與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於雙方戰略利益衝突而非共同利益。由於雙方戰略利益存在衝突，中國和蘇聯都採取了與美國不一致的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國不得不對其原有政策進行調整，做出妥協。而正是美國的政策調整和妥協在客觀上影響了全世界。因此，是衝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蘇關係和中美關係分別成為冷戰和當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2008-2009年，中國和日本分別是美國的第一和第二大債權國，兩國對美國債權的差距月均縮小7%.然而，當時沒有人擔心日本會利用其手中的美國國債作為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但卻經常有報道稱，中國可能會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用以報復美國的反華行為。這一事實很好地説明了，為什麼中美金融關係的重要性大於日美金融關係。又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經濟實力遠遠弱於日本，但總體而言，美俄關係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都具有比美日關係更大的影響力，這同樣是因為俄羅斯在很多問題上採取了不同於美國的政策。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中美之間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於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決定着兩國的戰略關係。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兩個大類之下，從利益的內容和關係兩個維度出發，我們可以將中美間的戰略利益分成四種。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衝突性利益和對抗性利益（見圖2）。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內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紀70-80年代，中國和美國都有遏制蘇聯軍事擴張的需要，這一共同利益構成了那一時期中美建立準軍事同盟關係的基礎。互補利益是指那些內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品需要美國市場，以增加就業機會，同時美國需要進口中國製造的廉價產品，以低價格保持高質量生活水平。若以國家為單位，在2008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衝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內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後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互相指責的重要原因。對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內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兩國都想對南中國海實行有效的軍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實現了這種目標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標實現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以來，這種對抗性利益已經引發了中美兩國在這一水域的多次爭端。

如果我們對中美戰略利益的類型做更細緻的分析，就會發現在中美的全部戰略利益中，對抗性和衝突性的利益遠多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見表1）。在國際安全領域，中美之間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的利益。兩國在防止雙邊戰爭、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保障國際航運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訴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則是相互衝突和對抗的。例如，美國對台軍售、對華武器禁運、爭奪南中國海控制權、美國在東亞部署反導彈防禦系統、中國武器現代化、打擊台、疆、藏分離主義勢力、太空研發、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問題等。

在政治領域，除了在維持當前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數量不變這個問題上中美兩國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問題上，中美兩國的利益幾乎全都是對抗的或衝突的。

中國是崛起中的大國，而美國則是維持現狀的霸權國。中國是竭盡全力爭取重新獲得歷史上曾擁有的世界主導地位，而美國是極力要保住其單極霸權地位，不想拱手相讓。

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從根本決定了兩國間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歐洲學者所説的那樣：它的（中國的）崛起將不可避免地威脅到美國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具體而言，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東亞主導權、人權問題、宗教政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以及社會發展模式等諸多政治問題上都存在着對抗或衝突。例如在人權問題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政府每年都會就美國的人權問題發佈年度報告，以反擊美國在國務院全球人權年度報告中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2010年3月，兩國政府均發佈報告，相互譴責對方的人權問題。

在經濟領域，中美兩國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體説來，兩國均受益於合資經營、擴大全球市場、中國購買美國國債、雙邊貿易以及互惠旅遊。在實現經濟合作的同時，雙方也會產生衝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識產權保護、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雙邊貿易不平衡、二氧化碳減排標準、高科技的競爭、對戰略經濟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體系改革等諸多問題上，雙方一直爭執不斷。

在文化領域，中美兩國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從某種程度上講，兩國堪稱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奧運會金牌總數具有競爭關係外，兩國在教育和文化等領域有着眾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兩國高政治領域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多於低政治領域，因此導致中美關係在民眾層面和政府層面呈現為兩種不同狀態。自1978年兩國建交以來，中美兩國在民眾和社會層面的雙邊關係一直是穩步發展，在學術、旅遊、商務、體育和文化等諸多領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這個層面，兩國民眾對彼此文化和民族特點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這種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影響，雙方民眾關係仍然保持着擴展和深化的趨勢。然而，冷戰後中美政府間關係則沒有這種良性互動，而是振盪頻頻，摩擦擴大的速度超過合作。中美政府與民眾關係不同，其原因在於，民眾主要關心的是低政治領域的事務，即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為朋友；而政府需要關注的是高政治領域的事務，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兩國政府無法成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礎，這是目前在國內流行的主流觀點。受這種觀點的影響，許多人錯誤地認為中美之間有這麼多的合作項目，因此雙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於衝突性利益，因此中美兩國是戰略朋友。事實上，國家間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種利益中的任意一種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能夠促成積極合作，而對抗性和衝突性利益則可以促成消極合作，我們也可以將之稱為預防性合作。積極合作的目的在於擴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極合作則主要是通過預防潛在的衝突或對抗的發生，或者限制這些衝突和對抗所產生的破壞效應，以減少相互不利利益給彼此造成的損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紀80年代共同對抗蘇聯軍事擴張就屬於積極合作，而1998年中美雙方達成核武器不瞄準對方的協議則屬於預防性合作。冷戰時期美蘇之間就進行了大量的預防性戰略合作。所以説，當前中美合作的規模和數量大，並不能證明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多於衝突性利益，也不能説明中美之間的戰略關係本質是朋友。要了解雙邊關係本質，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體內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中美之間對抗性和衝突性利益多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類型上都進行合作，那麼必然是消極合作多於積極合作。但這已經是在現實情況下中美進行合作最理想的狀態了。因此，如果中美將合作侷限於共同利益和互補利益上，中美間的合作量必然遠遠小於在各種利益上都進行合作的總量。客觀上，中美並未在所有對抗性和衝突性利益上開展消極合作。例如，兩國自1989年以來就一直未能在人權問題上開展有效的預防性合作。客觀上，由於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兩國能夠開展的消極合作的空間要比積極合作的空間要大。然而，目前兩國已有的合作是積極合作多於消極合作，這就意味着中美之間有非常廣闊的消極合作空間。

四、金融危機與假朋友關係

發生於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進一步強化了中美的假朋友關係。一方面，中美兩國都強調在應對這場危機的過程中同舟共濟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體系過程中共同領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兩國又都想讓對方為全球經濟復甦和金融改革多做貢獻，而自己從中能多獲益。

此次金融危機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間擁有很多的共同戰略利益。在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美國在華盛頓組織召開了第一屆20國集團金融峯會，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經濟體的首腦悉數出席。與會領導人一致認為，各國正面臨着相似的威脅，各國共同努力使全球經濟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恢復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此外，這次峯會還就如何在一些關鍵性領域（如促進經濟增長、應對金融危機、建立改革基礎以防止危機再次發生等展開合作達成了普遍共識。此後，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國的奧巴馬總統和中國領導人又都先後出席了在倫敦和匹茲堡召開的20國集團峯會。截止到2009年秋，20國集團峯會已發表多項聲明，強調各國在應對金融危機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這些峯會的聲明使人們錯誤地認為，應對金融危機是中美兩國至關重要的共同利益，這將促使兩國在推動全球經濟復甦的過程中採取聯合領導的政策。

中美關係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會議上就表現出了下滑的跡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兩國正在為推動全球經濟復甦進行聯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筆者參加了一個有6位中美人員的專題小組討論。該組的議題為美國-中國：重新制定全球議程。除筆者外，其他5位討論人都認為，金融危機為中美兩國合作創造了重大的共同戰略利益，因此，當聽眾提問中美將給世界提供什麼樣的共同議程時，他們都給出了非常積極的回答。

然而，客觀事實是，此次金融危機給中美兩國造成了經濟打擊，並沒有使兩國互利的利益超過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縮的情況下，兩國都有通過擴大出口恢復本國經濟的需求，這增加了兩國經濟關係的競爭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業率對於中美都是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對兩國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因此兩國都希望能儘可能地擴大出口以增加就業機會。然而復甦遲緩的全球經濟難以同時滿足兩國的這種相同需求。面對美國國內消費在短期內不大可能出現顯著增長的現實，奧巴馬政府只好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根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2009年，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夥伴，面對出口增長不振的現實，美國政府和社會就將中國作為其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奧巴馬於2010年2月和3月兩次公開表示，為了確保美國商品面對的市場競爭不那麼激烈，美國在對華貿易和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將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2009年9月，奧巴馬總統在與温家寶總理會談時，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集中討論了中方貿易順差和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問題。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另一個被廣泛誤解的概念是兩國集團（G2）。在這場金融危機發生後，出現了G2和中美國（Chimerica）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出現使人們誤以為中美關係正變得越來越好。其實，G2擁有多種含義：第一種含義是指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新的與美國在同一等級位置中的超級大國；第二種含義是指中國應當承擔與美國相同的國際責任；第三種含義是指中美兩國能夠為世界提供聯合領導權；第四種含義是指中美兩國分享着多種全球性利益。儘管G2一詞也包括了積極含義，但中國政府還是拒絕了這個概念。2009年奧巴馬訪華期間，温家寶對他明確表示，中國不同意G2這一提法。，這不僅表明中國還沒想要分享美國的世界領導權，同時也説明中國不相信美國願意與中國分享它的世界領導權。

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不再把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而是將其視為一個發達國家，認為中國已有能力承擔與西方發達國家相似的國際責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所遭受的打擊遠小於其他大國。儘管受這場危機影響，中國GDP 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別實現了9%和8.7%的增長。在2010年7月，中國政府宣佈其GDP 總量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而與此同期，其他許多大國的經濟則遭受了負增長。美國GDP 總量2008年和2009年相繼縮減了1.9%和2.4%.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很難願意將中國繼續定位為發展中國家，但中國則堅持自己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例如，在一次關於開發一項國際基金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新聞發佈會上，美國氣候變化特使託德。斯特恩（Todd 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國家中不應包括中國，這一言論很快就遭到與會中國官員的強烈駁斥。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人們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覺也就隨之破滅了。

美國不僅想讓中國承擔更多的經濟責任，而且還希望中國在國際安全問題上能夠像其他發達國家那樣為美國提供支持。例如，美國的外交官員和戰略家曾與他們在中國的同行展開過討論，探討中國是否能與美國達成一項協議，允諾其能夠像其他援助美國的國家那樣出兵阿富汗。如果協議能夠達成，這將成為奧巴馬訪華的一項政治成果。此事的關鍵不在於中國是否會同意達成這樣的協議，而在於美國竟然認為，在美國對華武器禁運的情況下，中國有可能為美國提供此類軍事支持。儘管奧巴馬政府僅僅只是期待中國提供象徵性的軍事支持，但這種期待已經足以體現出中美朋友關係的虛假性。

此外，奧巴馬的個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雙方對彼此的不切實際的期待值，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雙方對彼此的失望程度。奧巴馬的政治性格與他的前任明顯不同。小布什傾向於對抗，在實際行動中堅決果斷；而奧巴馬則傾向於合作，在實際行動中總是猶豫寡斷。一名美國記者説，奧巴馬總是不能完成一件事，從而令各類選民失望。，他樂於向其他國家許諾合作，但卻不善於將這些許諾付諸實際。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名戰略分析家就曾評論説：他（奧巴馬）無法兑現他的所有承諾，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個任期做不到，永遠都做不到。

為了改善被布什單邊主義嚴重損害的美國國際形象，奧巴馬一上台就採取了多邊主義的政策。他的多邊主義包含了三項主要內容：（1）做出決定前徵求傳統盟友的意見；（2）與有分歧的大國開展交流和溝通；（3）在採取對抗行動前與敵人進行對話。奧巴馬的合作性言辭提高了中美兩國認為對方會進行合作的心理預期。奧巴馬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他的這一決定改變了中美關係總是在美國新總統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現下滑狀態的慣有模式，同時也進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關係的虛假性。雙方都認為奧巴馬訪華將為中美關係的實質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礎。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奧巴馬政府才會期待中國會為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提供軍事支持以回報他上任當年就訪華的政策。出於同樣的認識，中國政府也才會期待奧巴馬政府在對台軍售以及會見達賴等問題上採取不同於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的政策。

奧巴馬政府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奉行只許諾不行動的策略，這一策略因金融危機而愈加凸顯。奧巴馬上台時正值美國深陷危機泥潭，急需中國的金融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的對華政策自然會流露出願意與中國開展合作以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基調。而中國的決策者們當然也很高興看到中美關係從小布什政府到奧巴馬政府如此順利地實現過渡，因而同意奧巴馬關於金融危機是中美兩國共同戰略威脅的判斷，並且也認為這一共同的戰略威脅為兩國更持久的戰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在奧巴馬訪華期間，中美兩國簽署了聯合聲明，其中就提到：雙方認為，21世紀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對和平、發展與合作的需求增強。中美在事關全球穩定與繁榮的眾多重大問題上，擁有更加廣泛的合作基礎，肩負更加重要的共同責任。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而努力。然而，就在這份聯合聲明發表之後僅僅幾周的時間，中美兩國又都開始對彼此所採取的預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假朋友關係的不穩定性

有人認為，中美保持假朋友關係有益於改善雙邊關係。然而，這種觀點既缺乏邏輯支撐，也缺少證據的支持。相反，我們卻能很容易地證明，假朋友關係的穩定性比真朋友、假敵人、甚至真敵人的關係都要差。雙邊關係的真實性取決於兩國對彼此利益關係的認知與客觀實際情況之間的一致程度。當認知與現實相一致時，雙方觀念中所認為的雙邊關係才是真實的，否則就是虛假的。當兩國都以為它們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實際情況卻相反時，它們的關係就是假朋友。與此相對應的是，當兩國認為它們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的利益，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時，它們的關係就是假敵人。認知與現實的不一致是導致雙邊關係不穩定的主要原因。

雙邊關係的穩定性主要取決於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對於獲得對方支持的預期（見圖3）。任何國家之間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兩國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則導致兩國衝突。兩國關係的穩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敵對決定的，而是由對支持的預期和實際獲得的支持是否一致決定的。如果兩國對於獲得對方支持的預期與它們實際所獲得的對方的支持之間出現了不平衡，那麼雙邊關係就很容易出現不穩定，反之亦然。當兩國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時，兩國的相互支持容易與兩國給予對方支持的預期相吻合。而當兩國的相互支持與對彼此支持的預期達到平衡時，雙邊關係的穩定性就能得到較好地維持。

回顧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在1978-1988年這段時期，中美關係最穩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間的實質性軍事互助與兩國對彼此支持的預期大致相符。中國幫助美國遏制蘇聯在亞洲和非洲的軍事擴張，美國則在1979年中越戰爭時幫助中國防範蘇聯對中國的進攻。與此同時，中美政治制度的差異決定了兩國在共同遏制蘇聯之外，不期望能與對方在其他領域開展合作。例如，那時的美國從未像現在這樣期待與中國在人權問題上進行對話。與二戰後的美英關係或者美日關係相比，可能會有人對1978-1988年這段時期中美友好關係的實質性提出不同看法，但無論如何，這個時期是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其性質也與其他時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關係不如真朋友關係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兩國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觀上多於互利的利益（見圖3）。然而，雙方卻不承認這個現實，也不以此為交往的基礎，而是假裝雙方互為朋友，於是形成了這種假朋友關係。當兩國假裝為朋友後，雙方都會期待對方像真朋友那樣為自己提供支持和幫助。然而客觀上，當相互不利的利益超過了互利的利益時，兩國是無法滿足對方的預期的。這樣一來，雙方會不斷因對方做出不利於己的決策而失望和不滿。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美關係就是一個典型例證。當中美一致認為兩國建立了戰略伙伴關係時，雙方心裏想的是在維護本國核心利益時，對方應該理所當然地給予支持，但又都沒有準備在對方維護其核心利益時給予對方實質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聯合聲明中宣稱：雙方一致認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對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極端重要。該聲明雖然沒有明確講國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國家利益的核心這是常識。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利益的客觀現實，決定了雙方無法在雙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具體而言，中國不會在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問題上支持美國，美國也不可能在反對台獨、藏獨和疆獨問題上支持中國。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頻繁抱怨美國損害了其核心利益的原因。

中美兩國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時並沒有明確地指出這些核心利益是什麼。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兩國核心利益中的多數是相互衝突的。例如，由於中國將台灣地區視為自己領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灣從外國購買軍事裝備就成為中國的一項核心利益。而美國又將中國台灣視為自己的一個所謂的軍事盟友，於是對其提供軍事裝備就成為美國保持其在東亞地區軍事主導權的一項核心利益。

由於中美不願正視雙方結構性的戰略利益矛盾，因此奧巴馬政府誤以為，對台軍售不會對總體的中美關係造成根本性影響。這一判斷的形成主要是基於三種觀念：（1）奧巴馬總統和胡錦濤主席都同意在兩國間建立一種積極的、合作的和廣泛的雙邊關係。（2）當前的中美關係已經成熟。奧巴馬政府據此想當然地認為只要將F-16戰鬥機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單之外，就足以向中國傳達出美國的合作意願。（3）美國對台軍售有助於維持東亞地區的和平，而地區和平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一位美國政府官員就曾表示：我認為他們（中國人）的反應不會超過我們的預期。美國國務院的一位新聞發言人也曾對記者説，美國對台軍售是美國長期以來為台灣地區提供防禦保障的一種體現，像通常一樣，我們會追求我們的利益，不過追求的方式不會影響到積極、合作的對華關係。這些言論反映出，即使美國明明知道對台軍售是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關係使美國政府相信，對台軍售不會影響中國與美國進行合作的積極性。

自中美採取假朋友策略以來，兩國經常掩蓋利益分歧，不斷創新友好言辭並在短期內恢復假友誼。例如，為了修復雙邊關係，奧巴馬在批准對台軍售僅兩個月之後，就對中國領導人説，美國承認一箇中國原則是中國的一項核心利益，不過雙方都明白這一承認並不意味着美國會停止對台軍售。這種雙邊關係的迅速改善並沒有解決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發的各種衝突，而只是將這些衝突暫時地掩蓋起來。中美之間有着許多暫時被擱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種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勢下凸顯出來，再次引發中美之間的新一輪爭吵。假朋友關係的國家發生爭吵的頻率遠遠高於真朋友關係的國家。在1990-2010年的這20年裏，中美關係和日美關係的差異可支持這個判斷。

假朋友關係也不如真敵人關係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關係的國家對獲得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高於真敵人關係的國家（見圖3）。當兩國互視為敵，它們對彼此間合作的預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沒預期。在這種情況下，因為雙方的敵對政策都是在對方預期的範圍內的，所以雙方都已做好對方做出對己不利決策的思想準備，而不會因對方的敵對政策產生失望或不滿。由於雙方都不期待對方會採取有利於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對方採取的政策對己無害，雙方都會滿意於對方的政策。不僅如此，由於雙方不僅不會期待雙邊關係的改善，而只是隨時準備雙邊關係的惡化，這又減少了許多預料之外的負面事件的發生，進一步降低了雙邊關係繼續惡化的可能性。由於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大於互利的利益，真敵人關係的國家會比假朋友關係的國家更難改善雙邊關係。當然，前者雙邊關係是穩定地保持在敵對關係的水平之上。儘管真敵人關係不如假朋友關係友好，但前者的穩定性大於後者。

在1950-1953年朝鮮戰爭時期，中美關係已經壞到很難有什麼事件能使其進一步惡化的程度。美國空軍在進攻朝鮮的同時，也頻繁轟炸中國港口城市丹東，但當時的任何一次轟炸對中美關係所造成的惡化都沒有19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對中美關係所造成的惡化程度那麼嚴重（見圖1）。可見，朝鮮戰爭時期中美兩國間的敵人關係是多麼的穩定和難以改變。美國與伊朗自1980年斷交以來，兩國關係的穩定性類似於朝鮮戰爭時期的中美關係。

假朋友關係也不如假敵人關係穩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敵人關係的國家在改善雙邊關係的機會方面會多於假朋友關係的國家。假敵人關係的國家之間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們所意識到的多（見圖3）。假敵人關係是兩國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觀上少於互利的利益，但雙方卻視彼此為敵人的關係。假敵人關係的國家對獲得彼此支持的預期較低，但客觀上相互有利的利益會促使它們採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敵人關係中的一方常常會驚訝於對方所做出的某種妥協超越自己預期的合作之舉。這就是為什麼假敵人關係的改善空間大於假朋友關係。

為了共同遏制蘇聯的軍事擴張，1971年，毛澤東在北京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握手。儘管中美兩國直到1978年才完全實現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間，兩國已經在客觀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礎上開展了戰略合作。這一時期中美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因此不會將對方視為朋友，但不斷髮生的雙方預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卻在客觀上培育了兩國的友誼。例如，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在訪華期間曾向中國總理周恩來表示，美國將減少售台武器的數量，並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聯絡處。

美國的這些意圖和舉動超越了中國的預期範圍。毛澤東在得到有關報告的當天，就立即授權周恩來着手開展相關工作。在之後的第二天，當毛澤東接見基辛格時，親自對基辛格説，他自己很贊同在中美兩國首都設立聯絡處這一想法。冷戰後中印關係的性質也是假敵人關係，因此雙邊關係出現了不斷改善的現象。

六、明晰性政策與戰略穩定

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批評中美的假朋友關係，而是要探究為什麼冷戰後的中美關係如此跌宕起伏，進而試圖找到一種能夠幫助兩國實現可持續合作的方法。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知道，無論互利的利益還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為兩國合作的基礎，但獲得彼此支持的預期一旦高於實際雙邊關係就會出現不穩定，反之則不斷改善。基於這一理論認識，本節將分析並提出中美兩國降低不現實預期和發展可持續合作的具體路徑。

中美兩國外交努力應集中於擴大客觀的互利利益，而不應專注於創造悦耳的新概念。學界諸多學者認為，只要中美擴大交流溝通，就能減少誤解，於是兩國關係就能向着積極的方向不斷發展。例如，一位中國學者就認為，戰略互信是一種觀念，不完全取決於對方的行動，很大程度上由意圖及對意圖的判斷決定，具有相當大的主觀性，也因此具備可塑性。但是，持這種建構主義觀點的學者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雖然？中美聯合聲明%將中美關係界定為戰略伙伴，但卻並不能阻止中美關係在2010年的惡化，而這次惡化就發生在奧巴馬簽署這份聲明後僅一個月的時間內。建構主義的觀點既不能解釋過去20年裏為什麼在中美兩國交流領域和頻率都提高的情況下雙邊關係依然衝突不斷，也解釋不了2010年中美關係時起時伏的現象。

在2010年4月中美兩國首腦通電話之後，許多負面事件都説明，加強雙邊交流並不一定能改善中美關係。為了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中國領導人於2010年4月12-13日訪問華盛頓，參加由奧巴馬主持召開的核峯會，並在與奧巴馬的雙邊會談中提出了旨在改善雙邊關係的五點建議。繼此次中美峯會之後，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於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舉行，分別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為首的雙方代表團就兩國各種可能的合作進行了全面的討論。然而，這些交流和對話都無力阻止新衝突的再次發生。在這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後不到兩星期的時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拒絕了美國國防部長訪華的請求，在6月4-6日於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中，中美軍方領導人還就雙方軍事關係的中斷髮生了公開爭執。6月底，中國領導人在多倫多召開的20國集團峯會上與美國領導人進行了交流和溝通，但奧巴馬卻在其演講中公開指責中國政府對天安號事件置若罔聞。7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對美韓在黃海的聯合軍事演習提出抗議。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條件下擴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並不比擴大根基容易。筆者認為，中美在開展可持續合作之前，應首先努力擴大互利的利益。穩定雙邊關係的政策對雙方都有利。以美國的利益為代價來實現中美關係的穩定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的綜合國力遠大於中國。同樣，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換取兩國關係的穩定也是沒有意義的。維持兩國關係穩定的目的應是維護本國的利益。但某些中國的評論家卻顛倒了這一邏輯，認為穩定與美國的關係是最高目標，中國應付出一些國家利益來實現這一目標。如果這個邏輯成立，中國就應同意美國售台武器，以實現中美關係的穩定。然而，以這種代價換來的所謂的中美關係穩定對中國是沒有意義的。中美關係能否持久穩定實際上是由雙方的互利政策決定的。正如一位歐洲學者所指出的，中美關係的未來取決於中美雙方的政策，而不僅僅取決於中國一方。

筆者曾提出，如果中美兩國能夠以明確戰略取代模糊戰略，中美關係將會變得比現在穩定。與此同時，一位美國學者也提出，為了實現相互確保的穩定性，奧巴馬政府應該放棄對華的遏制與接觸政策，而採取一種共同演進戰略（strategyof co-evolu tion ）。他進而説道：我們可以想到的是我們面臨着兩種選擇，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進。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確保穩定之中，後者將是我們未來與中國關係的明確特徵，就像相互確保摧毀曾是當年我們與蘇聯關係的特徵一樣。筆者並不同意這位美國學者提出的所謂共同演進戰略，因為這種戰略試圖在考慮這些（全球）新規則時將中國置於美國的一側，，我們很難想象，中國在諸多全球問題上會像日本那樣忠實地追隨美國。不過，筆者認同他所做出的關於中美關係緊張是不可避免的判斷，也同意他所提出的，為了穩定當前的中美關係，我們需要借鑑冷戰時期美蘇實踐的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思想。？儘管目前的中美關係在很多方面的特點都不同於當年的美蘇關係，但在權力競爭這一點上兩者是很相似的。

筆者認為，中美兩國在不同領域的利益關係不同，因此依據不同領域利益關係的特殊性決定雙邊關係的性質，將能較好地服務於中美兩國各自的利益。中美應將文化關係界定為真朋友，這有助於發展兩國在教育、體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會領域的合作，增進兩國民眾的友誼。中美在文化領域的互利利益遠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兩國應把培養文化友誼作為重要的外交目標。中國已於2003年和2006年分別與法國和俄羅斯建立了政府間的文化節活動。中國、法國、印度三國每兩年都會在本國主持一次對方文化的慶祝活動，比如在俄羅斯或印度舉行完中國文化節一年之後，中國會對等舉辦俄羅斯或印度文化節。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於中俄或中印文化關係，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層級卻低於中俄或中印，雙邊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於民間層面。政府間的文化關係在維護雙邊關係穩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於民間文化交流的。例如，兩國政府簽署的文化協議能防止兩國在出現新分歧時任意增加發放對方公民入境簽證的難度。

中美可將經濟關係定位為商業夥伴，這有利於雙方進入對方市場和吸引對方投資。中美在經濟領域中的互利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並且還有着巨大的拓展潛力。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2007年曾將中美兩國界定為利益攸關方（stake holders）。利益攸關方這一概念誤導人們認為中美之間有着廣泛的共同戰略利益，誤以為中美是同一買賣中的共同投資者。仔細考察中美兩國在經濟領域的互利利益，我們會發現，這些利益主要是互補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補利益關係是指兩國能夠滿足對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滿足的。例如，美國可從東盟國家進口玩具取代中國玩具以滿足國內需要，而中國可以用歐元取代美元作為其外匯儲備。鑑於中美經濟合作主要是以互補利益為基礎，因此互視為商業夥伴是較好的政策選擇。商業夥伴的黃金法則是公事公辦，用中國的俗語講就是親兄弟明算賬。這兩句話的最終指向都是商業夥伴並非朋友。這種關係定位能保持兩國間的距離感，從而降低雙方期待對方提供優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國做好了被美國界定為貨幣操縱國的準備，而美國也認為中國不會顧及美國的壓力而調整其匯率政策，那麼雙方就都不會因在匯率上的衝突而產生失望情緒，反而有可能討論出一個雙方各自都妥協的匯率標準。

中美政治關係可界定為政治競爭者，這有助於避免許多預料之外的雙邊或多邊政治衝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於互利的利益，這使得兩國難成政治朋友。

因此，為了減少預期之外的衝突，兩國都應將對方明確地界定為政治競爭對手。最重要的是，兩國需要明確它們之間存在着崛起國與霸主國之間的天然競爭關係。美國的目標是維持其全球主導權，而中國的目標則是恢復其原有的世界主導地位。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中美無法避免政治競爭。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長期快於美國，在向世界提供發展模式問題上就必然會形成競爭。彼此明確為政治競爭對手，至少在兩方面有助於中美政治關係的穩定：其一，兩國能達成明確的和平政治競爭協議，以防止雙邊戰爭的發生；其二，兩國將逐漸習慣對方做出對己不利的政策，因此會將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預期的範圍之內。儘管這無助於增進雙邊政治關係，但卻能夠防止不友好的政治關係進一步惡化。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一個不太友好但穩定的政治關係遠比一個起伏不定的假朋友關係更有利於中美雙方。

中美軍事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為彼此威脅者，這有助於促進消極合作，降低雙邊軍事衝突發生的危險性。在傳統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遠多於互利的利益。美國至今仍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這一事實説明了兩國間強烈的威脅感。中美軍事關係還達不到競爭對手的水平，因為中國的軍事實力在10年之內都還難以趕上美國，目前雙方在軍事上主要是防範而不是競爭。鑑於兩國在軍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種對抗性的關係，因此承認兩國在軍事上的相互威脅性有助於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雙邊軍事關係的穩定：（1）能夠降低彼此對合作的心理預期，從而不至於因對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過失望；（2）增強兩國建立防範危機機制的緊迫感，以防止意外軍事衝突的升級；（3）接受對方軍事不透明的合理性，從而減少兩國為此發生的口角；（4）軍事威脅者的身份有助於提高相互軍事威懾的可信度，從而有助於穩定雙邊戰略關係，防止不可收拾。

鑑於雙邊關係的複雜性，中美兩國應將它們的總體戰略關係定位為積極競爭與消極合作並存的戰略關係。競爭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中美競爭對世界的發展有着重要的積極意義。以發展模式為例，中美競爭在客觀上可為世界提供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為了體現自己的發展模式比對方的優越，兩國政府就得不斷改善和創新國家發展模式，都得對本國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國家採取施惠的政策，都得爭取為世界提供更好的領導，如同兩國在科研領域的競爭會促進人類科技的進步一樣。主觀上，中美在以增加經濟援助和承擔國際責任等方法擴大自身國際影響力的同時，客觀上也將為全世界帶來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爭奪道義制高點的競爭就非常有助於全球二氧化碳的減排。總之，只要中美戰略競爭是以和平方式進行的，這種競爭對世界就是有益無害的。只要兩國確信沒人能贏得核戰爭，中美競爭就不會升級為戰爭，而且兩國之間的和平競爭還會改善世界領導權。

中美的消極安全合作是有助於維持世界和平的。中國是崛起國，美國是霸主國，雙方的實力地位使得兩國難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脅或共同利益為主要基礎的積極戰略合作。中國要保證一個持久的和有利於經濟建設的和平環境，就會必然尋求避免與美國發生戰爭，而美國同樣也絕不想與一個核大國開戰。因此，雙方都需要將戰略競爭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內。這種合作雖然是消極的，但對全世界卻是至關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間不開戰，當今世界就不會出現大戰爭。目前，除了中國和俄羅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國基本上都是美國的盟友。筆者認為，中俄是半盟友關係，但俄羅斯的實際或潛在實力都難以像中國那樣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因此，目前中國是唯一在客觀上有可能挑戰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大國。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間爆發戰爭的危險，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將從兩國的消極合作中受益。

七結論

筆者認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於相互不利的利益，這是冷戰後兩國關係不穩定的基本原因，而兩國彼此假裝為友的政策，加劇了雙邊關係不斷出現戲劇性的跌宕起伏，對兩國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關係史表明，認為通過增強相互理解或改變思維方式就能開展穩定的實質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實的。為了使兩國關係得到持續的改善，中美應考慮在眾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礎上開展消極合作，同時降低對獲得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如果繼續將精力集中在改變觀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那麼兩國關係將會繼續不斷地跌宕起伏。事實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經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種能有效應對雙方利益衝突與矛盾的方法。

根據本文的理論分析，除非中美放棄假朋友關係，否則雙邊關係難有實質進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關係從假朋友變成真敵人，因為人們不願重回冷戰時代。人們的常識是，如果中美成為真正！死敵，整個世界將面臨極大危險。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中美結構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戰略利益不足以支撐建立真朋友的關係，然而雙方又不想成為真敵人，於是只剩下兩個選擇，即假朋友和假敵人。本文分析了當前中美假朋友關係的弊端，因此，假敵人關係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選擇方案，也就是將中美假朋友關係轉變為假敵人關係。

真朋友和假敵人的基礎在於雙方互利的戰略利益多於彼此的利益衝突。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的互利性利益遠大於彼此間的不利性利益，後者的互利性利益僅略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麼假敵人的雙方難以意識到它們互利性的戰略利益大於利益衝突，而會經常主觀放大它們的利益矛盾，以為利益衝突大於互利利益，於是雙方互視為敵。由於假敵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戰略利益少於真朋友，因此從假朋友向假敵人轉化的難度要小於建立真朋友關係。中美建立假敵人的關係，客觀上能降低雙方的外交目標，這易於外交目標的實現，從而將增強雙方改善關係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開坦承雙方戰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將假朋友關係轉變為假敵人的。如果雙方較多地討論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麼這將有助於降低雙方獲取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也有利於增強雙方的戰略信譽與關係的穩定。有學者認為，將中美關係視為敵大於友的關係不符合實際情況，如果其含義是説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説明中美建立假敵人關係的利益基礎已經具備。那麼中美就應更快地建立假敵人關係，因為假敵人關係比假朋友關係有利於雙方關係的改善。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及客觀利益的現實性意味着雙邊關係的基本性質是積極競爭、消極合作。具體説來，中美兩國文化上是朋友，商業上是夥伴，政治上是競爭者，軍事上是威脅者。

為了擴大互利的利益，中美兩國也應摒棄假朋友策略。兩國放棄假朋友策略後可在四個方面獲益：第一，加強思想準備應對對方的不友好行為，從而降低衝突升級的危險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懾戰略的可信度，從而開展更多的消極安全合作。第三，降低獲取對方支持的心理預期，從而穩定雙邊關係。第四，在不同領域採取不同的合作指導原則，穩定改善雙邊關係。當然，期待中美兩國在近期內放棄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現實的，不過實力差距的進一步縮小會促使兩國意識到，明確戰略比模糊戰略能更好地為兩國的自身利益服務。

中美的利益關係十分複雜。共同利益、互補利益、衝突性利益和對抗性利益這四類利益不僅同時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四個領域都同時存在。因此，兩國在決定就某一領域的問題開展合作之前，應明確該問題的利益類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則。兩國應將更多的精力用於發展那些基於利益矛盾上的消極性合作，而不應將雙邊合作僅僅侷限在共同利益之上。當兩國對雙邊合作的預期與合作領域的具體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時，兩國關係將有望出現穩定發展的局面。

 

註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