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到來了，一切都要經歷市場經濟法則的檢驗，重新洗牌。”2008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引發了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球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深刻影響了整個世界，國際格局因之而變。
求因以治本。要正確應對經濟危機，首先必須正確認識經濟危機及其產生的原因。劉吉先生《論經濟危機》一文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裏、由此及彼，重新認識了經濟危機，深刻揭示了經濟危機的本質：“市場經濟下經濟危機的本質不應再認定是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規律，而是市場經濟‘波浪式前進’的發展規律”。
劉吉認為，當代經濟危機是當代市場經濟體制運行下發生的。他總結了當代市場經濟六大法則：等價交換、自由競爭、法制公平、宏觀調控、優勝劣汰和化劣為優。正是由於在經濟長期繁榮期中出現了一系列反市場行為，才引發了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的出現，“不是市場經濟本身有問題，而是各種反市場因素綜合積累的結果”。因此，他明確指出，認識了這一規律，我們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完善當代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重現市場經濟六大法則的尊嚴，堅決清除一切反市場的行為後果，以迎接危機後新的經濟高漲。
為進一步揭示經濟危機深層次原因，劉吉建立了與之相應的新資本觀。他更深刻反思當代經濟學的作用，建議必須自覺、認真、系統建設戰略經濟學和球觀經濟學，以使未來的市場經濟成為高頻低幅式的波動，避免較大的“危機式”衝擊。
“危機出智慧”。劉吉以戰略思想家的智慧和使命感，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高度，審視當代經濟危機的本質，總結市場經濟波浪式發展的客觀規律，釐清了眾多認識上的偏差和謬誤，這不僅是對當代經濟學的巨大貢獻，更是對人類和平發展和共同繁榮的重要貢獻。
論經濟危機
天大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劉吉
過去我們是從書本上認識經濟危機，這次“次貸危機”讓我們親歷了一次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有的專家還認為這次金融危機超過了當年的“大蕭條”。現在全世界都在應對經濟危機，各國各有對策，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要正確應對經濟危機必先正確認識經濟危機及其產生的原因。請允許我發表一家之言。
一、重新認識經濟危機
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一方面社會化大生產像魔鬼一樣呼喚出空前生產力，另一方面生產資料私有制造成了不公平的社會剝削。由於資產階級剝削造成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兩極分化，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加之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無政府狀態，造成了許多行業生產能力“過剩”，於是出現大量“傾倒的牛奶”、“憤怒的葡萄”，結果形成了資本主義每隔11年的週期性經濟危機，一次危機比一次嚴重，打擊着資本主義經濟一次又一次衰落，直至資本主義滅亡。無論從既往客觀事實看，或者從理論邏輯看，這一結論都是令人信服的。斯大林曾斷言：1929年 “大蕭條”是資本主義全面總危機的開端。然而，後來歷史的進程並非如此。經濟危機依然存在，有時甚至相當嚴重，每次危機都可列出巨大的各種經濟損失，可是，每次經濟危機後迎來的是經濟新的高潮，一次比一次更加高漲，歷史總的趨勢是經濟在一系列低谷高峯中不斷增長。這使我想起了當年毛澤東常講的一句話：“事物發展不是直線的，而是波浪式前進”。經濟學家研究的結果（見圖1）是：近一個多世紀美國經濟穿越波浪式前進的是近乎一個指數曲線，1945年後更快速上升。即使1929年“大蕭條”也只是偏離這一增長總趨勢的一個小小的波谷，使美國成為並至今仍是世界最富強的霸主。歐洲經濟發展曲線也是大致如此。
在西方經濟學中還有各種商業週期理論，集大成者是著名的熊彼特理論。他不僅歸納了前人關於商業週期的研究，計有康德拉季耶夫週期（60年）、朱格拉週期（10年）和基欽短週期（40個月），難能可貴的是，他特別關注了科學技術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認為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經濟波動和商業週期中起着至高無上的作用。然而，二次大戰以後，美國以及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並沒有與科技創新嚴格對應的明確年月的週期律。這次經濟危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重新思考的案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必須重新認識經濟危機。
生產無政府狀態無疑是產生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人們在消費、生產和投資的決策中都存在“買漲不買落”的心理預期，也起了很大作用。這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不發達的初期更為突顯。隨着市場經濟法制的完善，隨着企業經濟規模化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一方面是大型和超大型企業有計劃生產，配置了社會主要資源；另一方面是社會調控能力（包括市場信息及時傳播、各種信息研究和諮詢機構服務、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自律等）不斷加強；加上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生產無政府的盲目狀態已大大減少。資本主義社會中兩極分化現象也發生變化。由於生產力發展和無產階級鬥爭的結果，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逐步變成相對貧困化。特別是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教育普及化，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腦力勞動者逐漸成為社會主體，從而他們作為中等收入階層的“中產階級”成為分配主體。經濟發達國家藍領工人人數降至10%以下，並且享受到不同程度的社會保障，許多藍領工人也加入了“中產階級”隊伍。所有這些表明，分配兩極化曾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原因之一，也已大大削弱淡出了。
那麼，當代經濟危機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如何正確認識它的本質和意義？無可迴避，當代經濟危機是在當代市場經濟體制運行下發生的。因此，首先必須對市場經濟進行簡明的歷史考察與準確概括。
二、當代市場經濟
以1776年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誌的工業革命，揭開了人類工業化的進程，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的生產方式是分工協作的社會化大生產，比農業社會以家庭為基礎的全能生產具有無可比擬的先進性。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目的是滿足社會的不斷增長的需求，因此越來越大規模生產的是買賣交換的商品。供社會消費的商品經濟代替了自給自足消費的小農經濟。社會大生產與商品經濟正是兩面一幣。商品買賣交易自然是在市場中進行。起先，市場小而簡單並不引人注目，但隨着社會化大生產即商品經濟不斷發展，市場從空間講越來越大；從內涵講內容越來越多（不僅是商品，還包括資本、技術、人力和服務等一切資源）；市場的機制和規則也越來越完備和複雜，從而市場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提升到主導的重要地位。因此二十世紀誕生了市場經濟的概念，代替了傳統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市場經濟也在不斷發展，它的本質及其運行機制也越來越清晰和合理。當代市場經濟基本法則或規律可以概括為下列六點：等價交換、自由競爭、法制公平、宏觀調控、優勝劣汰和化劣為優。
等價交換是人類追求的終極公平，從這個意義上看，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性質。一切依靠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特權、親情友情的裙帶關係、乃至道德的交換都必然是不等價的，不公平的。實現等價和公平是不容易的，沒有什麼先驗的科學方法，人類至今找到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自由競爭。通過充分的自由競爭實踐，人的才能及其物化的商品方能各就其等價交換的位置。然而，自由不是隨心所欲，更由於事物不斷變化和發展，新事物不斷衝破舊的體制，或者原有體制本有疏漏和不完善之處，加上人性的弱點（貪婪、無原則寬容的“濫恕”），必然為特權、裙帶、道德提供了市場交換的空間，從而破壞了公平的等價交換。因此必須有完善法制建設以確保公平競爭。個人與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競爭主體，他們遵紀守法地公平競爭，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發展，創造社會財富。作為單元，他們活動都有各自侷限範圍，同時他們畢竟都活動在共同的市場系統之中，單元的活力如何更有效地形成系統效應？這就需要必要的宏觀調控。調控是在市場基礎上進行的。沒有市場活力無須宏觀調控，而宏觀調控的目的正是為了使市場更具有活力，而絕不是限制它，阻礙它。宏觀調控的手段依序有信息、法律、政策、經濟手段（税收、利息和匯率等）以及必要的行政干預。必要的行政干預不僅因為它是必要的，而且只是必要的最後手段和必要的有限干預。宏觀調控所實現的正是更有效的資源配置這一經濟學使命。沒有宏觀調控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不是當代市場經濟，但把宏觀調控理解為計劃經濟的政府統制更是完全錯誤的。宏觀調控是當代市場經濟要素之一，是與自由公平競爭共生伴行的，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不應等同於計劃經濟週期性特定的“整頓調整”。宏觀調控的執行機關有發佈信息的統計分析部門和科研組織、以及同行協會等機構，有立法司法機構，有經濟監控機構，以及議會和政府等國家機構等等構成調控經濟的協同系統。市場經濟實現等價交換等一系列運行的結果必然是也一定要是優勝劣汰。這不僅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公正性，同時也是提高效率增加財富的必然要求，從而保證了當代市場經濟公平和效率的高度統一。最後，競爭是無盡的，而優勝劣汰只是這一輪競爭的結果，決不是凝固的結果。在持續不斷的競爭中，優劣地位是在經常更替的，這是當代市場經濟公正、自由的再一次體現。劣汰也絕不是社會摒棄。對汰下來的“劣質”企業可以兼併重組新生，特別是勞動者個人，社會不僅要給予必要的人道主義福利保障，更要通過無償教育培訓和激勵個人努力的政策來提高他們的社會競爭力，投身到下一輪的市場競爭之中。這就是化劣為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應該體現這一點。
無須贅言，當代市場經濟仍在發展之中，還應該繼續考察，及時對其發展實踐進行新的總結。現在我們可以研究這次在當代市場經濟下發生空前大經濟危機的原因了。
三、經濟危機的真實原因
探索事物的原因是一個複雜的事，何況經濟危機這樣複雜的事物。因果關係是一個哲學命題，原因分析本身是一門大學問。原因有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一般原因、基本原因和主要原因，遠因、近因和引爆原因，乃至“蝴蝶效應”，必然原因和偶然原因，內因和外因、間接原因和直接原因……還有眼下時尚的深層次原因等等。報刊中，經濟學家們對這次經濟危機提出的具體原因，根據我不完全統計達43種之多，普遍涉及的如資產泡沫、過度的流動性和槓桿作用、複雜的金融創新、金融監管缺位與不嚴、錯誤的貨幣政策、銀行家貪婪、信息不透明等等也數以十計。最後大多歸結是綜合原因。綜合原因的結論一般説也沒有錯，但對於我們認識經濟危機的本質和“求因治本”也無大補。我們的任務是“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裏，由此及彼”，在全面分析已有的事實和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求解經濟危機本質和根本原因。
我們親歷的這場經濟危機的事實雖然錯綜複雜，但是其爆發和演進過程大致是清晰的：首先是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廣大“中產階級”受害和貧困化；同時暴露了金融創新產品無監管狀態，從而造成了廣大“中產階級”對金融業發生金融信任危機，占人口80%的“中產階級”捂緊了口袋。於是金融業發生“資金流短缺”的金融危機，來勢兇猛，人們驚呼“金融海嘯”，進一步暴露了一批金融業醜聞與破產，一大批富有階層縮水乃至貧困。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龍頭，加上“中產階級”貧困化和富有階層縮水，社會消費大幅度衰減，從而導致實體經濟困境，企業紛紛倒閉破產，勞動者失業，形成了一場勢不可擋的全面經濟危機。對這個次貸危機 — 金融危機 — 全面經濟危機案例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當代市場經濟下經濟危機根本原因如下：
1. 破壞市場經濟基本法則，違反市場經濟規律。次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市場經濟鐵的原則是等價交換，在沒有足夠經濟能力和信用保證的情況下，銀行是決不會貸款的，這是不言而喻而且從來如此的金融規則。然而，布什總統在他任期快要結束時，可能是出於歷史政績和即將大選的政黨需要，提出“讓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住房”的主張。接着有些金融機構就出現了“讓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住房”的廣告，提供次級貸款，也就是説沒有還貸經濟能力和信用保證的任一窮人都可貸款購房。於是幾百億美元的次貸貸出了。這是對市場經濟規則明明白白的破壞，構成此次經濟危機的起始原因和爆發點。“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封建主義小農經濟下農民的利益要求和幻想，回頭路是絕對走不得的。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它的法則和規律是用一系統經濟法來保證的。如果説次貸危機是一個特例的話，那麼無視市場經濟法則的情況總是經常存在的。原因除了上述封建主義小生產（小農）意識作怪外，還在於：（1）社會公眾的反市場訴求。雖然市場經濟創造巨大社會財富，給公眾帶來了直接和間接的巨大利益，但是激烈多變的市場競爭使許多心理脆弱的公眾望而卻步，或競爭疲勞；在競爭中，優勝固然可喜，而劣汰者心態總是不平衡的，總把過錯歸咎於市場。特別是社會弱勢羣體，“紅眼病”、要求平均主義“共享”社會財富也是他們必然的內在要求。（2）決策者的心理矛盾。一方面他們理性地要求按市場經濟基本規律和法則辦事，承擔自己發展經濟和人類進步的歷史責任；另一方面，正如凱恩斯早已指出：決策者博取人們歡心的心理，使他們輕易作出違背市場共識的大膽決定。這一點政治家的決策更易如此，因為他們直接的利益是個人聲望和選票，而不是經濟發展和人類進步。（3）人性最大的弱點是貪婪。因此，有法就必然有違法，這是人類社會不可避免、迄今無法消滅的現象。這次“金融海嘯”中一些破產的金融機構暴露了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的違法謀利行為。涉及幾百億美金的麥道夫投資公司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個。總之，即使在當代市場經濟下，正是這些政治的和社會的反市場思想和行為，破壞着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最後造成了經濟危機。
2. 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中的不完善環節。沒有一個絕對完善的體制，總是有某些可以尋租的環節。不要説像中國這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建伊始，就是歐美幾百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當完善也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不是靜止的，而是在不斷發展之中，新事物不斷湧現，而相應的管理體制和法規建設總是相對滯後。例如，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就是一個最新市場。金融創新無疑有利於社會財富增長，還在某種意義上轉移和規避風險，是一種良好的經濟工具。所以，誕生以後，發展十分迅速。2001-2007年之間全球金融衍生產品場外交易（OTC）尚未清償的合同全額從111.1萬億美元增至596萬億美元，增長了 536.5%，比同期傳統金融資產增長快10.1倍，比同期實體經濟增長快7.1倍 。誠然每個金融創新產品是可能轉移或減少了某個資本風險，但每轉移一次必然增加了一次市場運行環節的不可靠性，也就是説增大了市場系統的風險。多轉移一次，市場系統總的系統風險就加大一個增量。雖然每個增量也許微不足道，但許多增量積累起來的整個系統風險就十分可觀了，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可能啓動整個系統風險。可是對金融創新產品的出現有關金融監管機構沒有及時防範監管，卻任其自由高速氾濫；當然，實事求是地説沒有足夠的實踐，誰也不可能先驗地確定健全的新體制和規則。這就既為尋租利潤提供了廣闊的自由空間，也為這次經濟危機埋下了“定時炸彈”！明知次貸是無法償還的，那些金融機構為何敢於冒破壞市場經濟規則之巨大風險發放次貸呢？原因正在於金融創新。他們把次貸債券和一些諸如保險等良好資產捆綁一起組成金融創新產品賣出，於是自己的風險被分攤乃至轉讓給下家了。下家又進一步金融創新衍生產品，如此一次一次轉讓，達十層之多。最後，這些金融創新產品被那些不知底細的“中產階級”買去，而最終承擔這些巨大損失也自然是這些“中產階級”。一些“中產階級”因此破產或貧困了，廣大“中產階級”對金融產品及其創新機構失去了信任，捂緊口袋，這就擴大為“金融信用危機”，從而使一些金融機構流動資金短缺而破產，一場“金融海嘯”爆發了！
3. 經濟增長期的潛在負效應。辯證法教導我們，事物發展的過程總會產生阻礙發展的反效應，使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中國古老哲學名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依”。經濟發展實踐表明：正是在每次危機之前總有一個經濟繁榮時期。此次百年不遇的大危機發生之前，全球經歷了二戰後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繁榮期。2001-2007年全球GDP從31萬億美元增至54.5萬億美元。這是空前的。2003年8月到2007年12月美國創造了825萬個就業崗位，大大促進了美國和世界經濟繁榮，這也是前所未有的。繁榮培育着危機。在經濟增長期間，企業很容易獲得利潤。因此，一些資源和管理劣質的企業也能夠生存，甚至生存良好。在此期間，企業雖然也有競爭，但只是大利與小利之分，公平競爭無法解決優勝劣汰問題，甚至還可能出現劣幣驅趕良幣的情況。在企業有足夠利潤的情況下，人類惻隱之心和寬容管理理論都會逐漸佔據上風，道德代替了管理，這也是人性的一大弱點，即過份寬容濫用寬容的“濫恕”。從而許多企業很容易吸收一些不合格的冗員，使勞動結構劣化，削弱競爭力。企業員工的福利也不斷乃至過分增長，例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本土工人平均年薪高達17萬美元，成為把企業拖向破產的沉重負擔。甚至一些投機的政治家舉措（乃至立法）過度保障這些“弱勢羣體”的“權益”以爭取選票和聲名，還為社會所讚賞，所有這些都使“等價交換”的公平分配扭曲變形！在經濟增長期間，優秀企業有充足利潤乃至巨大利潤，競爭壓力減少，吃老本也可以持續維持現狀，從而領導層對管理創新、科技創新和市場創新等等都會不自覺的放鬆。一些溜鬚拍馬的庸才會被選上領導，乃至奸佞當道，扼殺了企業創新的生機。此外，經濟增長過程必然是一些新興產業興起，一些夕陽產業衰落。衰落的不肯自動退出歷史舞台，新興的只能在苦鬥着等待機遇，這也是事物新陳代謝的規律。
所有這些負效應本質上都是反市場行為，都在靜悄悄腐蝕着市場經濟體制。日積月累，越來越嚴重。開始是不自覺，後來發現不在意，繼而反覆修補，再後積重難返，最終欲挽狂瀾而不能，結果歷史只能要求一個革命性的解決，這就是經濟危機！
值得強調指出的是，舊有國際金融秩序與經濟全球化的衝突。這是一個全新的情況和命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利用她大發戰爭財和本土無戰爭破壞的優勢地位，與相關國家簽訂了“佈雷頓森林”公約，把美元等價於黃金，確立了美元的國際霸權地位。美元成了國際貨幣。七十年代當國際持有美元的份額巨大對美國經濟形成巨大壓力時，美國又單方面霸道地宣佈美元與金本位脱鈎。於是美國可以肆無忌憚地印發美元維持其政府天文數字的赤字和美國人放心大膽的超前消費，而不會產生通貨膨脹，因為通脹由全世界美元持有者分擔了。這完全背離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而是美國獨一無二的不可動搖的“特權”（霸權！）。美國繁榮的經濟在相當程度上正是靠這一金融特權資本特權維持的。隨着經濟全球化崛起，隨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於是與美國經濟形成了一種畸形的互補：發展中國家將自己的廉價資源和生產社會基本需要的低端產品出口美國市場，供美國廉價消費，而自己由於經濟水平低下、社會保障落後以及貧窮思維定勢（高儲蓄、少消費）等原因，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從而不得不把從美國市場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去買美國的國債，成為美國債主。中國經濟的和平崛起就成為美國最大債主。這就形成了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借錢給富強的美國維持其霸權和美國人浪漫型的超前消費！正是這樣美聯儲就放心大膽地長期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不斷降息，使商業貸款不斷增長，造成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消費泡沫，而相應的發展中國家形成了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投資泡沫。最後美國次貸吹破了房地產泡沫，引發了這場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從美國開始，擴展為全球經濟危機。這是人類第一次全球經濟危機！它表明在經濟全球化這一21世紀不可抗拒歷史潮流下，各國的生產與消費的各種供求關係，都必須在全球範圍內平衡，既大大增大了全球企業和各國經濟發展空間，又大大增加了它的調控難度。經濟全球化與各國貨幣分立（更何況美元霸權）的矛盾日益尖鋭化。歷史強烈地呼喚着終結美國經濟霸權（包括美元霸權），建立國際經濟（包括金融）新秩序。這是完善當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問題新要求。
總結以上可見，正如一切事物發展過程一樣，市場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發生各種問題和新的矛盾。這些問題和矛盾不完全來自經濟本身，很多來自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因素，本質上都反市場的，由於人的認識的侷限性、滯後性和人性的弱點，不可能全部及時正確應對，積累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需要一次“大手術”解決它。“經濟危機”就是這種“大手術”，它強迫人類必須用“壯士斷臂”的非常手段去解決一般情況下無法解決、不敢解決的問題和矛盾。 “經濟危機”徹底地暴露所有問題和矛盾，使人們也更徹底更清晰地認識而容易解決它。要言之，經濟危機不是市場經濟本身有問題，而是各種反市場因素綜合積累的結果，它雖有陣痛，卻是成長的過程，具有不可輕視的積極意義。如果不是週期性，也應是定期性的或大或小必然發生的，是市場經濟波浪式發展的一個客觀規律。認識了這一規律，我們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完善當代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繁榮時期，要隨時隨地與一切違反當代市場經濟體制六大法則的反市場行為作鬥爭，把它們消滅在萌芽之中，從而避免或推延或減弱經濟危機。在經濟危機中，必須重現市場經濟六大法則的尊嚴，堅決清除一切反市場的行為後果，以迎接危機後新的經濟高漲。這叫按科學規律辦事。
四、危機和科技進步
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認為生產力是由資本、勞動力和科技進步構成。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我曾經提出當代生產力 =（勞動對象 勞動工具 勞動力 管理）×科學技術的公式。不論哪種表達，現代科學技術進步都是經濟發展中至關重要的因素。科技進步不僅是自然科學，也包括經濟、管理等社會科學內容。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歷了個人志趣研究、企業R&D崛起與蓬勃發展等歷程，現在已全面與生產和經濟發展融為一體。經濟高度繁榮與它緊密相關，經濟危機和復興也自然與它不可分割。因此，兩者關係需要專題研究。現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導致經濟增長與繁榮，這是不難理解的。經濟繁榮時期，政府、企業乃至社會都有能力把巨多的資本投入科學研究，促進更多的科研成果問世，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實。然而，恰恰是這個經濟長期繁榮越來越阻礙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基本原因有二：
（1）科學技術實踐表明：一項新技術產品誕生，研究費用與中試費用、批量生產費用之比是1﹕10﹕100；當科研成果誕生後需要更大的十倍百倍的資本投入，企業往往就不願意承擔了。只要老技術產品還有市場，還有利可賺；老顧客用慣了也不想改用、不習慣用新產品，為什麼要生產新產品呢？更重要的是新產品生產線建設的巨大投入；老產品生產設備報廢的損失巨大；加上開始試生產不可能大量生產，達不到規模經濟等等，都會造成過高的成本。新產品儘管技術上先進，但在經濟上不可行或是企業不願承擔而無法成為商品。
（2）在經濟長期繁榮時期，企業贏利很多，因此，原來鋭意創新開拓的企業領導人也逐漸保守懈怠了，並且因為“功臣”很容易終身制壟斷領導權。即使退休，選拔上來的新領導層也不大可能是有能力有創新開拓精神的，往往是一些忠誠聽話、維護傳統利益的二三流人才，甚至是牟私利的小人，他們誰會關心、誰願冒險去開發投資新技術產品呢？因此，越來越多新技術、新產品無法成為商品，投入市場，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阻礙先進生產力誕生與發展。例如新能源產業。風能、核能早已是成熟的技術，太陽能也早已應用於航天和軍事用途了，燃料電池、鋰電池等電動力也都不是什麼新發明，早在半個世紀前美國凱特皮勒公司就生產出25馬力燃料電池拖拉機運行了。然而，這些新能源及其動力都沒有產業化。因為石油和內燃機歷史地佔有了市場，使它們舉步艱難。新技術、新產品、新企業得不到自由發展，於是劣質產業、劣質企業、劣質人才越來越多，形成惡性循環，越來越阻礙着經濟的創新和發展，直至釀成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到來了，一切都要經歷市場經濟法則的檢驗，重新洗牌。
現在流行一句話：經濟危機既是危，也是機。這話對，但不徹底。應該明確：經濟危機對劣質產業、劣質企業和劣質人員是絕對的“病危”，而對於優質產業、優質企業和優質人才是大好的機遇。只有一般產業一般企業才是既有危又有機，改革與創新是他們唯一生機。必須強調指出這裏的“劣質人員”只是一個借用詞，絕非人格侮辱的“劣等人”。他們只是在公平競爭中相形見拙的人，或者是在過去不公平競爭中利用特權佔有其才能達不到之位置上的冗員。他們使企業勞動結構惡化甚至因人力資源配置錯位而阻礙優秀人才貢獻才智，從而使企業失去競爭力，成為問題企業。在經濟危機中必須優勝劣汰。優勝使整個社會人力資源優化，成為經濟增長最活躍的因素。而劣汰下來的人員經過自己重新學習或國家和社會無償培訓，提高他們的市場競爭力，加上經過失業的磨練提高了自己的勞動品格，他們同樣平等地繼續參與社會人力資源優化，在新的經濟增長中將找到自己合適的崗位，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當然，適當的失業社會保障是必要，以保證他們在失業期間人道的生活水平。目前美國失業率已達10%，但社會仍比較穩定，正是當年“大蕭條”後進行社會保障改革的結果，就是一個證明。總之，經濟危機中必要的失業不是壞事，有着優化企業勞動結構和社會人力資源的積極作用。因此，經濟危機既是危又是機還須補充一句話：如果繼續違背市場經濟規律，劣質產業，劣質企業和劣質人員由仁慈的政府包下來而不危，那麼國家和社會就會錯失新的經濟增長的機會了，必將陷入不可解脱的越來越嚴重的危機！
按照市場經濟基本法則，科學理性地對待企業與勞動者才是應對經濟危機的不二法門。面對危機，要區別六類企業狀態：
1)優質產業創業中的優質企業。政府應給予各種政策和資源扶持，使他們儘快脱穎而出。
2)優質產業成長中的優質企業。市場中資本、資源和人才競爭湧入，正是發展的大好時機，政府無須干預。當然，政府任何危機對策都不能傷及這些企業。
3)一般產業的優質企業。遇到暫時諸如流動資金困難，政府及時給予救助，幫他們通過難關。
4)一般產業的一般企業。必須等待它按市場經濟規律進行必須的足夠的改革乃至破產保護之後，重組成為優質企業，政府才給必要救助。
5)一般產業的劣質企業，正是經濟危機中必需劣汰的，政府絕不救助，任其死亡淘汰。
6)劣質產業，必須也必然在經濟危機中劣汰，政府絕不能救助。
不言而喻，政府應該大力支持社會各種技術創新；企業為了提高競爭力、度過危機也必須在技術創新上下功夫，以造就新的優質產業和各類優質企業。正是經濟危機提供了廉價的自由勞動力、優質人才更多的選擇空間、較多技術創新的資金、以及劣質產業劣質企業讓出的市場，都為新技術新產業新企業脱穎而出提供了充分的環境。
應該強調提出：政府必須充分認識到自己手中的錢不是自己的，而是納税人的錢，是人民勞動的剩餘價值，決不可亂花，隨便救助一個企業。救助該死的劣質產業和劣質企業，充其量救成“植物人”，反而成為社會無底的負擔，而不產生任何價值和社會財富，這就是赤裸裸地揮霍勞動者的剩餘價值，即對人民的剝削行為！因此，絕不存在“大銀行”“大企業”不可破產的咒語。政府救助的目的是通過優勝劣汰，使社會的產業結構、企業結構和勞動結構優化，從而才能真正擺脱危機，實現經濟新的更高的增長。所以，政府應模範地按市場規律和法則辦事，警惕自己落入可能的反市場陷阱。
還應該強調指出：政府幹預救助，也必須是等價交換。政府救助本質是借貸給危機的企業，幫助渡過難關，危機過後是要按市場規則歸還的。危機過去，政府將及時退出，絕不是什麼國有化！既是借款，就必須公平競爭，根據優勝劣汰原則借給優質產業和優質企業。 技術進步的巨大意義還在於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危機揭示出來市場經濟體制中許多尋租的空間，例如對金融創新監管空缺，對資本信貸槓桿和流動過大監督不嚴等，都必須得到有效的改進，甚至要對市場經濟某些體制進行改革。此外，全球化經濟新秩序的創新就是不可懈怠的歷史進程。所有這些都是科技進步的內涵，由專家進行認真的科學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和前提。技術進步與經濟危機的關係。
科技進步應用停頓下降可以成為經濟危機一個重要的潛在信號。當科技進步應用為零時向人們警告危機已迫在旦夕了。技術進步更新的速度決定了經濟危機期的長短和危機後經濟增長的速度和水平。正是在這次大危機中，長期停滯的新能源、新動力產業在全世界崛起，推動着經濟復甦和未來新經濟大增長。據美國太陽能產業協會今年4月公佈年報：美國2009年新增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481兆瓦，總裝機容量已達2108兆瓦，即使如此，兩項都低於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居世界第四；既使如此，美國太陽能行業2009年收入已達40億美元，比2008年增長36%，由此可見一斑。
綜合以上，經濟危機是在經濟長期繁榮期中由於一系列反市場行為出現和發展造成的。正確應對經濟危機必須嚴格按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則辦事；大力開拓和應用科技創新，改革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樣經濟危機的結果是劣質產業、劣質企業淘汰了，劣質人員也得到了更新。留下來都是優質產業、優質企業和優質人才，加上一個更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經濟怎能不是更加高速高質量的增長呢？圖1所示上世紀歐美國家經濟指數曲線增長得到了良好的闡明。
通過以上分析論證，至此我們可以斷言：市場經濟下經濟危機的本質不應再認定是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規律，而是市場經濟“波浪式前進”的發展規律。它不應只看成是消極的，更應看到，只要堅定地按市場經濟規律正確應對，它在經濟發展中有着巨大的積極意義和作用！
五、新資本觀
巨大的資本流動和銀行家的貪婪是被普遍指認是這次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這無疑是有根據的。馬克思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了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句話，曾被廣泛引用揭露資本家的貪婪本質，這無疑也是有道理的。然而，細心的讀者一定注意到馬克思在這裏寫的不是“資本家”，而是“資本”。在那個年代，只有資本家擁有資本，因此二者可以同義理解。在那個年代，只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資本，資本輸出被列寧定義為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特徵之一，因此，馬克思這句名言用以形容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從本質上講也是正確的。然而歷史又前進了一個多世紀，正是資本發生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説發生了某種歷史性質變。我們必須建立與之相應的新資本觀，才能進一步揭示經濟危機深層次原因。
資本發生的第一個變化是勞動者資本的崛起。現代科學技術催生了現代先進生產力。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者組織起來鬥爭，現在已不是當年的 “血汗工廠”了，勞動者的收入除了供家庭生活消費外，尚有多餘積累，成為勞動者的資本。特別是勞動者知識化，無產階級更多的“中產階級化”，從而大大壯大了勞動者資本。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
勞動者資本有集體資本，許多社會福利保障，如養老基金，醫療保險基金等即是；也有個人資本，即不同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不同，從而他們形成多少不同的資本。每個勞動者資本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勞動者人數巨多，集中起來或從社會整體講，勞動者資本是十分巨大的財富，甚至是越來越超過資本家資本。在社會主義消滅剝削的資產階級之後，更全部是勞動者資本了！於是，歷史性的問題是勞動者的資本怎麼辦？出路何在？這些資本最初總是存放在銀行取利，以保值增值，可是銀行增值小，而且還有通脹貶值的危險。資本要擴張，勞動者也有自己的小算盤（也是一種逐漸增長的貪婪），於是，可以有下列選擇：
（1）提高物質消費水平。例如，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經歷了老三大件（手錶、自行車、家用縫紉機）、新三大件（電冰箱、洗衣機、空調）的消費浪潮，現在是住宅、汽車和旅遊三大需求。當這些消費需求都已滿足了，現在還看不出什麼是下一輪三大件。
（2）提高教育、文化乃至各種創新活動的精神消費水平。
（3）腐化消費：賭博、嫖玩異性乃至吸毒等。
（4）愚昧消費：無意義無限制的宴會送禮等社會應酬，各種封建迷信活動，以及酗酒等有害嗜好等，（當然，軍備競爭和戰爭是人類最大的愚昧消費！）。
（5）浪費
在以上五種選擇中，第（1）（2）類是正當的，不僅提高勞動者的生活質量和素質，而且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構成人類經濟活動（科研、生產、流動、分配、消費）不可分割的一環。但是，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二類消費都是有限的。特別在發展中國家，剛剛脱貧致富的勞動者有節約和儲蓄防範的思維定勢，正常消費就更有限了。而（3）（4）（5）各項都是既損害勞動者個人，又損害社會發展進步。因此，勞動者資本必須有一個既有利於個人身心、又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健康出路，那就是投資。
最直接的投資是勞動者集資合夥經營實體企業。它雖然值得鼓勵，但受到勞動者的才能和興趣的限制，只有小部分甚至很少部分勞動者才能做到。於是，股票、證券等金融市場越來越繁榮。同樣，它也受到勞動者個人才能和興趣的限制，於是各種投資機構（投資公司和基金）興起代理勞動者投資理財。資本投資就是資本的增值擴張。勞動者也是人，必然也有人性弱點的貪婪，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而代理投資機構的貪婪，除了機構人員本身利益驅動外，還包含着對勞動者承諾的責任。於是各種投機和違法行為（如詐騙）就不可避免了。詐騙者的貪婪不正是利用了被詐騙者的貪婪心理嗎？
資本發生的第二個變化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崛起。第二次大戰以後，一系列國家擺脱帝國主義殖民剝削，走上獨立的和平發展進程，由於後現代化後發優勢；與發達國家經濟互補的出口導向；雖然出口資源和產品價格以及勞動力工資都低廉，但幾乎全民勤儉節約低消費，所有這些使發展中國家迅速積累起越來越多資本。它既包括了剝削者的資本，也包含着勞動者資本。社會主義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導向的改革開放以後，三十多年高速和平發展，GDP持續十多年二位數增長，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積累起巨大資本，更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它既是發展中國家資本，又是勞動者資本。加上印度、巴西及其它新興發展中國家經濟崛起和發展，使世界資本比重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像美國這樣世界最發達國家1952年還是淨債權國，債權佔GDP的10%，到2004年已成淨債務國，債務佔GDP的 22%，中國竟成了美國第一債主。亞洲經濟崛起也反映了這一歷史轉折。1950年亞洲在全球GDP中份額僅18%，而1998年已上升至37%，經濟學家預測到2030年可增至53%，而西歐、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比重將降至33%。2007年亞洲擁有世界官方外匯儲備的66.8%，也反映了這一歷史變化。
綜合以上資本的二大歷史性變化，我們得出如下結論：
（1）市場經濟競爭促進科學技術研究，導致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財富不斷增長，資本不斷增值，人類社會的資本就必然越積累越多。到2006 年底，全球資本市場的總值達88萬億美元，其中股票市場總值為50萬億美元，債務市場總值為38萬億美元。如此巨大資本在全世界找增值出路，形成巨大的流動性。
（2）市場經濟等價交換，造就起越來越公平的分配，直到人類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一效率與公平高度統一的分配，於是勞動者資本產生並在整個社會的資本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更促進整個社會的資本總量增長。
（3）勞動者資本也不例外，必然要求增值擴張。各種擴張都是人類智慧的開發，使資本擴張的工具和機制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控制。同時，所有的擴張也伴隨着人性弱點貪婪的張揚。從而使經濟危機成為不可避免。人類面臨的課題是如何及時發現危機並把它限制在低的水平，如果不可能消滅在萌芽中的話。
（4）從當今全球範圍來講，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及其創造的社會財富，還遠遠不夠滿足全人類高水平的正常消費。即使在經濟發達國家，分配不公以及各種腐化消費、愚昧消費，和各種形式巨大浪費都廣泛存在。即使如此，發達國家資本自不待言，加上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崛起，全球資本的數量已是相當可觀了。
資本積累越多就要求更多地資本擴張，資本擴張增值又導致資本更多的積累，進一步形成更多的擴張衝擊。這就是當今資本巨大的全球的流動性！資本衝擊到實體經濟就導致產能過剩，資本衝擊到資本市場就導致繁雜的金融創新和虛擬經濟。資本短缺，資本不擴張，社會生產力不發展，無法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要求；資本過多，又無足夠正當消費來吸納，資本就必然衝擊性擴張，從而導致市場這樣或那樣失控，構成當代經濟危機的經濟基礎。這是人類當今面臨的、今後越來越嚴峻的兩難命題。
（5）如何使資本控制在既能促進社會財富不斷增長而又不導致經濟危機的範圍內。有三個途徑：其一，實現公平分配機制。市場經濟等價交換的本質原則要求公平分配，但在實踐中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血汗工廠”、“詐騙”、“貪污”（權錢交易）等剝削情況依然存在。從而使本來供人類正當消費而不會積累的資本集聚到少數富有者手中，形成巨大資本。必須加強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制建設，努力實現一切可能的信息共享和透明度，旗幟鮮明地宣告“不勞動者不得食”，消滅一切形式的剝削，實現社會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一效率與公平高度統一的分配原則。這樣，就可以避免少數人擁有大量資本，形成巨大的流動和衝擊。經濟發達國家有責任也有可能率先實現作出榜樣，然後推廣到全球全人類中去。其二，大力發展教育和科研，不僅本身大量吸納資本，而且充分開發人類的智慧和科學研究業（簡稱科業），從而不斷創造出與資本增值相適應的、足以消費掉這些擴張資本的有益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從而既不斷提高了人類生活質量，又不積累過多的資本。這是勞動者資本的最佳出路。遺憾的是，正是當今實體經濟沒有創造出足夠有益的消費產品，使資本更多地甚至可以説無奈地進入虛擬經濟，並在虛擬經濟中內循環，造成當今虛擬經濟無限的膨脹，以至虛擬經濟總量超過實體經濟了，這究竟包含了什麼風險、多大風險值得人類關注。
以上兩條不可能一蹴而就，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其三，改變消費觀。在節制資本的方面，美國人借債、超前消費應作兩面觀。借債消費（例如貸款按揭住房）具有一系列先進的意義。首先它實現了當代勞動者享受自己創造的當代先進的勞動成果，這是最大的公平；第二，不追求資本積累，節制了資本；第三，改變傳統的前輩積累資本和財富、讓子孫不勞而獲的消費模式，消滅了繼承性剝削；第四，為了還貸，勞動者必然更加勤奮的工作，努力發揮自己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成為“各盡所能”的一種內在實現動力和機制，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促進社會進步；第五，勞動者安居樂業，社會自當穩定和諧。然而，如果違反市場經濟法則來實現借債消費（如美國次貸購房，希臘無節制國債供人民高福利消費），那就走向反面了。負債消費必須以勞動者創造足以還貸的財富為基礎，為原則。
當然，也許還可有其四其五的辦法，期待着人類的智慧。
新資本觀告訴我們：資本發生了新變化，帶來了新問題，必須用新辦法去解決它。如果不能解決它，必將導致危機；危機出智慧，從危機中不斷找出新的解決辦法來。
六、對經濟學的挑戰
這次經濟危機對當代經濟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當美國實行如此明顯的反市場法則的次貸時，經濟學家沒有提出指責和忠告。當金融創新如此快速發展，經濟學家沒有及時研究和提出對它必要監控，任其放任自流……當經濟危機爆發後，經濟學家提出的對策五光十色，令人茫然……以致許多社會輿論質問：經濟學怎麼啦？經濟學還有什麼用嗎？
經濟學當然有用，這已是近代以來人類發展的歷史所證實了。始則微觀經濟學，繼而宏觀經濟學，還有各種專門經濟問題的研究，經濟學家們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就是面對這場經濟危機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提出了很好的對策建議。當然，一些社會輿論質詢也是有道理的，也表達了社會對當代經濟學更多的期待。我們不能要求經濟學是萬能的，能洞察一切反經濟規律行為。但是，經濟學家們應該從這次經濟危機中認真反思：當代經濟學一定還缺少了什麼？請允許我不揣冒昧提出：當代經濟學至少缺少兩類學科，或者説，雖有若干研究，但需要自覺、認真、系統進行兩類學科建設：
1.戰略經濟學
戰略講的是全局長期總趨勢。它不回答而且必須忽視一些枝枝節節問題，也不回答眼前乃至3-5年的短期問題，而是回答中長期的發展問題。經濟戰略服務於又受制於社會發展戰略。由於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因此經濟發展戰略在整個社會發展戰略中的突出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從經濟學本身發展而言，也應關注自己內在邏輯演進所展現的發展前景，這也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命題。經濟發展戰略對眼前和短期發展、局部和全局的發展都起着指導作用，因此，一切經濟領域不斷湧現的新現象、新事物、新問題（例如次貸），都應該用經濟發展戰略作為是非優劣的判據，從而制定出正確和優質的經濟政策和措施。戰略一錯，全盤皆輸，縱使眼前得利，最後損失不可收拾。
顯然，戰略經濟學要有足夠的全面的經濟學知識，從歷史到當今，從理論到應用，全面關注和研究人類經濟活動全局，把握經濟活動的總趨勢大趨勢；同時密切關注和研究人類經濟活動中不斷湧現的新現象、新事物、新問題（例如金融創新、網絡虛擬經濟），從蛛絲馬跡中敏鋭地發現其中必然而非偶然的、對社會有益而非有害的因素。特別要善於發現其中足以燎原之星火，進行認真的超前研究，來擴展和修正經濟發展戰略。達不到這一要求，經濟發展戰略也必將逐漸失去自己的活力和價值，甚至成為錯誤的戰略而誤導整個經濟發展。
同樣顯然，戰略經濟學雖然立足於經濟學，但它是高度綜合的預見性研究，不僅僅是純經濟學問題。它必須綜合考慮和研究政治、科技、文化、自然環境、社會等全方位的發展和它們的歷史性要求。還應有必要的哲學觀和歷史觀，最好還有廣泛的從基層到高層的社會實踐。從而才能有正確的綜合研究方法，得出準確的經濟戰略發展的結論。或者説戰略經濟學是從人類發展全方位的視野、運用人類一切文明成果來研究經濟學問題的經濟學。還是顯然，以上種種對戰略經濟學家的素質和知識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才能有志氣的經濟學家應該敢於和勇於開拓戰略經濟學。
2.球觀經濟學
既往的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都是侷限在一個國家範圍之內。然而從上世紀末開始的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趨勢，已經顯現出它不可抗拒的生命力、衝擊力和突破力。
經濟全球化是二十世紀從民族企業到國際貿易到跨國公司的經濟國際化進程的必然。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跨國公司大兼併誕生全球公司，是經濟全球化標誌性的起點。全球公司不僅具有規模經濟優勢、超級競爭力，更重要的是它從資本、資源、技術、生產、管理、市場以至人力資源配置（包括最高層領導集體）等一切生產要素，都在全球範圍內有效配置。因此，它代表了當代最先進的生產方式，也構成了人類持久和平、共同繁榮和世界大同的經濟基礎。這次經濟危機表明，連經濟危機也是更明顯更廣泛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21世紀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着眼全球來研究經濟的球觀經濟學必須隨之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球觀經濟學不僅要研究全球公司的種種問題，在當今全球分為一百多個國家，它們雖有共同的全球化訴求，但同時各自自然條件、文化傳統、發展階段和政治制度等國情差異，各國現實的經濟利益也有許多不同，必然有這樣那樣矛盾。如何在經濟全球化過程建立起球觀經濟的國際新秩序，達到大家和平發展和共贏，更是球觀經濟學的重大命題。
經濟全球化是與先進的科學技術分不開的。沒有全球化的信息技術，全球企業和經濟是無法管理和運作的。二十世紀中葉以微電子技術崛起為開端的新的科學技術革命掀起信息產業、信息高速公路以及互聯網絡的浪潮，宣告了工業革命造就的幾百年的工業社會已經走到盡頭。知識和信息已超越其它經濟資源，成為人類的主導的戰略資源。生產知識和傳播信息的科學研究活動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生產產業。美國硅谷標誌了科學研究業（與歷史上農業、工業相對應，可簡稱科業）已歷史性崛起。原來，二十世紀中葉掀起的這場新科學技術革命，不是一般意義的科學技術革命，而是影響極其廣闊極其深遠的新的生產方式革命。正如當年工業革命那樣，這是一場科業革命！它不僅改變人類生產方式，而且進一步改革勞動結構（腦力勞動成為科業社會主要勞動，人類一直被束縛的占人口的一半的女性勞動資源徹底解放）、社會結構乃至人們社會活動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科學研究產業化成為21世紀曆史大趨勢，科業正在成為人類社會的主導產業，從而代替正在消亡的舊的工業社會將是正在升起的全新的科業社會。科業社會經濟將是怎樣的有效運作的，也必將是球觀經濟學的基本命題。
既然是全球化的科業社會，只有一個地球，保持人類生存和持續發展的經濟，達到人類共同繁榮和公平分配的經濟……等等都將是球觀經濟學的重大課題。
要言之，球觀經濟將是全球資源和產業要素有效配置的經濟，高新技術快速更新下的經濟、全球共贏下競爭與合作的經濟以及解決全球問題的經濟。
最後，回到經濟危機問題，可以斷言：當代和未來市場經濟的運動和發展仍是波浪式前進，但戰略經濟學和球觀經濟學將可能使未來的市場經濟成為高頻低幅式的波動，從而可以避免較大的“危機式”衝擊。經濟學將為人類和平發展和共同繁榮作出更大貢獻，經濟學的社會影響力將有一個劃時代飛躍！
作者簡介：
劉吉先生現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上海管理科學研究院院長和東方研究院院長，兼任中華文化交流合作協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人文學院高級顧問、全國工商聯併購工會名譽會長和全球併購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等社會職務。他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劉吉先生是中國著名的發展戰略專家，從事中國經濟發展戰略、體制改革以及宏觀經濟政治文化研究，著有《社會主義改革》、《政企分開、政企分開、政企分開》、《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和戰略對策》、《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分析》、《論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等專著和論文。他是中國科學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是中國領導科學的開創者，與夏禹龍等合著《科學學基礎》、《領導科學基礎》、《現代智囊團》、《現代化與中國》等著作十多部，並獨立撰寫《現代科學管理基本原理》、《論現代領導藝術》、《論經濟發展的S規律》等數十篇論文，在海內外學術界、政界、企業界都享有盛名和廣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