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為何無法“診治”金融危機

宏觀經濟學的核心模型有重大缺陷

250年前，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向世界闡釋了“看不見的手”這一經典理論，它描述了在一個有效率的市場自我調節的內在機制裏，個體出於自私目的的行為可以促進社會整體福利的提升。

作為偉大的經濟學家，斯密是非常嚴謹的，他意識到一個有效市場的運行是有前提條件的。市場是有效率的，但它們有侷限性，也就是所謂的外部性。要是不考慮這些條件，建立在“看不見的手”基礎上的理論大廈就將傾覆。不幸的是，許多人忽視了或者説忘記了這些。

現代宏觀經濟學對2008年至今這場全球大危機預測的失敗，至少對我來説，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為宏觀經濟學核心的模型有重大缺陷。比無法預測危機更糟糕的是，即使危機已經發生了，一些固守於那些理論模型的人還在説：別擔心，問題已經控制住了。他們的論斷是建立在錯誤的模型上的——無論是經濟假設還是數學結構上都是錯的。如果制定政策的基礎是錯誤的模型，那麼政策出問題就不足為怪了。

嚴重的危機導致深度衰退，需要實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

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後，有些共識是錯誤的。比如危機前，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和金融當局認為，把通脹保持在比較低的穩定的水平上會促進經濟穩定和繁榮。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曾以將美國的通脹穩定維持在低水平上引以為豪。其實並不是美國把它的通脹維持在低水平，而是中國幫助它做到的。中國匯率穩定，出口產品價格低廉，使得美國消費者得以享受物美價廉的產品。儘管美國有很低的通脹，但還是遭遇了一場重大的危機，至今餘波未退。

有人説財政政策不會有效，貨幣政策才是我們應該倚仗的工具。但是很顯然，貨幣政策沒有意想的好效果。像這種嚴重危機導致的深度衰退，貨幣政策不會起多大作用。

我們必須實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我們可以採取我經常説的中國式的刺激政策，要投資於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這不僅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長期來看也能促進增長並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赤字。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就是這麼做的。這些政策刺激了投資，並給後危機時代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就是美國現在該做的事情。

現行金融市場管理風險的方式是錯誤的，它創造了風險

另一個錯誤的共識是所謂的市場自我監管。世界上許多央行行長倡導自我監管，即市場參與各方可以監管它們自己。因為他們相信，市場可以更好地控制風險。

我學的經濟學教給我激勵機制是如何起作用的，金融行業的激勵機制是鼓勵短視和過度冒險。要是它們自我監管可以表現良好的話，那麼我們現在就要重寫我們的教科書了。

這引出了關於激勵的另外一個問題，企業治理。而企業治理的內容根本就不在宏觀經濟模型的考慮範圍之內。這些模型去掉了銀行、銀行家、企業治理——所有重要的因素，包括風險市場和信息。金融市場的功能涉及的就是風險、信息、資本分配和風險管理。現在的金融市場管理風險的方式是錯誤的，它創造了風險，錯配了資本，這是非常嚴重的市場失靈。

對全球金融穩定來説，更根本的問題是，銀行太大以至無法正常倒閉以及相互關聯度太深的問題仍然存在。銀行可以追求風險，如果成功了，風險帶來的好處都是銀行的；但萬一失敗了，有納税人給銀行埋單。也就是説，把收益私有化而損失社會化。這種情況會發生在任何經濟體中。不幸的是，我們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宏觀經濟學的問題是全球性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全球金融危機產生於美國，隨後再“出口”到世界各地。

這是個嚴重的問題，宏觀經濟模型無法給出任何有益的建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但要恢復經濟的活力，同時要改造我們的經濟學研究。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浦山世界經濟學優秀論文獎頒獎大會上的演講整理。演講原題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失敗》。翻譯：辛志明；整理：記者 羅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