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悲劇：蘇聯走向解體的前奏曲

1986年，蘇聯還是一個超級大國，然而，隨着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一聲驚天爆炸，預示着一個時代開始走向結束——蘇聯在此後的第五年便轟然解體了。史學家們對蘇聯解體的原因至今爭論不休、莫衷一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切爾諾貝利核災難背後所隱含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些爭論做出了合理回答。

核能史上的黑暗一頁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時24分，位於蘇聯烏克蘭共和國(現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機組在進行維護測試過程中發生嚴重事故並引發爆炸和火災，機組和廠房在事故中遭到完全損壞，數噸強輻射物質被泄露，核塵埃隨風飄散，致使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許多地區遭到核輻射嚴重污染，甚至遠在歐洲的瑞典、法國、意大利等多個國家都檢測到了大量放射塵埃。

根據蘇聯官方事後公佈的材料，爆炸發生後3個月內造成了31名工作人員死亡，此後15年內可以明確由核事故導致的死亡人數約為60—80人，134人罹患各種嚴重的輻射疾病，11.6萬當地居民在事故後被迫從電站周圍30公里內遷出(此後共增加移民23萬人)。蘇聯政府為消除事故，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歷經數月才控制住火勢並最終終止鏈式反應，共有60多萬人先後參與事故處理。

然而，有關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所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數、由輻射因素致病的人數以及事故造成的生態和經濟後果至今仍然是各界爭論的焦點問題。如根據官方統計，到目前為止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數約為4000多人，而綠色和平組織認為死亡人數至少有9萬多人，兩者相差20多倍。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研究者個人和組織對切爾諾貝利所造成的各種損失進行過精確統計和計算，原因很簡單，它所涉及的面太廣，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損失，根本無法精確計算。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政府為解決核災難後遺症，每年都要拿出鉅額資金向那些遭受過核輻射威脅的人員發放補貼或制定特殊政策予以照顧，這個羣體數量龐大。時隔25年，在今天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部分地區，當地居民仍然不敢吃地裏長的蘑菇和樹上結的漿果，據説這兩樣植物很容易吸收土壤中的核輻射物質，足見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給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帶來多麼深重的災難。

蘇聯走向解體的前奏曲

20世紀80年代中期對於蘇聯來説是一個歷史轉折期。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總書記不久，面對死氣沉沉的政治局面、停滯不前的經濟狀況、舉步維艱的外交格局，他決定突破前人大搞“改革”，其中他喊出了十分響亮的口號：“公開性”、“民主化”、“人類利益高於一切”、“新思維”，等等。他的這些口號體現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處理過程中處處充滿矛盾，暴露出戈氏改革在方向上已經逐漸走上了不歸路，葬送蘇聯只是時間問題。

首先，蘇聯政府未能充分評估和認識核電站的安全問題，一些技術缺陷和管理紕漏帶到了電站設計、建設與管理中，這是導致發生重大核電事故的根本原因，政府對國民的安全責任缺失不能不引起民眾對政府的普遍不滿。據外國學者統計，對於切爾諾貝利事故原因的解釋大概有110種之多，但是比較公認的主要有兩種，即“操作失誤説”和“結構問題説”，但是無論是哪一種説法，都暴露出蘇聯政府在核安全問題認識上的嚴重不足。

其次，蘇聯政府沒有充分認識到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嚴重性，在事故發生初期未能採取果斷措施，未能把核事故的相關信息及時向本國人民公佈，人為導致事故損失擴大，這與戈氏倡導的“公開性”、“人道主義”等口號完全相矛盾。據權威材料顯示，事故發生後首批進入電站進行搶救作業的人員事先並不瞭解核輻射的嚴重後果，他們中的一些人長時間暴露在高劑量的核輻射中，有的人短期內直接致死;而電站周邊居民接到政府強行遷移通知時離事故發生已經超過48小時。

其三，蘇聯政府在事故初期向世界隱瞞了真相，使自己在道義上不是處於被同情地位，而是遭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這不僅損害了蘇聯國家形象，而且使蘇聯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動的不利地位。重大核事故不同於一般性災難，它具有很強的傳播性，向國際社會隱瞞真相無異於對別國人民健康的不尊重，必然使自己陷於不義境地，這與“人類利益高於一切”豈不相悖?東歐各國在短短几年後就紛紛改旗易幟，拋棄蘇聯陣營，是對蘇聯“人類利益高於一切”的最大反諷。

應該説，蘇聯政府對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失當處理刺激並支持了戈氏理論，即戈爾巴喬夫要通過更加“公開性”、“人道主義”、“民主化”、“人類利益高於一切”來解決蘇聯存在的種種弊端，以消除類似切爾諾貝利事故的根源。從此在蘇聯社會廣泛激發了對這些超越階級、超越國家、超越價值觀、超越冷戰時期國際現實的口號的響應與呼聲。與熱核反應一樣，蘇聯逐步陷入政治鬥爭的“鏈式反應”，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隨着政治鬥爭的“白熱化”，戈爾巴喬夫逐漸失去了對局勢的掌控，蘇聯解體已經在所難免。

切爾諾貝利的再反思

長期以來，人們對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的反思大多停留在經濟與技術分析層面，而忽視了對核災難背後更深層次意義上的解讀。事實上，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留給人們的教訓和啓示深刻而豐富。

首先，科學技術從來就是一把雙刃劍。核能的出現，使人類看到了擺脱傳統能源資源有限性束縛的希望，激發了人類對未來的美好向往。但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教訓告訴我們，人類利用科學技術馴服大自然為我所用的能力還要受制於對大自然的認識水平和科學技術水平，儘管我們在無限接近真理。出於對真理的敬畏，人類對待新興科學技術還需慎之又慎。

其次，科學技術與政治從來沒有分家，必須充分認識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政治性。關於核開發的政治性人們已經有深刻認識，但是對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政治性認識不足。從冷戰時期的“核競賽”，到今天的“核裁軍”、“核制裁”等很多國際政治詞彙早已令人耳熟能詳，説明人們已經認識到核開發所包含的重要政治含義。

但是，人們對於和平利用核能的政治含義和政治重要性認識不足。核能利用首當其衝的是人的安全問題，是人類對自身生存狀況的關愛問題。如果為了和平利用核能目的開發核能卻遭致巨大災難，核能開發就失去了基本意義而走向其反面，這本身就是政治災難。蘇聯政府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中喪失的是民心，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這對於執政者而言是最大的政治，失民心者失天下。

最後，人類除了勇敢，還需拿出更多智慧善待自然。人來自於自然最終也要回歸自然，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本應該和諧相處，尊重自然，尊重科學，對自然的任何過度開發必然違背規律，最終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蘇聯在其70餘年的建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破壞自然生態的重要事件，如墾荒運動、種玉米運動、大規模開發裏海等等，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只是其中的一件事例，至今留給後人的是當地土地生產力嚴重下降，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等惡果。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蘇聯解體前的最後幾年，正是西方政治舞台上所謂“綠色政治”興起的幾年，生態中心主義和非暴力和平主義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理論起到了某種推波助瀾的作用，蘇聯改革走向絕路也許不是一種巧合。

切爾諾貝利的悲劇還遠沒有結束，學術界關於其影響的爭論長盛不衰，而且至今難有定論。令人震驚的是，時隔25年，一場發生在日本的地震再次引發嚴重核事故並震動世界，一場關於核安全的新爭論也由此展開。以此看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不僅應該成為人們沉痛的記憶，更應該激發人們對於核能安全現實與未來的再思考。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