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不足：真相還是誇張？

文 江南

“控制投資，拉動內需”是目前被廣泛認識和頌揚的“政治正確”的邏輯，閃耀着“人性光輝”，然而在數據上和邏輯上卻是充滿謬誤和矛盾的。它不僅掩蓋了真相，還嚴重違反了諸多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定律。

本文嘗試着通過有限的篇幅舉出一些被誤導的數據和濫用的論據，提出一些研究觀點，旨在拋磚引玉，請更多的學者參與討論。

真相一：消費佔GDP比重幾何？

央行行長周小川曾在“2008中國金融論壇”上稱，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消費佔GDP比重由百分之六十逐漸回落到百分之四十左右，遠低於國外水平。他指出，中國消費結構呈現家庭消費比重偏低而公共消費比重過高、物質型消費較多而服務型消費較少等特點。他提這個觀點的背景是國際金融危機肆虐，各國普遍呼籲結構改革，即中國擴大消費內需、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成為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個世界增長點。對美國的呼籲是：提高家庭儲蓄率，減少貿易赤字。

這個觀點雖然被提出已經快兩年了，但依然有生命力。因為它首先不是一個時鮮貨，而是2000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合作產業分工鏈條、外貿順差快速增長後的伴生詰難；其次它不是一個過時貨，從2008年至今，伴隨國際金融危機的演變不斷被提及並增強乃至上升到“匯率戰爭”高度；最後它更是一個時髦貨，各級政府和民間研究者以及媒體樂此不疲地鼓吹，一時隱隱有“誰投資誰可恥，誰消費誰光榮”之勢。資本市場也輪番炒作所謂“大消費”概念，似乎中國經濟從“十二五”起轉型為“消費驅動型”經濟體已經是板上釘釘不容置疑了。

然而，真相在很大程度上被悄然扭曲了。

瑞銀集團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Jonathan Anderson最近直言不諱地表示：中國消費不足的論斷存在一定的誤導。算上房屋購買支出的話，中國居民總支出並不弱，而房地產投資也是推高總投資的關鍵因素。他説，雖然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50%以上逐漸下降到2009年的36%，在全球各經濟體中處於較低水平，但這兩個數據存在很大的誤導性，建議投資者最好忽視它們。因為當我們談論中國居民對內需和整個經濟的貢獻時，傳統意義上的居民消費並不是一個好的度量指標，而用“消費者的總支出”來衡量更好。居民消費僅包括非耐用品和服務的消費，並不包括房屋購買，房屋購買被算入投資賬户。但是任何熟悉中國的人都知道，過去10年房屋市場的繁榮帶動了中國經濟空前高漲。標準的居民消費加上房屋購買構成了中國的消費者總支出。消費者總支出佔GDP的比重並沒有顯著下降，目前為50%左右，與10年前基本一樣。實際上，中國的消費並不弱，主要的變化是，消費者在非耐用品上的支出變少了，而在耐用品——諸如房屋和汽車上的消費變多了。

此外，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美國的市場環境並不一樣，對經濟的影響也不一樣。自本世紀初以來，美國消費者憑藉寬鬆的貸款條件，大量增加房屋購買，這導致美國居民儲蓄率一度變成負值。美國居民債務規模暴增，國家經濟正面臨痛苦的資產負債表修復過程。反觀中國，雖然房地產市場也經歷了大幅擴張，但中國居民購買房屋的錢很多是來自對其他支出的節儉。在過去10年的房屋銷售中，只有總價值的30%是通過住房抵押貸款來融資的。

　　

真相二：消費對GDP貢獻幾何？

消費佔中國GDP的比重並不過低，也許比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低一些，這是有很多客觀背景和要素造成的結果（這個問題稍後會有專門詮釋）；另一個相對更“深層次”的誤讀是認為，中國消費對GDP的貢獻太低，投資對GDP的貢獻雖然大但是依託的是投資增速更高的基礎上——換句話説，就是消耗了太多的資源和資本來實現了GDP高增長。我認為這並不值得，而且讓老外白白買去便宜貨，更令人痛心。

比如最近某大型券商的首席經濟學家在央視上侃侃而談：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製造業大國。但統計顯示，中國消耗了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鋼鐵和70%左右的油氣，在2020年中國的汽車保有量將突破2億大關。亟需轉變發展方式，建立內需為主導的增長方式。這種論調很時髦，卻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論述。

眾所周知，中國是鋼鐵出口大國，美國和歐盟時不時要對中國出口的鋼管進行反傾銷調查。國際鋼協的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粗鋼產量達到了5.678億噸，同比增長13.5%，創下了單個國家粗鋼年產量的新紀錄；2009年中國粗鋼產量佔全球總產量的百分比提高至47%，較2008年擴大了9個百分點。一個鋼鐵出口國自己的年產量尚不足50%，怎麼可能消耗全球60%的鋼鐵？

再比如説石油，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最新數據，中國在2009年消費22.52億噸石油當量，相比美國石油消費總量21.70億噸高出4%，成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費國。對這個結果，中國還是不承認的，國家能源局綜合司司長周喜安曾在2010年7月表示，國際能源署公佈的這個數字不可信。就算是可信的，也無論如何算不出中國消耗了全球70%油氣資源的結論。況且，高增長的鋼鐵和能源消耗，本身有多少比重是因為中國這些年汽車行業的大發展呢？難道這不是一個“消費拉動了GDP”的例證嗎？如果這樣的汽車保有量已經是要消耗如此驚人的70%油氣資源，等2020年中國汽車保有量突破2億輛時，地球將如何負擔？照這種推理，究竟是要拉動消費還是壓縮消費更科學？

事實上，即使按照被嚴重扭曲的消費和投資數據計算，中國這些年的經濟增長模式也是有鉅變的，尤其顯著的是，以支出法劃分的GDP數據中，外需對GDP的貢獻由正到負，最近5年裏投資對GDP的增長貢獻比例始終與消費相當，投資佔比急劇增加的時代（2005年以前）早已過去（見附圖）。從圖表中更可以看出，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和經濟平靜期的最大變動也是在外需上，可見國內的消費和投資是處於一個相對平穩健康的規模比例的。若簡單粗暴指責比例失調，很難解釋這種結構是如何不被顛覆的，違背規律的現象怎麼可能長期主導宏觀經濟走向？

真相三：消費多少才是足了？

以一個極端例子來説明上述小標題是再恰當不過了：美國人的消費佔GDP比例夠高了吧，但是非洲的那些充滿難民和饑荒的國家一定更高，可能佔到90%以上，因為老百姓根本沒機會在應付了食品和醫療支出後有錢去投資或者儲蓄。

這説明什麼？第一，講消費“應該”佔GDP比重多少，或者貢獻要多大，沒有一個固定依據，不是説越高越好，也不可能有一個所謂“均衡值”，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第二，消費不是自己“拉動”的，就像人不能拉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消費只是結果，供給才是原因，固然在GDP統計中可以用支出法來觀測和衡量，支出卻不是動力；否則非洲的這些國家就可以憑藉自己天下第一的消費比例趕超美國了。第三，衡量消費的絕對數相對容易，但是衡量相對數要很謹慎，尤其要考慮社會發展階段的因素。

我們不妨從這三個角度來重新審視中國人確切的消費水平。資本市場投資者常用的辦法是“草根調研”，也就是去超市看看吃的用的有沒有特別的亮點，這個方法也適用於國情比較。根據筆者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國的三線城市以上級別（一線城市指大都市，二線城市指省會級城市，三線城市指各省發展中上水平的地級市）的人口聚集圈的日常消費狀態，並不落後於美國人過多，比如日常消費的蛋奶油米、服裝鞋帽，乃至家電電腦等較為現代化的消費品，差距只有質和量的區別，並不可見什麼無法逾越的鴻溝。

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報告中曾部分驗證了這種印象，其經濟學家們選擇了三類有代表性的商品進行比較：汽車、啤酒、液體奶製品。結論是中國的汽車消費量已經超過美國；2008年，中國家庭消費的啤酒和液體奶製品達到3880萬升和1300萬噸，分別為美國同類商品消費量的158％和59％。這個數據不僅説明中國人的消費總量並不很低（黃種人天生喝奶的胃口沒老外那麼大，喝啤酒倒是比較厲害），更説明中國消費總量的增長速度是極其驚人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王慶特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汽車、啤酒和液體奶製品的比較是以銷量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的結構性低估意味着以美元計算的中國銷售額的實際價值要低於美國的銷量額。但是，無論產地在哪裏，一輛汽車需要同樣多的鋼和銅，一瓶啤酒也需要同樣多的大麥和小麥（可能奶製品裏含奶少點，但應該也在可控誤差範圍內——筆者注）。因此，中國消費增長對國際市場上這些產品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事實上，汽車、啤酒和奶製品消費被低估的程度還不算多，因為它們是可貿易的商品。中國真正被特別低估的是服務業消費和房地產消費，因為這兩者幾乎沒法跨境交易。這裏着重説明一般服務型消費的低估。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服務業佔中國GDP的40％，摩根士丹利的估計是服務性消費僅佔個人消費總額的26％，不僅遠低於工業化國家，甚至遠低於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例如美國、歐盟、日本等工業化國家的服務性消費分別佔個人消費總額的66％、40％和57％，而與中國同為新興市場的印度、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也分別達到39％、57％和56％，遠高於中國。

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有兩個重要的項目，就是醫療和教育，尤其是前者。在美國，醫療開支佔到個人總體消費開支的15%以上，在其他發達國家也佔到差不多的比例，中國的醫療消費據估算僅為全部消費開支的6%以內，屬於極低水平。它的問題在於兩方面：一是中國人在絕大部分醫療機構的看病過程，其實是極其不講用户體驗和服務質量，服務水平極其原始，當然也就無法收取較高的服務收費；二是中國人的保健開支水平較低，去醫院就是為了看病，對服務的需求也較低；三是醫療行業（包括教育）的國有壟斷程度很高，民間資本參與競爭的機會很低，也就極大地限制了服務水平提升的速度，假如像飯店一樣對所有投資開放，勢必會形成各種層次的分級服務體系，開支水平也就一定會提高。

由於服務業很難出口（尤其是中國受外匯管制使金融服務業幾乎無法走出國門），短期提升效率和價格的可能性也不大。可以想象的是，中國將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依然保持低於國際平均水平的消費率。難道我們據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説這部分服務業消費佔GDP的比例應該也必須被大大提升嗎？

這種想法無疑是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的思維邏輯：中國相對於全球的最大優勢就是人口和勞動力，它們很難直接出口，只能出口以它們為比較優勢的製造業商品。因此，中國國內的消費也必然是如周小川講的那樣“重商品輕服務”。如果在新西蘭這樣的農業優勢國家，當然是農產品便宜而人力資源昂貴了——但是農產品可以出口，所以這種不平衡會被全球化大大攤薄。澳大利亞和巴西可以出口優質的鐵礦石，俄羅斯可以出口石油和銅；所以它們的服務業都不會太便宜。中國的服務業消費低但實際量很大，既是必然甚至也是優勢，不值得大驚小怪。

綜上所述，考量中國的居民消費水平必須用一種更細緻的分析、更關注區域和社會發展現實的觀察方法，才可能得到較為精確的判斷，避免被統計數據和平均值所欺騙，也不會隨便就用國際慣例或中國國情來任意概括。目前主流的“中國居民消費率太低”、“不能支撐經濟高速增長”、“投資佔比過高”等等觀點存在着明顯的統計誤差或邏輯扭曲，處於“沒頭腦”和“不高興”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