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重慶夢與中國模式

1996年，李希光第一次來到重慶，他看到的，是一個貧窮、落後、生態問題嚴重的破敗之城。2009年，他再度來到重慶，光彩亮麗的重慶夜空讓他震驚於這個城市14年的鉅變。重慶給了他一種解讀中國的新視角。

重慶夢是中國模式的載體與敍事。作為一個內陸中心城市，重慶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並沒有受到嚴重衝擊，其外向型經濟只佔12%。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之下，重慶卻以15%的速度飛奔向前。重慶的高速發展證明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失效，也證明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意義——以人為本、改善民生既是發展目的，也成為發展源泉。重慶實踐具體地深化了對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的認識，重新定義了現代性，肯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能力優勢，終結了“歷史終結論”；重慶提出的民生幸福指數再造了共產黨執政的必然性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過去500年來，現代性來自西方，而今天的現代性來自北京鳥巢、上海世博園、重慶朝天門。重慶實踐展現的是社會主義計劃、資本主義市場、國有經濟、私有經濟、全球化文化、紅色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現代性模式。

今天，西方的學術界開始不再用簡單化的政治套話和二元對立的方法來討論中國的發展。牛津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華志健的《21世紀的中國：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在這本書中，中國問題的討論越來越正常化和理性化。華志健的觀點是，今天在討論中國時，更應該從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來觀察這個國家。

奧威爾強調通過恐懼的手段來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強調的是通過創造需求、提高民生慾望和生活標準來滿足人民。

英國經濟學家阿納托勒?卡萊茨基在《時代》週刊寫道，“我們西方人有兩個選擇，或者我們認輸地説，中國在人類5000年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是一個比美國或者西歐更成功和有生命力的文化，承認中國今天已經自然地獲得了全球領袖地位。或者我們乾脆承認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之間的競爭，開始嚴肅地思考如何改革西方資本主義，以求得更好的獲勝機會。”

從重慶實踐，到中國未來的創新與變革，中國與世界進入了一個社會與思想發展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與世界面臨許多共同的課題，東西方舊的發展方式和範式需要提升、變革和創新。在承認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多元性的基礎上，經過跨文明的溝通，需要跳出原有的知識格局、思想框架和觀念的約束，建立一個人類共享的價值體系，進入一個人類不同文明和平共處的和諧新世界。

以重慶實踐為代表的新社會主義力量，在探索出一條本國國情與時代特徵相結合的道路，這是一種既揚棄舊社會主義弊端，也揚棄舊資本主義弊端的新社會形態。軟實力建設不是從外界給自己找來一件意識形態的外衣，而是像重慶那樣實實在在地從國情市情出發，按科學發展觀的理念，確立自己的發展思路，探尋自己的發展路徑。

西方評論家預測，隨着中國越來越融入國際社會，其未來的行為舉止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像西方發達國家。美國學者沈大偉説，事實上，中國變得“越來越像中國”，而不是像西方。重慶實踐並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國複製了西方模式，而是兩方面的結合，不僅在經濟領域創新地與世界接軌，同時在政治社會發展上試圖創新西方模式，其發展模式超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鴻溝，打破了舊有市場經濟話語體系，展示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普適行為的共同敍事話語。

近年來，重慶在改革發展中選擇了不同於沿海、經濟特區和全國其他城市，但卻適合重慶特殊市情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方式，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而積極的社會影響，被一些學者和媒體稱之為“重慶模式”。其中，以户籍改革撬動農地改革、農民進城、城鄉土地要素置換，最終實現城鄉統籌的系統性改革，可謂是一個最大的突破。

“重慶模式”下的三大改革構想

市委書記薄熙來稱，深化改革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要在土地和林權改革上重點突破。

統籌城鄉户籍改革，讓農民有尊嚴地進城

2010年8月1日，重慶市統籌城鄉户籍制度改革正式啓動，引起全國高度關注，被一些媒體稱為中國户籍改革的破冰之旅。該方案明確1000萬農民轉户進城分“兩步走”：第一步，2010年至2012年，重點推進有條件的農民工及新生代轉為城鎮居民，力爭在兩年內新增城鎮居民300萬人，實現轉户人口在主城、區縣城和小城鎮三級城鎮體系內的合理佈局。第二步，2012年至2020年，通過系統的制度設計，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業、教育、衞生等保障機制，進一步放寬城鎮入户條件，每年轉移70萬－80萬人，到2020年新增城鎮居民700萬，非農户籍人口提升至60%。

户籍制度改革實際是城鄉利益格局的一次大調整，政府必須為農民進城支付合理成本。以全部整户轉移、全部退出土地測算，每個“新市民”平均有6.7萬元的“進城成本”，包括農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的“退出成本”，以及“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業、教育等方面的“進入成本”。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稱，中國城鄉統籌的要害是農民工的户籍制度怎麼解決好的問題。城市化、工業化本質上是農民逐步減少、農民工轉化為城市市民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有多長，城市化過程就有多長。

讓1000萬農民進城至少可以為重慶帶來三方面的收益：第一是可以直接拉動消費，有利於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第二，大量農民進城對守住耕地紅線有好處。重慶一個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並退出宅基地，可節約建設用地170平方米，如果未來10年重慶有1000萬農民轉户進城，就可以復墾增加耕地250多萬畝；第三，可以通過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增加留在農村的1000萬農民的收入。

土地流轉制度新政，農民可攜“地”入市

在土地利用制度改革方面，重慶一向勇於探索和創新。2007年7月，重慶出台了《服務重慶統籌城鄉發展的實施意見》，其中“允許以農地承包經營權出資入股”最引各界關注，被坊間稱為“股田制公司”。但隨後，基於該項改革與現行土地承包制度的衝突，以及對農民失地風險的擔憂，被中央緊急叫停。

不過，重慶並沒有因此而停止探索。2008年，重慶拋出一攬子農村改革政策，包括允許農民以多種方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建立區縣、鄉鎮、村三級農村土地流轉中心；設立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通過逐步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促進城市土地收益反哺農村。其中，“地票”交易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創新。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稱，深化改革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要在土地和林權改革上重點突破，要加快建立土地流轉的服務體系，鼓勵農民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以多種形式流轉承包經營權，發展現代農業。用市場化的辦法來科學發現土地的價格，使農民權益在土地流轉中得到保障。

有學者認為，“重慶模式”的土地流轉政策意義重大，一是農村集體土地將成為中國城市新增土地的基本來源，由此將形成公開化的中國村鎮房市和構建中國房市的全流通格局，二是為解決實際佔地數以億畝計的農村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建構全國統一的土地使用權體系，為土地使用權成為全新的商品權利體系提供一條可操作的途徑。

推行住房“雙軌制”，破解“蝸居”之痛

按照“保障歸保障，市場歸市場”的原則，重慶近年來加大了公共租賃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積極探索構建住房供應“雙軌制”，市場供給與政府保障並舉，讓中低收入羣體“居者有其屋”。

從2010年起，重慶計劃每年開建1000萬平方米公共租賃住房，未來3至5年內全市建設總量將達4000萬平方米。所謂公共租賃住房，即由國有企業持有產權、由政府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限定套型面積和按優惠租金標準，向符合條件的家庭供應的保障性住房。重慶計劃建設的公租房主要分佈在主城區和6個區域性中心城市、2個衞星城等人口聚集度高、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區域。按人均20平方米計算，4000萬平方米可以解決200萬人的住房問題，這就打破了過去保障性住房建設“零敲碎打”、不能從根本上“解渴”的困局。

重慶的公租房在全國率先打破了城鄉和內外差別，不設户籍限制。凡年滿18週歲，在重慶有穩定工作和收入來源，單身人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即可申請公租房。與同地段、同品質的商品房的出租價格比，公租房的租金僅為前者的60%。

同時，公租房亦能夠成為政府調控房價的“穩定器”與調控房市供求的“緩衝器”。當它進入市場，不僅增大了房屋總體供應量，還對投資性、投機性購房形成遏制，起到長期穩定房價的功效。同時，它還能夠有效地穩定房屋租賃市場價格。對年輕羣體，又會較好緩解資金積累與購房壓力之間的矛盾，通過一段時間的過渡，形成有效需求，反過來，又會促進商品房市場的平穩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