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暉：關於《史記》所載商鞅結局的疑點

孫皓暉 著名長篇歷史小説《大秦帝國》作者、西北大學秦文明研究院院長

商鞅的個人命運，是一個充滿謎團與煙霧的歷史大悲劇。

關於商鞅的結局，史料有兩種記載。《戰國策?秦策一》記載的過程是：秦孝公病勢沉重之際，“欲傳商君，辭不受”——秦惠王“政有頃，商君告歸”——其間有人勸説秦惠王除去商君——商君從家鄉或封地回來，秦惠王就車裂了商鞅。這裏的事件邏輯，很接近於正常狀況：秦惠王接受了勸説者的兩點理由：其一，商鞅權勢太重，對君主構成威脅；其二，秦惠王對商鞅有曾經的政治仇恨，應該“圖之”，也就是説，應該復仇。

整個過程4個階段，簡單明白，符合當時政治復仇的殘酷現實。結論也很明白：秦惠王殺害功臣。

但是，《史記?商君列傳》的記載卻很是複雜，過程脈絡是：秦孝公死——太子立——公子虔集團告發商鞅準備造反——秦惠王下令追捕商鞅——商鞅逃亡到函谷關下——夜晚未能入住旅店——商鞅逃亡到魏國——魏國沒有接納——商鞅逃亡他國——被魏國堵截並強行驅逐回秦——商鞅重新回秦——商鞅進入封地發兵造反——商鞅武裝力量北上——商鞅打到了關中東部的鄭縣——秦惠王發兵攻打商鞅武裝——秦惠王在鄭縣以東的澠池擒獲商鞅——秦惠王殺了商鞅——秦惠王再度車裂商鞅屍身——秦惠王滅商鞅之家。

這一記載，前後共19個階段，頗見曲折。

兩則記載的最大差別，是商鞅究竟有沒有起兵造反？

在《戰國策》的記載中，整個過程未見舉兵造反之痕跡，其真實性很容易為人理解。《史記》的記載，則明確了商鞅的造反事實，商鞅的一系列舉措，也非常地荒誕離奇。以實踐邏輯分析，《史記》關於商鞅結局的記述，疑點非常明顯，也很多。讓我們進行一番最簡單得辨析——其一，商鞅的造反動機是什麼？《史記》始終未見表現。重大事件未見動機，這在《史記》中很少見。

其二，公子虔舉發商鞅“欲反”，舉證事實是什麼？也未見記載。

其三，既有先期舉發，可見商鞅造反已經先有預謀。果真如此，在已經發兵追捕的情況下，商鞅為何不直接進入封地舉兵，卻要匆忙逃亡到“關下”？這個關下，就是函谷關下。戰國之秦國，不冠名稱而只言“關”字，從來都只是函谷關。如同一個“河”字，只能是黃河，而不是其他任何河流。從地理環境説，從咸陽直奔東南方向的商於，比東出函谷關要近便得多。從軍事守備説，從藍田塬下商於，只要不走武關，就沒有軍事阻攔；而函谷關卻是永遠重兵把守的要害之地，道路只有一條，逃亡難度極大，趕到函谷關做什麼？

其四，既然先行逃亡，説明商鞅原本就沒有造反預謀，或者此時已經放棄了造反舉兵。在逃亡失敗之後，商鞅才進入封地舉兵——這是有預謀的造反嗎？果真如此，其間轉變之突兀，説明商鞅分明是一個愚不可及的人。可是，商鞅是腦袋容易進水的人嗎？即或是一個平庸的謀反者，也不會如此笨拙。通曉政治軍事的商鞅，能在預謀造反之後，還會如此進退失據倉皇失措嗎？

其五，商鞅變法之後，秦國實行虛封制，封主對封地沒有治權，更沒有任意組織武裝的權力。商鞅住店，都因為沒有身份證明而不能入住，為什麼一進入商於，就能立即發動“徒屬”舉兵？這於前述旅店之法治狀況，簡直是天壤之別，可能嗎？

其六，追隨商鞅造反的“徒屬”，究竟是些什麼人？是左右追隨者，還是普通民眾？如果是忠實於商鞅的左右追隨者，商鞅丟下這些人隻身逃亡，逃亡失敗後再回來，還能發動這些人造反，就是非常荒唐的；以戰國之風，這是“負人於前，陷人於後”，是十分惡劣而令人不齒的行為，那些左右還能追隨商鞅嗎？如果是普通民眾，《史記》已經點明秦人“不憐”商鞅，那麼，冷漠的民眾能不假思索地跟着商鞅造反嗎？

其七，商鞅舉兵造反，商於郡縣兩級官府，竟然沒有任何動靜，這可能嗎？商鞅能在商於造反，未遇任何地方官率軍阻攔，而能率軍直接北上；在法度嚴明的秦國，這簡直是痴人説夢。

其八，商鞅造反軍要進關中，既必須越過武關要塞，又要翻過藍田高地。武關是極其重要的東南要塞，能放任一支造反武裝順利北上嗎？

其九，果真造反，商鞅武裝南下進攻秦楚交界的大山地帶，不失為當時獨立自治的最佳選擇。《史記》中的商鞅造反，卻直接北上進攻重兵駐守的關中，這幾乎是沒有任何目標意義的盲目抉擇。以商鞅之才，可能失敗於強大的軍事壓力，但絕不可能失敗於如此淺顯的謀劃。這種造反路徑，採之於流言編造的可能性極大。

其十，依據《史記正義》註釋，當時的鄭縣，距當時的澠池三百餘華里。鄭縣，就是今日的陝西渭南地帶；澠池，是今日河南省三門峽市以東，兩地之間的實際距離至少在500餘華里，東端已經深入當時的魏國境內了。那麼，商鞅究竟有多大的兵力，能在戰敗之後，逃至澠池被殺？既會在戰場失敗，説明商鞅兵力不多，只能逃亡，不能對抗；既會在戰場被殺，説明商鞅拒絕投降。果真兵力不多，商鞅造反軍如何能突破函谷關要塞而東逃澠池？函谷關守軍通同造反，可能嗎？

其十一，商鞅一人入魏，魏國尚且拒絕；商鞅造反軍深入河內腹地數百里，已經接近大梁了，魏國如何沒有動靜？魏國即或怨恨商鞅，即或配合秦國追捕商鞅，可是能聽任秦國大軍深入魏國都城地帶追殺商鞅造反軍嗎？以戰國邦交傳統，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其十二，商鞅能突破函谷關深入魏國，最好的逃亡或繼續造反的路線，也應該是東南便於隱蔽的崤山地帶；不走山地而直入一馬平川的魏國都城地區，不是完全地飛蛾撲火嗎？對於極其熟悉秦魏兩國地理軍事的商鞅來説，這可能嗎？

其十三，關於商君最終刑罰，《史記》的説法是：“殺之於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循，曰：莫如商君反者！”這個“循”字，是泄私憤的意思，而不是可以通假的殉葬的“殉”；因為，秦惠王不可能讓商鞅為自己殉葬。既然是鎮壓造反者，刑罰再重，似乎其動機也不會僅僅是或主要是泄私憤。《史記》用的這個“循”字，究竟是主觀概括，還是客觀事實，實在令人可疑。

其十四，既然商鞅造反是最極端的罪行——莫如商君反者！可是，秦惠王卻沒有對商君處以族刑，也就是滅三族；而僅僅是“滅商君之家”，這可能嗎？請注意，在各種史料中，滅家和滅族，是明確的兩種刑罰，兩種殺戮範圍。這裏，只滅家而不滅族，與關於政治仇恨的記載，又是有巨大矛盾的。

總體上説，《史記》關於商君造反的記載，太過離奇，太過荒誕，充滿了不真實性。

對於任何一個有着基本歷史知識與政治常識、軍事常識、地理常識的人，這都是一個非常蹩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