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發展的內部風險及化解之道

文 寒竹

11月14日，“國際TOP500組織”公佈了最新全球超級計算機500強排行榜，天河—1A成為世界運算最快的超級計算機。而在此之前，中國的土地上已經奔馳着世界上最快的火車。中國速度正在震撼整個世界。但是，中國從高速發展中得到的不僅僅是經濟的繁榮，同時也遭受着高速發展帶來的痛苦。今天的中國跟所有經歷過現代化轉型的國家一樣，正在進入一個社會矛盾的高漲期。而且，由於中國以一代人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幾代人走過的路，原本可以逐漸解決的社會問題集中湧現。中國社會正在呈現出一種越來越大的剪刀差。一方面是民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是一部分民眾表現出來的抱怨和不滿日趨強烈。這個日益增長的剪刀差説明中國社會的高速發展正在進入一個風險期。如何在高速發展的同時解決好經濟繁榮帶來的社會問題是今後十年發展的一個關鍵，也是中國發展模式亟需創新和完善的一個重要內容。

媒體中的民意和現實中的民意

矛盾的集中產生帶來社會不滿。中國民眾中究竟有多少人對社會現狀強烈不滿？這種不滿主要是集中在什麼問題上？任何一個人只要在中國的媒體，包括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瀏覽一個小時就會有一個強烈的感覺，似乎絕多大數的網上中國人都對當前的社會現狀強烈不滿，這些不滿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貧富懸殊，一個是官員腐敗。今年7月，人民論壇雜誌在人民論壇網、人民網等對6575位網民做了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問卷調查。根據調查結果，最可能誘發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排在前兩位的分別是：“腐敗多發，民怨較重”(佔52%)和“貧富分化，階層固化”(佔44%)。客觀地説，這個調查數據跟中國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上鋪天蓋地表現出來的對貧富懸殊和官員腐敗的憤怒情緒相比，算是很保守的。

由於媒體的調查對象主要是自己的受眾，而且調查方式缺乏科學的設計，那麼這種粗放的、對社會部分羣眾進行的問卷調查究竟是否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絕大多數民眾對當前社會的基本態度呢？中國的民意有沒有“被代表”呢？下面再來看看兩個專業的調查數據。

2010年6月17日，世界著名民意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佈了一個最新的關於中國社會民意的調查報告。根據這個報告，中國民眾對自己國家發展方向的滿意程度高達87%，對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的滿意度高達91%。皮尤研究所作為聲譽卓著的民意調查機構，它的民意調查報告常常作為世界各國政府和學術研究機構的重要參考資料。皮尤的這個民意調查報告應該是有堅實的抽樣統計基礎的。但是，皮尤研究中心設計的兩個問題跟上面中國媒體設計的問題雖有很大關聯，終究還是不一樣的問題。我們在此只是把它作為一個參考。

下面再來看看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中國社會問題專家Martin King Whyte（中文名字懷默霆）在中國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懷默霆教授於2004年組織中外學者對中國公平問題進行了一次非常專業的調查。按照懷默霆的解釋，他主持的這項調查採用了嚴格問卷統計方法。中國過去的許多抽樣調查都使用户口記錄作為樣本框的基礎，但是，由於中國當前的人口流動變得越來越不準確，懷默霆和他的小組採取的空間地理概率抽樣使用了人口密度地圖和地理地位系統（GPS）等工具，根據與人口規模相對應的概率（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population size），選取實際的物理地點，然後採訪每個指定區域中的每一户中的一名成年人。為了有足夠多的城市樣本來分析城市中的差異，懷默霆在城市中採用了過度抽樣（oversampling）的方法。按照懷默霆的説法，他的這個調查結果對中國全國範圍內18歲到70歲的成年人有代表性。（參見：《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1期）

懷默霆教授在2009年的一篇題為《中國民眾如何看待當前的社會不平等》的文章中以這份調查報告的詳細數據為根據駁斥了海內外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正在成為一座“社會火山”（social volcano）的説法。懷默霆認為，所謂中國民眾對社會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不滿正在不斷積聚，併成為政治穩定的一個威脅的説法是缺乏民意調查根據的。懷默霆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了很重要的兩點。

第一，中國社會確實存在着因市場化改革引起的不公平，但是，中國受訪者並不像很多分析人士和中國政府官員所認為的那樣，對當前不平等的程度和公平與否心懷不滿。相反，與其他國家的人相比，中國受訪者對不平等的態度更加正面和積極。懷默霆認為中國一些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誇大了中國社會中存在的不滿情緒。

第二，與通常的看法不一致的是，那些對當前不平等最為不滿的，並不是中國最弱勢的羣體，而是城市居民對不平等更加不滿，特別是那些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和那些住在中部省份的人，特別可能是那裏的中年人。（參見：《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1期）

如果僅就調查報告的科學性來説，懷默霆主持的這份調查應該是最具科學性的，因為這項民意調查涵蓋的社會羣體最多，抽樣基礎最大，程序最為嚴格，而且問卷的問題分得極為細緻。這篇報告最重要的一點是通過數據揭示出，絕大多數中國人對當前的社會並沒有強烈的不滿，而真正對社會懷有強烈不滿的人大多是生活在城市中生活不那麼糟糕的羣體。

懷默霆教授的這份調查報告實際上解釋了為什麼知識界和媒體界的人對社會的不滿要比真正的農民和農民工的不滿強烈得多。根據該報告，中國各個階層和羣體都有不滿，但是真正對社會最為不滿的主要是城市中間階層。而我們上面談到的中國知識界和媒體中的部分從業人員正是屬於這個羣體。也就是説，中國的知識界和媒體中的部分從業人員實際上是把自身對社會的強烈不滿放大為全社會的不滿。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由於缺乏科學可靠的社會民意調查，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對社會的態度不得不被輿論界的部分文人所代表。

行文至此，讀者很容易產生一個疑問，既然媒體中的民意和現實中的民意不一樣，既然中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像懷默霆教授説的那樣沒有多大的不滿，中國真正的弱勢羣體對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的態度是正面和積極的，而中國一些媒體上特別是網絡媒體表現出的強烈不滿僅僅是城市中一些中間階層和文人的放大，那麼，中國社會何來風險？此文何必討論這個被中國一些文人放大了的偽問題？其實，這正是觸及到了問題的關鍵。懷默霆的調查過程和抽樣出的數據儘管很科學、很嚴謹，但是他最後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結論卻脱離了中國的實際。懷默霆認為，既然社會的大多數都沒有什麼強烈的不滿，僅僅是少數並不那麼弱勢的城市中間階層人有強烈的不滿，那麼中國社會的發展並不存在多大風險。這個説法放在其他國家或許是對的，但放在中國卻是不準確的。中國文人確實在社會只佔很小的比例，但這個小小的羣體在中國卻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士大夫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階層。西方有騎士精神，中國有士大夫傳統。西方的騎士喜歡用劍行俠仗義，中國的士大夫喜歡拿筆代表民心。在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歷史中，中國社會的話語權大多數是掌握在士大夫手中而非專制君主手中。表面上，中國的專制君主可以殺伐一切，可以用文字獄誅滅九族。但是，歷史地看，中國社會的道德高地，社會的民心一直是被士大夫這個羣體佔領。由於士大夫的傳統，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知識分子一直有着代表天下蒼生的心態，這種心態催生了無數的志士仁人為了中國的獨立和進步而前赴後繼。如果我們回顧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會發現，儘管表面上是槍桿子在奪取政權，但歸根到底是有着士大夫傳統的知識分子在決定中國歷史的基本走向。蔣介石把國民黨和共產黨之爭説成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應該説是基本符合事實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是西方知識分子很難相比的。

所以，儘管今天中國社會中具有強烈不滿怨氣的部分城市中間階層在數量上不多（主要是第一代城市移民），但這個階層中的知識界和媒體界中的從業人員的社會影響力卻大大地超過了這個羣體的數量級。這當中的邏輯關係是很難用懷默霆的科學調查數據來解釋的。我們不能因為真正強烈不滿現狀的人在統計學上居於少數就無視中國社會發展的風險，因為，在很多時候，小眾是可以引導大眾的。

左翼知識分子成為中國社會批判力量的主流

為什麼中國的知識界和媒體界中的部分從業人員要比其他社會羣體對中國社會的公平問題有着更強烈的不滿情緒呢？這當中涉及到人文知識分子的一些共性，但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傳統。

佔領中國輿論平台的主要是一些人文知識分子（在西方叫intellectual)，這類人文知識分子跟各個行業的專家有很大的區別。這類人文知識分子多數並不具有某個專業，如自然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方面的專業知識，但對社會公平有着強烈的追求，常常以社會良心自居，以社會大眾的代表自居。西方一些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常把這類知識分子中的激進分子看成烏托邦和專制主義的引路人。在自由資本主義傳統強大的國家，如美國，學術界的人喜歡稱自己為專業人士（professional），而很少稱自己為知識分子（intellectual）。在社會主義傳統比較強大的歐洲大陸，知識分子這個詞在學界和媒體界用得要多一些。但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人文知識分子普遍對市場經濟有一種天然的排斥情緒，大都主張社會的正常發展不能任由自由經濟的殘酷競爭法則支配，政府必須要出面調節社會分配。所以，歐美知識界和媒體界的主流通常都是粉紅色的左翼。

在中國，這20年社會經濟生活的市場化速度遠遠超過了當年歐美各國。如本文開頭所言，中國用一代人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几代人走過的路。在這麼一種急劇市場化的社會中，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社會財富急劇分化。面臨這麼一種社會發展現狀，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政治色彩變得越來越左、經濟社會主義的情結越來越重是很自然的。但是，這還不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從左邊向社會發出憤怒之言的主要原因。若論社會的貧富差距，香港的基尼係數高於大陸，但香港的知識分子對貧富差距的態度要平和理性得多;若論政府的腐敗程度，中國在金磚四國中的腐敗程度遠不如巴西、印度和俄國(根據國際透明組織2010年的最新報告)，但中國社會輿論對政府腐敗的憤怒程度卻大大超過其他三國。顯然，中國一部分人文知識分子左傾化還有一些更為根本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平民主義和現代激進運動共同形成的民粹主義傳統。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平民國家。均貧富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道德理想。中國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大都採取均田制度，即政府通過打擊豪強重新按户均分土地，並通過開發荒野、增加農田的方式，把新開發的土地按人口分給老百姓。一旦朝廷沒有新開發的土地分給失地農民，而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土地兼併又無法控制，失地農民就會揭竿而起來改朝換代。而每一個新朝廷又用武力重新打破原有的土地所有結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上個世紀革命黨人講的“耕者有其田”實際上是從古代總結出來的政治理想。平民主義是積澱在中國民眾心中的一個核心價值觀念。這是中國社會每個朝代只能維繫幾百年時間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始終難以成長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更是俄國的民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能夠在中國找到革命土壤的根本原因。

此外，中國的現代民族建國不是通過貴族革命、不是通過有產階級革命完成，而是在激進的革命旗幟下結合中國幾千年來平均地權的方式實現的。如果説，私有財產神聖、自由市場和財富分化是西方現代建國的一個基本理念，那麼平均社會財富，打破階級結構則是中國現代建國的一個最基本精神。西方人常常討論誰應該為戰後丟失中國負責，常常把中國的紅色建國理解為蘇俄的支持，這是完全不瞭解中國的國情。中國幾百年就要來一次激烈的均貧富週期運動，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本質。

如果我們理解了中國強大的平民主義傳統，也就明白了中國知識界和媒體界中的一些文化人為什麼對中國現狀具有強烈的不滿。相對於其他社會各個羣體，人文知識分子是傳統文化的主要承載者，中國幾千年來的平民主義和近現代以來的不斷革命精神主要是通過這樣一個社會羣體在承載。如果説，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大多是紅旗下的蛋，此話應該不算過譽。相對而言，歷史文化包袱較少的普通勞動者和經商者比較容易在市場化的社會轉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揹負着傳統民粹主義包袱的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則很難適應這個急劇的轉型過程，而中國在轉型期的特殊體制又給他們並非完全理性憤怒的提供了特殊公共平台，使他們的社會影響力遠遠大於西方社會的人文知識分子。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和社會影響決定了他們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批判力量的主流。

長期以來，左和右這兩個有關社會主張的概念在中國被弄得很混亂。中國一些人文知識分子常常以自由派、右派自居，這是一件比較可笑的事。何為右派？右派主張保守主義傳統，左派主張激進變革。何為自由？如果剖析人類社會的現實發展，我們會發現，在人類的各種自由中，經濟自由是最基本的，人類的其他自由都是建立在自由經濟的基礎之上。但自由經濟的一個結果就是社會財富的不均。萬人馬拉松賽跑，大家自由奔跑，第一名和名落孫山的差距肯定是巨大的。為了縮小差距，所以主張加大政府調節力量的左派就會出來要求制約自由。如果我們仔細瀏覽中國的媒體輿論和一些有影響的書籍，我們很難能夠看到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的右翼主張。所以，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自稱右派和自由派實際上是給自己的左派腦袋戴上右派的帽子，帽子和腦袋是不相符合的。

中國的一些人文知識分子把自己本來的左派主張説成是右派主張，實在有些不嚴肅。主張政府幹預樓市，主張政府增加勞工工資和社會福利，主張政府打壓物價的聲音本來就是地道的左派聲音，承認這一點並不是一種恥辱。

用社會主義方式完成市場經濟轉型

上面對中國社會現實民意和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分析並非出於道德上的褒貶，而是要想揭示出當代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如果我們用紅代表左、藍代表右來構建中國的政治光譜，那麼中國社會今天的政治光譜基本上是一片紅色。中國雖有代表企業家階層的藍色保守主義右派，但數量極小，在一個泛紅色的社會，藍色光譜幾乎沒有什麼社會影響。

首先，由於缺乏藍色保守主義的社會基礎，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沒有條件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道路。中國作為被迫捲入現代化進程的後發國家，在很多方面都跟亞洲四小龍相近。相當多的海內外學者也把中國的發展視為在走亞洲四小龍的道路。這種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脱離了中國的現實和國際環境。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社會轉型基本上都是一個共同的模型，即一個強勢的右翼保守主義政黨跟代表勞工大眾和知識分子的左翼政治力量不斷進行經濟和政治上的博弈，社會在衝突的陣痛中最終完成轉型。這些社會在現代化轉型中沒有崩潰的原因除了本身具有強大的保守主義社會基礎以外，美國和西方國家在冷戰期間出於國際戰略的考量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給予有力的經濟政治支持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今天的中國社會轉型，在外部不存在友好的大國強力支持，相反，只有其他國家畏懼中國崛起而產生的各種牽制行為；在內部，中國的紅色左翼的政治批判力量對市場化時期的普通民眾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中國執政黨不可能像當年日本自民黨、韓國的民主共和黨、台灣的國民黨、香港的殖民政府那樣去扮演一個強勢的右翼角色，因為中國社會並不存在藍色政治光譜的保守主義社會基礎。如果中國執政黨試圖重走日本和四小龍的保守主義政黨道路，則根本無法解決日益增長的貧富分化和政府官員腐敗的問題。

由於上述原因，為了解決貧富分化和官員腐敗這兩大問題，為了避免中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斷裂，中國社會應該從民間和政府兩個方面探索新的道路。

從民間社會來説，最重要的是逐漸形成保守主義知識精英跟企業界精英結合的藍色政治光譜，以保守的藍色政治力量來平衡民粹式的左翼人文知識分子，改變激進知識羣體主導中國學界和部分市場化媒體界公共平台的局面，讓中國社會思想界和輿論界出現多元化的更健康的局面，從而讓整個社會提高對市場經濟帶來的利益分化的容忍度。這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發展過程。中國企業家少有關心國家政治的傳統，而關心國家政治的人文知識分子又大多偏左。對腐敗的揭露，對公平正義的追尋，為弱勢羣體代言，這些都是左翼知識人的積極貢獻，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也離不開這些社會批判，但是僅有批判和憤怒，或者為其主導，這個社會就失去平衡，失去解決具體問題的時間和機會，而帶來動盪之風險。從一個視平等高於一切的社會中培養起市場經濟總是艱難的。但是，無論多艱難，通過保守主義的成長來提高社會的包容度是從根本上形成中國社會平衡發展的基本路徑。

有人以為搞現代化就要向日本學，但希望中共走日本自民黨的右派道路是脱離了中國社會實際的紙上談兵。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國社會需要的都是一個兼有革命黨和執政黨色彩的政府，只有這樣，執政黨才不會失去勞工大眾的社會基礎。因為，也只有運用社會主義的優勢，才能真正解決貧富分化和官員腐敗這兩大社會弊端。從這個意義上説，在一定程度上強化社會主義因素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保障。

中國社會在今後十年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關鍵時期。中國以企業家和城市中產階級為社會基礎的理性穩健的保守力量能否成長，中國政府能否縮小貧富差距和消除官員腐敗現象，能否引導知識界進行理性建設性的社會批判，直接關係到中國轉型的成功與否。所以未來十年對中國的發展極為關鍵，中國社會必須摸索出一條新的路子來使整個社會平穩發展，中國人應該有這樣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