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解惑人均GDP

張維為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中國人有GDP情結，但又總被GDP困惑。中國似乎面臨着一種尷尬：説中國崛起了，就説中國經濟總量已是世界第二；説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就用人均GDP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低於阿爾巴尼亞云云。不過我五年前去過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其繁華程度不如中國沿海地區的任何一個地級市。中國已經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們在人均GDP問題上應該給國人一個實事求是的解釋。

讓我先回憶一段與GDP有關的經歷。2008年4月的一天，我去尼日利亞最大城市拉各斯講學。在拉各斯的旅館裏碰到一位剛從赤道幾內亞回來的中國商人，我們聊了起來。我問他赤道幾內亞和尼日利亞比較，哪個國家更好一些？“那當然是尼日利亞”，他很肯定地回答。我説：“怎麼可能呢？赤道幾內亞的人均GDP是2萬美元，而尼日利亞才2000美元。”他告訴我：“拉各斯不管多麼破破爛爛，但至少有自來水，可赤道幾內亞首都大部分地區沒有自來水，沒有污水排水系統。最可怕的是瘧疾，在赤道幾內亞常駐的中國人，包括歷任中國大使在內，沒有不得瘧疾的。”以我自己的觀察，拉各斯的市容比北京落後至少30年。如果這位中國商人所述屬實，我可以想象赤道幾內亞的落後程度，但北京2009年的人均GDP才1萬美元。赤道幾內亞的人均GDP是北京的一倍。

如何解釋這種有悖常理的現象？其實原因並不複雜。上世紀70年代中期，赤道幾內亞突然發現了石油，但這些資源都控制在總統及其幾個親屬的手中，接着外國公司去那裏投資開發石油，所以這個貧窮的小國就突然有了人均GDP2萬美元的虛名。靠資源“一夜暴富”，但這種“富裕”沒有給人民帶來自來水，沒有帶來污水排水系統，沒有帶來中產階級，其國家的財富完全控制在極少數人手中，其人均GDP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沒有什麼關係。我可以打個比方：假設北京現在人均GDP最高的是朝陽區，最低的是延慶縣，但某日延慶縣突然發現了大金礦，之後又有大公司來投資，而延慶縣的人口又比較少，其人均GDP可能在一夜之間就超過北京的朝陽區。所以當我們考察一個地方的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時，一定要考慮多種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水平，醫療水平，住房水平，人均壽命等。相比之下，稍好一點的是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因為它包括了一些社會指數，但這個指數也有自己的問題。例如，其中的人均GDP比重過高；未考慮住房和住房自有率，而住房是中國人最大的資產所在，所以用它來衡量中國也欠準確。

2010年夏天，我曾在日內瓦參加過一次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辦公室（HDRO）召開的研討會。許多與會者都對人類發展指數的編撰方法提出了批評。俄羅斯代表認為報告使用的數據必須更加公正，編寫報告的過程應該有更大的透明度。摩洛哥代表認為現在的國家排名方法不科學。他認為應該按照可比性把國家進行分類後，再來進行比較，比方説，資源稀少的國家和資源富裕的國家放在一起比較説明不了什麼問題。中國代表則認為應該“慎重引入不成熟的或有爭議的指數和計算方法，重視吸收借用廣大發展中國家日益豐富的發展知識和成功經驗，更好地反映人類面臨的各種發展挑戰”。人類發展報告辦公室的負責人最後也承認，這個指數系統確實存有爭議，只能通過大家的努力才能不斷完善。換言之，即使對於國際組織的指標體系，我們也要用實事求是的眼光來加以檢驗，並慎重地使用。在指標體系上，中國學者應該做出自己原創性的貢獻。

我一直認為只要融入兩個因素，世界上所有關於中國經濟和生活水平的排名都要發生變化。一個因素是購買力平價；另一個因素是中國人的房產，因為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置業傳統，中國也是世界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我們不妨把瑞士和上海做一個比較：瑞士的名義人均GDP比上海大約高5倍，但瑞士吃飯和理髮的費用一般要比上海貴10倍，瑞士的住房自有率只有36%，而上海的住房自有率比瑞士高一倍。所以光進行以官方匯率為基礎的人均GDP比較容易誤讀中國的真實實力。

我個人並不介意在某些場合繼續使用官方匯率計算法，它也許有助於我們保持那份謙虛向上的精神。中國人習慣了以靜制動，以退為進，所以中國的崛起很有定力。但同時我也認為，我們對於自己的真實實力一定要有個比較準確的把握，既不誇張，也不縮小，從而給國人和外界一個較為令人信服的介紹。採用購買力平價也有利於糾正現在統計中的一些偏差，從而避免中國自己的決策失誤。比方説，按照官方匯率的計算，中國的外貿佔GDP的比重達60%-70%。這個數據顯然誇張了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中國外向型經濟加大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這是事實，但我個人認為不可能達到這個程度。在外貿依存度的統計中，對外貿易額是根據官方匯率和美元計算的，而中國的GDP是根據人民幣計算的，這樣一來，外貿的比例自然被放大許多。

採用購買力平價也有利於防止外國勢力誤判中國，有利於避免地緣政治危機。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就談過香港總督彭定康當年誤判了中國的實力，導致了他後來與中國在香港政治改革問題上的衝突。彭定康1997年曾在《經濟學人》雜誌撰文，稱“英國的GDP幾乎是中國的兩倍，中國的GDP大致等於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的合計”。而根據麥迪森用購買力平價法的計算，當時英國的GDP大約為中國的1/3。中國的GDP是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總和的6.5倍。

我個人認為隨着時間的推移，採用更為實事求是的購買力平價法將是國際統計界的大勢所趨。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有勇氣超越西方的主流指標體系，超越西方指標體系影響下產生的許多國際機構的各種指數。我們要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獨立地開發更為客觀準確的指標體系，並從標準上來影響世界範圍內的國際比較，也力求更為準確地反映中國和世界的實際狀況，這將是中國軟實力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可以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