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中國模式的特徵與問題

我所認識的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徵，包含了一些政治、經濟的元素。首先當然是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政府，沒有多黨制民主，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法治。但一個強大的政府並不是罕見的，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一個強大的政府。中國的特殊性在於政府的目標是國家的發展，它對人民負有道德責任，這一點和許多獨裁國家不同。我認為這是中國的儒家學説和文化系統的歷史遺產，即政府必須要為公益服務。中國的文化遺產有個很有趣的特徵，那就是政府（至少是政府的上層）會關心自身權力的正當性，他們明白，這種正當性取決於政府能否為社會帶來福利，特別是經濟上的福利。因此一黨制國家的許多問題在中國都被壓縮到了最小。中國的腐敗問題隨着政府級別的升高而減少，這和俄國有很大的不同，俄國的腐敗程度隨着政府級別的升高而一起升高。這是第一個特徵。

第二個特徵就是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這點和日本、韓國的工業政策都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利用直接抵免（direct credits）來實現產業轉化，將經濟扭轉到了半導體、造船業上。中國的出口經濟則依賴於管理、貨幣、積累、大量外匯儲備、大規模的國內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金融危機後，我編了一本書，主題是金融危機的後果，林毅夫博士撰寫了其中的一章。

最後一個特徵也為亞洲的許多快速發展國家所共有，那就是較為欠缺的社會安全網絡。不像歐洲的社會福利模式，中國的體制不將再分配放在核心地位。中國政府認為，創造價值比退休金、失業保險之類更重要。

以上幾點造就了一種非常與眾不同的模式，使得中國在經濟發展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國模式的優勢有好多。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決策的速度和質量了。常有人喜歡把中國和印度對比。中國相對印度最大的優勢就是在基建方面的投資速度很快，造了許多機場、橋樑、鐵路。而在印度，如果想造個水利工程、機場或者道路，就得和許多組織打交道，工會、非政府組織、農民協會什麼的，這會花掉許多時間。美國也有這個問題。因為要考慮權力分散、相互制衡，所以在美國，許多重要的財政政策沒有制定出來。而這個問題中國已經克服了。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中國的經濟刺激款項也比美國的數額大幾倍。這就是中國模式最重要的優勢。我不認為“歷史終結説”已經被推翻，但我在寫那本書的時候確實沒有提到中國模式。

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這種模式在未來是否可以持續？在全球化的壓力下，這種高質量的政治決策能否繼續下去？我認為就經濟而言，中國這種建立在出口之上的經濟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它得益於全球的結構性失衡：中國負責所有的生產、儲蓄，美國負責所有的消費、借款。這個模式的持續時間比許多人預計得都要久，但隨着金融危機的到來，美國人恐怕得改變自己的行為了。從某種意義上説，這種靠出口拉動的經濟模式最適合小型發展中國家，比如上世紀60、70年代的韓國。而中國是個大國，它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這個前提下，生產出來的產品到哪裏去就成了一個問題。現在中國政府以及研究這個問題的經濟學家給出的答案，是將這些產品賣到國內市場。但這裏頭還有個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這麼大的一個出口/儲蓄型經濟體，能否在短時期內完成轉變？看看日本，它從1980年代中期的《廣場協議》後開始了類似的轉變，現在20年過去了，國內市場還是沒有完全刺激起來。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責任（accountability）的：中國能否產生一個正當的、負責的政府，也就是通常説的“民主”。我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一直沒能解決一個問題。中國創造了高質量的威權政府，但在歷史上一直沒能解決“壞皇帝”的問題。領袖表現好的時候國家發展就快，但領袖表現差的時候國家也會出問題。

我現在再談談文化的話題。我15年前寫了本書叫《誠信》（Trust）。在書中，我把中國社會描繪成了和美國、日本相比誠信較低的社會。中國人的誠信基本上侷限在家庭成員間，或者熟悉的小圈子內部。但範圍更大的、更普遍的誠信就少見了。部分原因在於儒家學説。儒家學説是一種家庭式的意識形態。中國和日本文化在家國關係上有很大的區別。我念儒家書籍的時候清楚地感覺到一點：當家庭和國家發生衝突時，以家庭為先；如果你父親犯了罪，你就得給他隱瞞。中國的傳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讚頌孝行的。日本就不同了。日本在名義上也是儒家國家，但我覺得日本文化更多地是為等級式的封建政治秩序所塑造的。在那樣的文化中，對國家的忠誠顯然比對家庭的忠誠重要。所以在日本的傳説中有武士為救主人犧牲家人的故事。在中國，要將一個家族式企業轉變成非家族的企業比較困難，但在日本就比較容易。在日本有非家族式的大公司，但在中國，大公司一般都是國有的。這並不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年裏都比日本要好，不過這的確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結構。

（此文節選自弗朗西斯?福山教授2010年12月19日在復旦大學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