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與天安門廣場的政治地理學

文 丁耘

天安門廣場無小事。2011年1月11日，一座總高為9.5米的孔子青銅雕像在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落成，面臨東長安街，與天安門城樓遙遙相望。2011年也是辛亥革命爆發一百週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週年。斯時斯地斯人，不免引起不少人的遐想及爭論。雕像落成兩個多月了，爭論仍在繼續。

天安門廣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理象徵。那麼，在新中國的心臟地帶出現了舊中國聖人的雕像，這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有一點是清楚的，執政黨正試圖更積極地看待孔夫子。這一過程由來有漸，從各地孔子學院的命名與建立，到中央媒體推波助瀾的國學熱，再到京奧會開幕式豐富的儒家寓意，乃至《復興之路》中對1840年之前的中國的脈脈温情，早就可以發現此類徵兆。在這一背景襯托下，孔子像在國家博物館門前的出現，不説水到渠成，亦非全然匪夷所思。然而，關於孔子雕像的爭論風頭頗健，甚至蓋過了不無宗教衝突意味的“曲阜教堂”事件，更吸引了不少左翼知識分子與儒家直接論戰。這當然是因為，天安門廣場是國家的政治中心，前此的種種徵兆不過是文化上的，進入廣場則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味。

反對者以為，合法地出現的孔子雕像同樣構成了對天安門廣場既有政治圖景的挑戰——甚至更加危險，因為不是什麼民間反對派，而是執政黨自己在接近儒家。而儒家方面在沾沾自喜之餘，亦有擴大戰果的明顯表示。某位突然披上傳統外衣的西化派人物甚至直白地説，孔子目前還只是靜候入場而已。更有網絡儒生的激進意見，可為此做註腳：孔子像應該立到天安門廣場的中央去——這就是説，應該佔據人民英雄紀念碑或者毛主席紀念堂的位置。

事情很清楚了，執政黨對儒家的温和肯定，換來的是西化派順勢以儒家的名義得寸進尺。作為回擊，那些忠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反對者明確拒絕向儒家做任何妥協，大有再來一次評法批儒之勢。只要執政黨尚未成功地構建一種明確、睿智而系統的意識形態將孔夫子、毛澤東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這些看似矛盾的歷史形態融會貫通，就無法根除諸如此類的爭論。

爭論的雙方看似立場截然相反，其實共享了同一個前提：那就是儒家只能被用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與執政現實、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西化派為推倒這一切不惜改頭換面擁戴儒家，左翼為捍衞這一切不惜否定儒家。雙方的看法、特別是雙方共享的前提，都是值得檢討的。

先看看激進左翼的言論。那些以為孔夫子與天安門廣場格格不入的同志們大概忘記了，包括天安門在內的整個紫禁城建築羣，都是按照儒家的廟堂禮制傳統構築的。“周制……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周禮?春官?小宗伯》）。劉敞雲：“天子諸侯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周禮正義》引）。天安門左右兩側的太廟和社稷壇雖已改為勞動人民文化宮及中山公園，但在天安門左前方興建的革命歷史博物館與右前方興建的人民大會堂，從儒家的角度看，其實也就相當於共和國自己的宗廟與社稷。在這個基本按照儒家經義建造的地理環境裏，在革命歷史博物館已然擴建為國家博物館之後，那個位置擺上一個孔夫子，作為整個中國歷史的象徵，難道有什麼格格不入嗎？建國者們通過對天安門一帶別具匠心的改造，明智地展示了何為“舊邦新命”。

毛澤東主席説過一句名言：“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加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建國以來，孫中山的肖像多次在重大節日慶典時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作為這句名言的全面落實，出現孔夫子的肖像，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有些人徹底否定儒家，完全推到自己對立面去。這種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否聰明暫且不論，只需再次提醒激進左翼：在中共歷史上對儒家的態度有過起伏，延安時期就比文革温和睿智得多。即使在否定儒家最為激烈的評法批儒時期，作為“法家代表人物”抬出來的不少重要人物如荀子、韓愈、王安石、王夫之等等，無論在自我理解和歷史評價上，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儒。其他若干法家人物也同儒家有密切的聯繫。文革期間是把孔子作為特權世襲制度以及所謂奴隸主階級沒落文化的維護者加以批判的。但這樣的孔子形象並不準確。這一切説明了，對儒家的理解切不可簡單化。孔夫子的傳統裏包含了極其豐富博大的內涵。在漫長的中國史上的大多數時期，截然對立的政治思想派別都號稱繼承了孔夫子。儒家對大同之世的嚮往、對封建制的檢討、對統一的認同，在破除等級制度、培養高尚人格與探索仁政善治甚至革命原理方面對中國近代革命與建設的積極影響不可抹殺。對此不加辨別地一概否定，只能把對儒家的解釋權拱手讓給西化派。

接着看看那些被西化派利用的所謂當代儒生們。所謂孔夫子應該進駐廣場中心的言論，即使在儒家傳統裏，也是不合禮法的。儒家的要義在於按孔子所傳之禮各拜其祖，而不是對孔子本人大搞不合禮制的偶像甚至宗教崇拜。“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孔家禮制中凡涉及宗廟社稷等，所祭拜者當是祖宗神，焉有拜孔之理？在一些文教場所，把孔子作為適當的祭祀、尊崇、紀念對象當然並不為過，甚至應該提倡，但決不應當在國門之前。遊夏之徒也絕不會把孔子神主置於魯國觀闕之前。“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禮記?檀弓上》），將紀念孔子的規格抬到等同於祖宗社稷的地步，這本身就是儒家應該反對的非禮之舉。以為儒家應該成為拜孔的宗教，這正是對儒家最大的異端式歪曲。真正愛護儒家者，應當多讀三禮，辨別儒家同異端的本質差別。

至於在這次爭論中空前活躍的西化派，本人別無他辭，唯引自由派祖師爺霍布斯的話供他們三思：“應當教導人民不要愛好自己在鄰邦中所見到的任何政府形式更甚於自己的政府形式。同時也不要看到統治形式和自己不同的國家目前繁榮昌盛，因而見異思遷。”（《利維坦》第三十章）再忠告一句：為國之蟊賊猶自不可，奈何為道之蟊賊？以為超越國家就能把握真理者，實與爾輩切齒之極左造反派毫無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