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到底處於怎樣的時代——兼與野夫先生商榷
拜讀野夫先生《中國極權派最缺什麼》後,我的第一反應是想起蘇東坡與佛印的故事。在那個尚未經考證且有幾個版本的故事裏,蘇東坡問佛印:“我在你眼裏是什麼?”佛印答:“居士像尊佛。”佛印反問,蘇東坡卻答:“你在我眼裏像牛糞。”佛印置之一笑,曰:“心中有佛,眼裏就看到佛;心中有牛糞,眼裏就看到牛糞。”
我不是佛印,野夫先生也不是蘇東坡,所以所謂“極權派”的帽子我還是不接了,野夫先生也不要送,因為在當下權力日益分化的中國社會,恐怕很少人有“資格”能戴上這頂帽子。
事實上,野夫先生以“極權派”為題回應我的“自由派”一文,恰恰應中了我所批判的的中國不少自由派的通病:你不同意我的觀點,你就是支持極權,就是專制的幫兇。正是這樣簡單的兩分法,將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推為所謂“自由派”的不支持者行列。過去十多年,中國民主自由的態勢緩慢前行,但中國“民主派”、“自由派”卻在日趨衰弱,這是當下中國社會很有意思的一個悖論。
不贊同“自由派”的,有可能是“保守派”,有可能是“現實主義者”,有可能是“新左翼”,有可能是“國家主義者”,甚至還有可能是與其不盡相同的“制度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等等,為什麼非得打上“極權派”的唯一標籤呢?當下中國思想多元化的程度遠遠突破了兩分法的概括,也遠遠不是30多年前文革時那個“非此即彼”所能形容的。
我不知道,用二元論來概括中國思想狀況,是否是“自由派”人士對中國複雜性的有意忽視,但野夫先生對我不厭其倦地解構與二次解讀,並將我勾勒成他“需要的”批判對象,至少可以折射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對中國現實及不同意見者的認識,是簡單化的、想像化的、激情化的、甚至是歪曲化的。
我最近讀了野夫先生的《父親的戰爭》(不是他送的,是我買的)、《讓記憶抵抗》(剛在《看歷史》雜誌上讀完)等作品,但野夫對我的論述卻知之甚少,以至於又拿出我所在的報社再次“污名化”,更讓我堅定先前“中國自由派最缺什麼”一文的主張與立場。事實上,我一直以“北京媒體人”的身份參與這次關於艾某人的所有討論。
儘管如此,我依然敬重野夫先生,所以他發短信“提前請示”是否“可以公開回復你”時,我的回覆是“願洗耳恭聽”。但對野夫先生的回應,我並不願像孩童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而是希望提出一個“中國到底處於怎樣的時代”的新命題,將這次辯論深化下去。
在這個問題上,我至少想説三點,間接也能糾正野夫先生“極權派”一文的邏輯。
第一,儘管中國製度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也有各種潛在危機,但中國社會目前仍然處於有史以來“民眾最不想回到過去”的時代。除非你對某個歷史時代有着浪漫主義想像,以及對自己“穿越身份”的過度置換,對於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説,中國當下的時代依然是最不壞的。我不是為誰辯護,而是對中國發展現狀的一個起碼判斷與應有自信,否則恐怕就抹殺了過去30多年中國絕大多數人辛勤及艱難的努力進程。
即使是“自由派”們不斷詬病的言論桎梏,試想,中國還有哪個時代比現在的言論尺度更大、更安全呢?看看微博裏的激烈言論,以及“官員”、“政府”、“支持政府者”在網絡輿論中的相對弱勢地位,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當下言論環境處於中國3000多年歷史上觀念最多元化、最分裂化的時期,即使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也不及當下的十分之一,何況春秋戰國又是大亂世。
恰恰與野夫先生勾勒的“極權派”相反,我認為,我的上述觀點是真誠的、有良知的、有勇氣的、客觀的、有邏輯的。我不怕這樣説會被貼上“大五毛”的標籤,我擔憂的是,現在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喊自由民主,骨子裏並非出於價值信仰,而是出於特殊的利益訴求。事實上,幾十年來,大喊自由民主的人士都過得不錯,不僅搏得公共知名度與“有勇氣的”美譽,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享受當下體制背景中不斷上升的生活待遇,但他們依然在批判現存制度。
我非常支持批判,這些年來我也一直這麼做,但問題在於,當下一些所謂“自由派”、“民主派”的批判是裝腔作勢的、是譁眾取寵的、是不切實際的、是自怨自艾的、是全盤否定的、是虛情假意的、是無理謾罵的、是不通人情的、是兩面騎牆的……恰恰是這樣的批判,才是野夫先生所指的“最缺天良”、“最缺常識”、“最缺真實”、“最缺勇氣”、“最缺羞恥”的。當然,我不是指野夫本人,而是指相當數量的所謂某些“自由派”。
在兩個新“凡是”(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反對;凡是政府反對的,就支持)的誘惑下,不少“自由派”的聲音“自我妖魔化中國”,正在“矮化中國”。實事求是,在“新凡是”思潮的干預下,反而變得越來越難。
我再次強調,我決不否認當下中國的諸多缺陷與問題,但是反思中國的現代性,不應以否定現代化經驗為前提。這正是我要説的第二點。
第二,儘管中國還有許多貧困現象與不盡如人意的人羣,儘管我們的發展還有很多困難,但中國依然處於“最需要總結成功經驗、避免失敗教訓”的時代。反思與批判在當下非常重要,但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當下社會廣泛的關係網絡與歷史脈絡。這是我們反思之現實基礎。中國再也沒有比現在更需要建設性意見的時候了。
環顧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與工作,都不得不承認,每一個人都有成百上千個理由罵這個社會,恨這個國家,但一旦面臨自己踐行時,會很容易發覺多數時候自己也做不到;當你要推動一些事情時,會很容易發現,原來中國社會任何大問題的解決,面對得將是一個龐大冗雜的關係負重,以及糾結亂麻的歷史慣性與文化劣根。
解決這些問題,不是一句毀滅性的砸爛體制就能解決的。就像埃及民眾在解放廣場大喊“穆巴拉克下台”時是多麼地過癮,但一旦進入“後穆巴拉克時代”,民眾照樣陷入無盡的迷惘,併發覺原來日子反而越糟。
現實的殘酷與革命的理想之間,看似是很近,其實卻相當遙遠。這正是我説的“自由派之缺”,不少所謂“自由派”對中國社會的批判是粗糙的甚至粗暴的,是去經驗化的甚至是不靠譜的。
我不是保守主義者,實際上我一直努力在個人崗位上力所能及地致力於改變,這正是我給野夫先生發短信談及“時事複雜,常感無奈無助。只能盡己本分,做好當下之事”的根本之意。我不怕被攻擊為“革命的阻礙者”,我擔心的是,一些高喊革命的人,可能是大野心家,可能帶來的不是民生的提升,而是更糟的未來。歷史往往都是這樣,砸爛遠比重建容易得多,但砸爛後的日子依然是百姓最苦。
現在的中國社會並非不改革,而是30多年後我們面對二次改革時發現,要改掉的東西是那麼難。許多網友都在批評利益集團,但仔細一想,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利益集團裏的一分子。事實上,中國的現實往往是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這個體制的受益者。這些人包括網絡上的“沉默大多數”,也很可能包括那些謾罵者。
我不否認,有一些自由派是有價值信仰的,是真誠的,是有針對性的,建設性的,但相當數量的“自由派”及其跟隨者並不是這樣。他們的謾罵或出於利益訴求,或只是生活牢騷,或是心情發泄,當下體制成了他們最大的替罪羊。所以,越是這種輿論混沌、迷亂期,越需要總結過去成功經驗,承認這一點,是需要勇氣的。
第三,儘管我們這個國家還有許多提升的空間與方向,但是中國依然處於“最需要去宗教化、去理想化預期”的時代。我們當然要勾勒一個“美好社會”,但那並不是天堂。這個時代本身就是一個“壞世界”,我們面臨的“壞世界的改造”,但改造的目標與預期決不是“完美社會”,也做不到“完美”。
2008年以前,我們以為美國是“美”的,但金融危機撕掉了覆蓋在美國神話上的偽善面具;“3?11”地震前,我們以為日本社會是“完善”的,但核輻射揭露了日本神話的瘡疤。我不反美,也不反日,我只是反對神話化美國與日本。
但現在一些自由派正在做着“神話化”的事情,更有趣的是,這些“神話化”深得輿論的慫恿與同情,即使是錯了,也得到相當的諒解。舉個經典的例子,某著名主持人説,美國手機費非常便宜,但後來證明他“神話化美國”了,輿論對他相當諒解,試想,如果某個官員説錯話了,中國輿論會怎麼樣呢?我不是反對學習美國與日本,但我非常反對當下社會輿論的不對稱與不均衡。這恰恰是中國民主應有之義,也是我們整個社會都缺乏的,同時也是“自由派”所缺乏的。
再以民主為例,“自由派”現在都在説“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他們有沒有翻過歷史,為什麼民主在過去2000多年,只有最近100多年甚至只是最近幾十年才被視為“好東西”呢?有沒有真正讀過柏拉圖原著《理想國》和《華盛頓文集》?有沒有看到他們説“民主這種制度不加區別地把平等給予一切,而不管他們是不是平等者”等等之類的話呢?我絕對不是反民主主義者,但我反對的是,我們必須反對“民主簡單主義”邏輯。比如,我們常説,民主“沒有如此這般的缺點”。但這並不能推導出“民主有更多優點”的結論,就像一個不貪污的官員不等於他就是一個好官員一樣。我們現在最多隻能説“民主不是最壞的制度”,或者説“至少還存着一個甚至一個以上比民主更差的制度”,但絕不能得出“民主是好的”簡單結論。
學術點説,民主不應是一種價值,而應是一種制度設計。現在中國諸多“自由派”的大陷阱就在於,將其“價值化”甚至“宗教化”,更有甚者是“原教旨主義化”。這對當下複雜的中國是非常危險的,是有重要誤導性的。與此同時,所謂“自由派”還在以某種批判抬高社會大眾的預期,這在當下依然欠發達的中國來説,同樣是一種不説真話、不實事求是的表現。
當下中國“自由派”的問題非常嚴重。當然,我必須承認,這些嚴重問題的程度與中國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大體相符。如果套用那句“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那麼,“有怎樣的社會,就會有怎樣的自由派”。
我再重申一點,當代中國精神什麼都缺,但在缺少的這些精神裏,“自由派”所高喊的那種所謂的“民主精神”(與我理解的不一樣),肯定不是排在最缺少的前列。如果要我來排,我認為,“務實”可能是當前中國社會最缺少的精神之一。
最後,我要感謝野夫先生。儘管我完全不同意他對我的任何一句批判,但在視頻一事後,他卻是唯一一位以對等、平和的方式與我討論的人。所以我才回應了這些。我很享受這種思想溝通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