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復興”——法國專家傑雷談古老文明的民主創新

民主一直是一個重要話題，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今天甚至已經成為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一個核心話題。當阿拉伯世界發生劇烈動盪和鉅變之際，我採訪法國國際問題專家弗朗索瓦?傑雷，就阿拉伯世界鉅變的性質(民主還是伊斯蘭化)、民主在西方出現的危機和全球古老文明在復興過程中對民主的創新等問題，對民主從觀念到實踐進行了深入討論。

傑雷是法國地緣政治歷史學家，曾在法國和美國學習和研究國際關係，並曾擔任法國國防部技術顧問，並擔任法國國防與外交研究所所長。目前他自己創辦並領導“法國戰略分析研究所”，同時兼任“法國國防高級研究所”專員和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戰略問題研究所所長，曾出版專著十多種。

去年他撰寫出版了《伊朗：處於危機之中》一書。傑雷多次訪問中國，認為世界未來十幾年，中國將佔據一個核心地位，並對中國未來發展和走向持樂觀態度。他不但不認可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相反提出“歷史復興論”，認為阿拉伯世界鉅變，和中國的崛起一樣，正在使民主出現新的活力。

鄭若麟(以下簡稱鄭)：中東和北非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正在發生鉅變。在全球報道中，出現得最多的一個字眼，就是“民主”。有的分析認為這是繼蘇聯東歐之後，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浪潮”，民主正在“戰勝”伊斯蘭；而另有意見則認為恰恰相反，這場“民主革命”的實質是“伊斯蘭革命”。你的看法如何？

傑雷(以下簡稱傑)：我感覺很難—甚至很危險—將一種旨在構成公民社會運轉的政治形態：“民主”，與一種宗教意識形態—不管它是過激的還是温和的—對立起來。

在中東，既存在神權政治國家(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也存在世俗的非民主國家(阿爾及利亞等)，還存在着混合體的、非常特殊且別出心裁的國體，即君主、世俗和宗教共存的國家(如摩洛哥、約旦和土耳其)。

民主概念曾有過兩種形式的質變：第一種與某種共產主義理念關聯，導向類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今天已經消失的東德，而朝鮮民主共和國則還存在。還有如剛果民主共和國)之類的國家。同類的還有用“人民民主”字眼的國家，其內涵包括了斯大林概念中的階級鬥爭含義。

第二種則與一種現象有關：西方民主建立在17至18世紀發表的一系列文件的基礎上，包括英國的“人身保護法”、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美國奠基者的“憲法”。儘管出現種種甚至相當嚴重的問題，但其基本原則從未改變：即多黨制、輿論與信仰自由、尤其是新聞和媒體自由，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法律保障機會均等。提及這些是為了論述民主是一種理想，而在實踐之中，民主理想是非常脆弱的。尊重民主是一項永恆的鬥爭。

與美、英等國穩定的國家政體相比，法國提供的是一個反證。自1789年人權宣言到1793年的“恐怖時期”，接着又發生拿破崙政變、1830至1871年的內戰，直到1958年戴高樂將軍在幾乎因阿爾及利亞殖民地問題而爆發內戰和政變的氛圍中重返政壇，法國政體幾乎一直在變。

中東民眾起義首先提出的是自由的概念。這一要求與經濟和社會諸求密切相關：即求職的自由、避免貪腐的自由等等。因此，這一自由概念主要與尊重基本人權相關聯：就業、職業生涯、能夠建立平等的升職社會等。這就是近年來提出的“個人安全”的概念。

鄭：也就是説，阿拉伯世界民眾起義實際上與民主沒有實質、內在、直接的聯繫，而更多的是追求個人的自由與權利？確實，無論是突尼斯還是埃及，失業和通貨膨脹問題都是這場鉅變的直接誘因，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率達到令社會無法接受的地步。

問題是，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是否能夠為這種經濟問題提供一個直接的解決方案？你是法國並不多見的比較清醒的專家。你認為，現在到了對西方代議制民主進行重新審視、思考和調整的時候了，因為民主同樣面臨危機。你這麼説的理由是什麼？是什麼因素促使你這麼思考？所謂“民主赤字”究竟是什麼？

傑：“民主赤字”指的是在當選政府和全體公民之間日益擴大、發展的鴻溝而導致的一場深刻危機。二戰後，美國成為一個樣版。這既與自由有關，但更多的卻與吸引了尋找更好的生活的數百萬移民的“美國生活方式”有關。

但美國對民主價值的壟斷並未被多數歐洲國家所接受，批評聲不絕於耳。如果不是出於更強大和更富有的話，美國憑什麼權利為了自己的利益，將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據為己有並強加於人？美國新保守主義派及其歐洲的仿效者使得這種抗議聲更為強烈，因為他們給人以“把民主強加給他人，包括使用武力和其他多種壓力”的印象。因此，民主價值本身並沒有被質疑，但因使用不當，特別是在中東地區因入侵伊拉克、虐囚、隨意拘押以及阿布—格拉伊布監獄醜聞和關塔那摩等事件，導致民主遭到批評。

歐盟也代表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民主實驗室。但歐盟本身也未能逃脱出現違反民主原則的現象發生：如決策過程的不透明、官僚機構的遲鈍、缺乏民眾代表性……如果説昨天這類與民主原則相悖的矛盾現象還被公眾所接受的話，今天在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危機孕育出一種不安情緒，因而民眾要求在重返遵循民主基本原則的基礎上來進行調整、修正民主。但如何調整、修正，人們並不知道。所以民主正處於危機之中。在歐盟各國，人們普遍聽到這種抱怨：“布魯塞爾不聽我們的意見。”

鄭：也就是説，民主的説服力實際上在於是否能夠為民眾帶來更美好的生活？歐洲的民主確實是在戰後經濟飛速發展的“光榮三十年”期間得到進一步完善的。而當今天歐洲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民主赤字”就出現了。事實上一些政治學專家認為，當投票率大幅下降至50%以下時，民主就出現信任危機。歐洲議會2004年的選舉，在法、德等國就不到45%，在英、荷等國甚至徘徊在30%上下，而波蘭只有20%。

法國地方選舉也存在着同樣問題。惟一尚能保持高投票率的是各國總統大選。但近三十年來投票率也在持續下降中。有專家認為，當棄權率超過70%甚至80%時，當選總統就將失去合法性。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傑：早就存在將所謂“真實國家”與“選舉國家”區分開來的説法。將兩者對立起來、有時還提及“沉默的大多數”，並將任何人們想説的話都扣到他們頭上，則是一種偏差[1]。我倒是認為，除了投票率外，西方各國政府面臨一個新的“民主病”：永無間歇的民意調查，它使任何政權都只能從短期利益着眼，而失去了對戰略目標的引導。在某些國家還要加上全民公決的使用。當全民公決使用過濫的時候，將會使當選政府失去信譽。這一切都解釋了為什麼今天西方政治如此脆弱的原因。這也使公民迷失方向，公民的日常生活應該得到尊重，但它們不應該支配國家的政策。

政治生活的完全透明，如維基泄密網小組所主張的那樣，肯定不是一個好的答案。在傳統外交實踐中，包括國家機密，有時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有益的，比如雙方正在進行的和平談判，然而今天則必須適應公眾知情權的需求。這已經成為一種義務。

不透明和對信息的保留已經成為一種專制的同義辭。但這種扭曲的公眾知情權所起到的效果卻更為糟糕，往往成為國家故意傳遞假消息的源泉。這種現象又進一步加深了民主的危機。

不過西方國家目前還有自我改革的能力，以便在信息時代找到自己得以重新思考民主的源泉。在這些源泉中，要重提“契約”概念(參見約翰?洛克和讓—雅克?盧梭的著作即知)，即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契約關係，以及雙方對對方所承擔的“義務”的概念。國家為公民社團進行統治，保證他們安全與富裕；反之，公民從個人責任出發，接受某種通過法律所限定的對他們的限制。

民主深刻地紮根於個人自由和普遍自由的概念之中。但自由不是所謂可以做任何符合其個人利益甚至其愛好的事。因此我們應該回到1789年對自由做出限定的基本原則：“自由就是可以做任何不損害他人的事。”

鄭：丘吉爾有一句名言，將民主稱為“最壞的政治體制……如果排除所有其他體制的話”。如果我們不得不在“最壞”和“更壞”之間做出選擇，人類還有何希望？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不論是“民主的”還是“伊斯蘭的”，或是“伊斯蘭民主”的，它到底是在證明“歷史確實正在走向終結”，還是展示了一個新的更好的民主時代的開始？人類有沒有可能創造出比代議制民主更好的政治體制？中國人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尋求復興之路。

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但中國是否能夠創出一個自己的民主模式？還是最終中國只能遵循西方的模式走向“歷史的終結”？

傑：歐美大西洋兩岸並沒有對“民主”的專利權。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其傳統和文化，同時亦承認普遍共存的、即某種人類的共同遺產，並在此基礎上，自己制定“自己的民主”。在這裏我們需要通過辯證法來重新思考個別與普遍性的必要。這樣才能使我們克服“文明衝突”的陷阱。穆斯林世界所痛苦的，就是尚未制定與其傳統文化相符的特有的民主。我遠不認為“歷史正在終結”，相反，我認為我們正在目睹“歷史的復興”，在信息時代，一批非常古老的文明，如中國，正在重新找到它們在工業時代失去的力量，以及使古老文明重放光芒的能力。

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受到西方模式的誘惑，就如同一些商人受到自由資本主義吸引一樣。今天人們看到了西方民主模式的侷限和缺陷。我堅信中國將一步一步——事實上也只能是緩慢、漸進地——在根據自己的文化、地區的差異和某些中國人率先認可和推廣的普世價值，在設計着中國自己的民主模式。我認為在未來幾年內，女性將在中國社會佔據更為重要的位置，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已經出現這種跡象。這將大大改變中國。這一切都是從孫中山奠定“三民主義”的基礎而開始的。有朝一日，我希望能夠寫一本“論中國的民主”，就像托克維爾在1838年撰寫的《論美國的民主》那樣……

注：[1]即在一個國家中，登記選民人數所代表的國家，與實際投票所代表的國家之間的區別。前者人數當然要遠遠超過後者。當投票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如50%時，那麼參與投票的人數可能將不到全國人口(即選民、沒有選舉權的公民和自動放棄登記的人的總和)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