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天下”歸來

文 貝淡寧

中西方政治最大的區別是，直到100年前，中國人總是在考慮“天下”。從傳統意義上來説，中國人不會以“國”的概念考慮問題，覺得國家就是天下，中國人不習慣只考慮自己國家的利益，或者我們跟周邊的國家是否會有矛盾衝突。可是西方人考慮問題的角度是不一樣的，他們認為政治最大的目的就是法家所説的“富國強兵”。西方人考慮的是“國家”的概念，怎麼為國家服務。這種想法在西方有很長的歷史，“國家”與“天下”的差異是中西方最大的區別。

雖然近代中國也曾被其他國家欺負，包括西方國家、日本等等，所以中國也逐漸開始強調“主權”的問題，可這些價值觀完全是西方的價值觀，“主權”不是中國傳統裏就有的，是舶來品。

西方制度不符合中國國情

我們當然需要民主，但在考慮天下人的利益或者為子孫後代的利益做決定的時候，需要一些非民主的制度。

與100年前相比，中國現在沒有那麼落後了，國家比較穩定，所以現在很多人想恢復這些傳統的價值觀，其中也包括“天下”觀念。因為現在光看自己國家已經遠遠不夠，還得考慮到整個世界。中國的外交政策一定會影響到世界上其他國家，所以用什麼價值觀來考慮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現在很多中國的專家學者都提出來用“天下”這個世界觀。隨着經濟發展和中國實力的壯大，現在是時候恢復自己的世界觀了。

“天下”的概念不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詞很難翻譯，有人翻譯成世界(The World), 有人翻譯成天堂之下(All Under Heaven)。

很多人都在討論什麼是“天下”，我認為“天下”有三層涵義，第一層是地理上的概念，整個世界，The world。第二層是價值觀，我們的理想是儒家的“愛有差等”。我們愛家庭，但是將這種愛推及到家庭之外的時候，這種愛的力量會隨着距離的漸遠而逐漸削弱。所以我們固然應該為自己的國家服務、應該考慮自己人民的利益，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考慮天下人的利益。“天下”就是怎麼考慮本國之外的其他人的利益。此外，“天下”還有情感上的含義，即我們對整個世界的關懷。

比如現在中國政府提出“綠色經濟”的概念，就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如何做好環保。在為環保付出努力的時候，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非常難。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統治者主要為選民服務，如果選民和非選民之間有些利益矛盾或者利益衝突，誰會贏？不管這個領導多麼聰明，但他沒有其他選擇，只能站在選民利益的一邊，奧巴馬就是如此。所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很難解決類似環保這樣的問題。

一方面，我們當然需要民主，但在考慮天下人的利益或者為子孫後代的利益做決定的時候，需要一些非民主的制度，因為這樣一來決策執行都會更有效率。從理論上説，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決策上相比較西方的民主制度來説是有優先的。現實是不是這樣呢？我們可以繼續探討。相比美國，我對中國更看好。如果對中國政府提出改進的建議，很可能會被採納；但如果在美國，不一定會有這麼大希望。

“天下”的核心是人民

儒家和法家一樣都覺得治國很重要，但兩者治國的目的不同，一個為統治者服務，一個為人民服務。

中國很多人都想恢復儒家的價值觀，所以孔子像是個好東西。可是另一方面，官方對儒家的解釋與學者當然會有區別，我們非官方的人不要完全被某一種説法侷限，因為價值觀的理想和現實總會有一些差異，所以我們需要一定的言論空間。如果完全沒有言論自由，就很容易被政客利用，也沒有辦法批評他們。

在天安門廣場上立孔子像也許只是一個符號，政府不一定會有更多的實際舉措。但這個符號非常重要，因為這30年整個北京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包括了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有非常深刻的政治意義，即使是在國家博物館門前，但就其結果而言，天安門廣場擺放了孔子像這件事情的本身是具有很大的意義的。（編者按：4月下旬，國家博物館門前的孔子像已被搬離。）

孔子像空降天安門廣場，其他的傳統價值觀的代表是否也會“到此一遊”？我覺得不會，因為中國政治主流的價值觀是儒家。儒家作為學術本身對於其他的價值觀也是十分包容的，也吸取了佛教和法家的一些優點。

法家和儒家還是有很重要的區別的，法家的核心價值觀是整個政治是為國家服務，可儒家是“為人民服務”，誰是人民？儒家不會用狹隘的民族(Nationalism)的概念去考慮，它指的是整個天下。儒家和法家一樣都覺得治國很重要，但兩者治國的目的不同，一個為統治者服務，一個為人民服務。國家的穩定可以用一些法家的方法，但最重要的目的不能是為了統治者。

儒家學説也包含普世價值

西方政治哲學什麼時候開始考慮貧困和土地問題？應該是18世紀以後，可是儒家從一開始就提出了。

強調傳統價值觀並不是官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倒退。因為按照現在官方的意識形態，治國光靠理想是不夠的。我很同意現在的一些做法，比如重視考慮弱勢羣體的利益等等，儒家也需要適應這樣的價值觀。按照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中國現在可以説是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未來的高級階段是共產主義，這沒錯，但對老百姓來説，這些哲學理論沒有日常生活那麼清晰明確。因此，如果治國完全脱離幾千年留下來的傳統思想，其實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

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跟儒家的價值觀還是有很多相似之處的，包括政府的首要責任是解決貧困問題，孟子也提到了“井田制”的土地改革。西方政治哲學什麼時候開始考慮貧困和土地問題？應該是18世紀以後，可是儒家從一開始就提出了。所以儒家在治國方面有很悠久的歷史，這也符合毛澤東的很多想法。當然以前的理論肯定需要新的解釋，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儒家思想。

此外，儒家學説包含很多普世價值，大家都應該學一些，只是這些價值觀比較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中國人用起來比較容易、也比較願意接受。如果我把這些理論搬到加拿大去，他們還是會覺得奇怪，因為歷史不同，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

全球各地建了很多孔子學院並不代表着儒家思想的廣泛傳播，到現在我所看到的很多孔子學院都是以學中文為主，而沒有傳播中國的文化和思想。我去南非參觀一個孔子學院，發現南非的價值觀和孔子的價值觀有很多共通之處，所以西方的理論不一定是普世的，南非的價值觀中也強調“和諧”的概念，所以孔子學院在這方面也應當做出貢獻。

（貝淡寧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他參加了本次高峯論壇，本文由本刊記者張黎根據採訪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