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街頭政治在於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意識形態與媒體

温教授在今天的講座中強調，他在每次講座中都對同學們説，不要參與社會上的“派系”之爭。現在社會上許多討論過於“意識形態化”，他不認為這是討論問題的好方式。温教授表示他曾去過四十多個國家，腳踏實地的做過調查研究，他希望同學們能夠多做調查，而不是糾結於意識形態。温教授同時分析了媒體的實質——任何媒體都是意識形態工具，尤其在北非的本次街頭政治中，西方媒體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他還指出，本國的媒體不一定是本國意識形態工具。

温教授表示，他不認為做社會科學研究可以實現“純學術”，西方社會科學研究體系，同樣是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工具。他質疑所謂的“純學院派研究”，他説：“我講的這些話，可能有些在座的人會不高興，你們誰做的是純科學的研究？誰給的錢？”

北非街頭政治的原因和實質

温教授不贊成西方媒體把北非的政治風波稱為“顏色革命”的説法，他也不認為北非的政治變化屬於所謂的“民主革命”。温教授指出，他前一段時間與一位埃及高級知識分子討論埃及局勢的緣起，這位長者認為這次的運動包括多種力量，即青年知識分子（反美）、激進派左翼知識分子（受共產主義影響）、以巴拉迪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資產階級）和穆斯林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與沙特關係密切，在本次運動中出現得較晚，在最後關頭才進入風暴中心，對於街頭政治的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在暴力衝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温教授指出，北非街頭政治的出現，根源是高通脹和高失業，運動的發生並沒有太深的政治訴求，也沒有強有力的領導者，而是整個社會不滿情緒的集中爆發。他不認為這次運動是真正意義上的通過網絡策劃的“顏色革命”，而只是由於經濟危機引發的社會危機。

發展中國家的高通脹和高失業，是本次國際金融引發的連鎖效應，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的結果。温教授前不久剛從塞內加爾回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裏的農產品價格高於歐美。非洲國家雖然擺脱了殖民統治，但是單一的經濟結構，導致大量的能源、食品、原材料依賴進口。這些國家的大農場都由西方跨國公司掌控，跨國公司作為大資本，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本不對所在國的飢餓擔負任何責任。所以在這些發展中國家，飢餓問題始終難以解決，國家雖然獨立，但經濟上淪為西方國家的原料基地，並且要承擔輸入性通脹造成的高物價。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通過採取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將本國的債務向外界轉嫁，導致了全球範圍內的流動性過剩，使能源、食品、原材料價格全面飆升。這種經濟現象傳導到北非國家，就產生了嚴重的通脹。埃及雖然人均GDP高於中國，但因它的食品依賴進口，導致埃及的通脹率高達百分之三十，而失業率也達到百分之三十，兩個三十一疊加，社會危機的出現在所難免。

温教授同時指出第三世界國家模仿歐美的教育體系是不明智的。歐美國家高等教育的發達源於其第三產業處於絕對支配地位，因而高校畢業生可在服務業部門就業。而發展中國家的支柱產業還是第一第二產業，照搬西方國家的模式辦教育，最後就出現高校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又嚴重短缺的問題。他還説，中國未來是不是要以第三產業為主導，是有很大問題的，因為全世界以金融業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達到經濟總量80%以上的經濟體只有兩個：一個是美國，一個是香港。

回到埃及動亂，温教授認為，關鍵的問題在於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而不是穆巴拉克本人的統治。埃及目前的悲劇就在於，就算趕走了穆巴拉克也解決不了的問題。埃及的高通脹高失業是從外部輸入的，換一個政府還是不行。所以穆巴拉克下台後，照樣有許多人又走上街頭。

中東風波並非孤立

温教授説，中東地區發生的一系列街頭政治，從根本上來説經濟問題，是本輪資本主義全球性經濟危機引發的必然結果。這一波街頭抗議行動，在歐洲、印度以及美國本土都有發生。前不久印度發生的大規模針對通脹的抗議，甚至還有執政黨組織的接近十人萬的遊行，執政黨支持者喊出的口號是反對西方、反對資本主義。這表現出印度執政黨已經明確此次國內危機是由西方國家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導致的，發展中國家事實上成為了西方危機轉嫁的對象。

因此，温教授認為西方媒體在本次政治風暴中加入自己的“想象”，完全是服務於本國意識形態的需要，中東的這次政治運動，性質並非像西方媒體所言的那樣。

西方民主制度具有高昂的制度成本

温教授認為，西方的上層建築具有極高的成本。在西方國家，政府負債率都非常高，美英兩國的政府負債率達到GDP的100%，而日本已經超過200%。西方國家的上層建築決定了，為了拉選票，政客不得不做出讓老百姓“少幹活，多享受”的政治承諾，最後必然導致政府入不敷出。希臘債務危機的發生就是個例子，希臘本身的經濟基礎是造船業和金融業，隨着實體經濟的枯萎，造船業逐漸衰落，希臘經濟被砍掉一條腿，由於加入歐元區，貨幣發行已不再由本國掌握，金融業這另一條腿也沒了。再加上兩隻手——匯率、利率都因貨幣發行權上交歐洲央行，也都被“砍掉”，現在的希臘經濟只剩下軀幹（中產階級）和大腦袋（希臘政府），那麼經濟自然無法維繫。

美國之所以不會出現債務危機，在於它可以依靠美元的霸權地位，通過政府超額增發貨幣把債務對外轉嫁。全球的虛擬金融資產的一半在美國，全球一半以上的政府債務在美國，全球有一半的軍費開支是美國的。美國的軍事實力是其美元地位的根本保障，它在全世界有84個軍事基地來維持着所謂的“世界的秩序”。這是它瘋狂印錢而不引發國內通脹，反而轉嫁到國外去的法寶。這恐怕不是發展中國家能學習的。

温教授強調，現在國際政治上的種種不平等，其實質是由於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不合理。現在西方國家依靠強大的金融經濟，支配了這個世界。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商品，形成經常項目逆差，發展中國家商品流入發達國家而獲得的大量外匯，因沒有其它投資渠道，於是就不得不來購買發達國家的金融資產，因而發達國家出現資本項目順差。西方大國都成了債務國，他們既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又得到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注入。正是這種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頹勢。

中國近年來拿了十分之一左右的錢出去買資源，西方國家便紛紛指責中國“不盡責任”，攻擊中國是“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這表明西方國家根本不希望中國挑戰現有的“二八開（20%的人享受，80%的人幹活）”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中國模式的另類解讀

中國之所以面臨巨大的經濟危機時，每次都能安然度過，是因為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使中國農村成為巨大的勞動力蓄水池，所以例次經濟危機所產生的失業人口都由農村消納，經濟危機就不表現為顯着性爆發。中國的三農客觀上成為了中國工業化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的載體。在過去的六十年中，中國從農村獲得的工業化原始積累超過十七萬億，近年來三農投入約三萬億，也只不過反哺了五分之一而已。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實體經濟遭受巨大沖擊，2007年到2008年，中國有2500萬農民工失業。此時政府的新農村建設就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農村推動的基礎設施建設，吸納了大量從城市製造業部門失業的勞動力。巨大的失業沒有造成社會問題，不能不説是農村這個蓄水池的作用。毛時代每一次高外債引發的城市經濟危機，都是通過上山下鄉運動來解決（前後共有4000萬城市人口進入農村）。而每一次無法向農村轉嫁的危機，砸在城裏，就導致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