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峯：也説農民盼拆遷

一

《新京報》有一篇報道，説南京郊區農民不想種田盼拆遷[1]，這篇報道引起很大反響，網上到處轉，讀者覺得不可思議，不大相信。為什麼？因為過去媒體給我們的印象是，農民都不願被拆遷，他們在政府強拆面前沒有抵抗力，農民生存權利受到嚴重侵犯，必須給農民更大的土地權利，並一定要限制政府拆遷，等等。現在竟然有報道説農民盼望拆遷，這怎麼可能？

最近幾年一直在全國農村調研，從我的調查經驗來看，《新京報》報道的現象當然存在，不僅存在，而且普遍，不僅普遍，而且完全合理，因為農民盼拆遷只是一個常識。

我在全國農村調研，看到了農民為徵地和拆遷，與地方政府對抗的例子，更看到了農民希望自己土地被徵和房屋拆遷，從而利益變現的例子。

二

在一些中西部農業型地區調研發現，農民連房子帶承包地，所有權利轉讓出去的價錢甚至還沒有建房成本高，比如，十年前花3萬元造一棟小樓，現在小樓連同10畝承包地轉手，也就值3萬元錢。為什麼會這樣便宜？因為已經離土進城了，房子沒人住很快就會爛掉，而要將房子賣出去，除非連承包地一起轉讓，否則，誰會買這棟房子？來買房子的，往往是從更貧困地區搬來種地的農户，他們也出不起高價買房買地。急於將房子賣出去的進城農民就半賣半送，連房帶地的權利都轉讓了出去。

這是已經進城而急於將不再需要農村住房轉讓出去的例子。還有人進城卻並非已在城市安居，而是在城市務工經商遇到困難，他因此而動了將農村住房和土地抵押轉讓出去的念頭。若有機會真正轉讓出去，轉讓收入卻不能保證他在城市體面生活，他就不再可以回到農村的家鄉去了。即使回去，也只能在村莊空地搭個棚子住，他們因此成為村莊最為邊緣的羣體。在農村調研中，筆者即遇到過這樣的邊緣人。

以上兩類人都是特殊人羣。就一般農民來講，他們要依靠農業收入來維持家庭生活，他們是最不願意被拆遷和土地被徵收的，因為住房和土地收入對他們至關重要。

問題是，如果拆遷之後可以住上更好的房子，土地被徵收之後，土地補償款可以讓他們不勞動就可以獲得超過從事農業生產所能獲得的經濟收入，則這樣的拆遷和土地徵收，農民沒有理由不願意。比如以前種10畝田，一年收入一萬元，而徵收10畝田的補償可以達到30萬元，就是説未來30年不用勞動，每年就可以有1萬多元收入，這當然很好。而且，因為不再從事農業生產，就可以外出務工經商。能不勞而獲，為什麼還要勞動？而且在南京市郊，土地徵收的補償費用肯定高於3萬元，比如筆者2011年元旦在廣東番禺欖核鎮綠村村調研發現，2007年修建廣州南二環和廣深港高鐵，徵收了綠村200畝土地，每畝徵地補償為13萬元（另外，每徵收100畝給15畝的建設用地指標），目前早已超過15萬元，農民當然就不願再種地而期待土地被徵收，住房被拆遷，自己不僅可以獲得不出錢的還建房，而且可以大筆現金收入。

三

在番禺欖核鎮，土地徵收每畝13萬的補償款，一般分為四種用途，一是勞力安置費，主要補償被徵土地承包人的費用，二是村集體福利和再發展資金，按政策規定，這筆錢不能分到村民個人；三是全村村民人人都有的份子錢；四是青苗費。除第二筆錢外，其餘三筆都是直接分到村民手中。就是按政策不能分的第三筆錢，最終也很快就被村民套現，因為農民相信“分光吃光、身體健康”。

綠村村或珠三角地區，村民強烈要求將所有土地補償款儘快量化到人不奇怪，奇怪的是，土地補償款的大部分（70%）是在全體村民中分配，而土地被佔農户僅獲得有限的土地補償款即按土地承包期和土地預期農業收益所給予的所謂勞力安置費。

而之前筆者在遼寧、河南等地農村調研時發現，國家徵收農民土地的補償，幾乎都是補給承包地被徵收農户，村集體和村裏其他村民都不能獲得土地補償費。這裏面核心是，土地被佔農户是將自己當作土地所有人而非承包人來獲取土地收益的，而綠村村或珠三角農村，徵收土地的承包人，只是土地的承包人，而村集體才是土地的所有權人。

為什麼珠三角農民不要求佔有全部土地補償收益？我想這裏面的一個核心是，珠三角農民的期待是，所有土地都會被陸續徵收的，自己的承包地先被徵收，若自己要求全部的土地補償收益，則自己就不再可能從以後徵收的土地補償中獲益了。既然未來還可以作為村集體成員獲取土地徵收收益，自己也就沒必要一次性全部佔有土地補償收益了。我調查的遼寧和河南農村，因為修建高速公路，只有一次徵地機會，錯過這村，不再有店，因此，農民就希望以土地所有權人要求所有的土地徵地補償。在遼寧調查時，農民為徵地發生的矛盾是，承包地被徵農民要求獨佔土地補償款，而其他村民強烈要求均分土地補償款，同時重新調整承包地。承包地未被徵收農民的不滿是，憑什麼承包地正好被徵用農户就可以得土地被徵收補償的好處？顯然，每個村民都希望沾到土地徵收補償的光。願意土地被徵，急於土地被徵，生怕土地不被徵收的情況，是很普通的現象，因為徵地補償的收益遠高於從事農業的收益，何況農業收益每年得勞動才有收穫，而土地徵收補償一次性就可以獲得。從變現角度，農民也是希望土地被徵收的。

四

廣州南二環和廣深港高鐵不僅佔了綠村村的地，而且拆了部分住房。與我們從報道中看到農民住房被拆利益受損，因此不滿甚至引發激烈衝突大為不同的是，雖然拆遷過程中，農民與政府拆遷部門為補償數量有過博弈（甚至十分激烈），但農民顯然是願意自己的住房被拆遷的，因為拆遷所得補償標準是高的，足以建更好的住房。雖然被拆遷農户可能要求更高的補償價格，但那只是博弈策略，而不是真不願拆遷。綠村村副主任梁深明説，全村共拆遷了10户，他的運氣最好，因為這10户中除他以外，他叔叔也是拆遷户，且外嫁到鄰村的姐姐也剛好被拆遷。這真是比中彩還要難。一棟三層小樓，拆遷補償約60萬元，花40萬元即可以在還建宅基地上建一棟標準質量更高的同樣三層的小樓。我們調查期間，梁主任的叔叔剛剛搬入新居，梁主任新建三層樓房也已封頂。後來梁主任帶我們到順德看建廣州市二環拆遷的補償，順德的補償金額更高，但補償模式與綠村所在欖核鎮不同，即順德將農民住宅拆遷後，補一套還建樓單元房，再補若干現金，而不再自建。即使順德，村民也願意被拆遷，因為拆遷户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五

土地沒有被徵收時盼徵收，真要徵收，農民一定不會説自己多麼盼望土地被徵收，而會説土地對自己多麼重要，除了農業收入，還有土地感情、土地價值、土地信仰，等等。農民越是説土地對自己重要，越是強調土地不能被徵收，農民被越是可以在土地徵收的談判中佔據有利位置，獲得更多利益，農民越是表現出土地被徵收吃了虧，越是要借土地被徵收來要高價，農民就越是可以獲取更多的利益。顯然，農民在土地徵收和拆遷過程中，會採用任何人都會採用的談判博弈策略，以獲取更多利益。這種博弈無關道德，雖然博弈過程中有很多道德的話語。而媒體在報道中，只是聽到了作為博弈策略的道德話語，並用強烈道德色彩文字來作報道，卻忘記了這種博弈僅僅是利益博弈而已。也就是説，即使農民盼拆遷，也沒有人傻到不要價的地步。

六

問題恰恰是，即使農民盼望土地徵收，土地徵收的結果卻並非一定是好事。因為一旦土地利益變現，往往可能產生預料不到的後果，即突然有大把現金後，這大把現金往往會使人不知所措，從而帶來嚴重問題。正如買彩票中大獎者結局大多不好一樣，拆遷徵地給農民大把現金，這些現金搞不好就會讓農民家破人亡。錢多了，預期就提高了，花錢就大手大腳，就亂花，錢花光了，沒有收入來源，又無一技之長，土地也沒有了。且預期提升後，種地的那點收入也看不上眼了。這時候剩下的唯一理由是國家徵地拆遷導致自己家破人亡，陷於困境，因此找國家去、找地方政府去。這就是為什麼徵地補償不能全付現金，而應有一部分用於購買社會養老保險及留作集體再發展資金的道理。僅僅靠土地變現利息生活，而無一技之長，而不勞動，一個人之所以做人的心氣就沒有了，骨氣就沒有了。不能自食其力的後果是墮落，尤其對後代是極為負面的影響。這就是有城中村農民從拆遷中獲得上千萬的補償後，不是將這些錢拿去投資，而是靠吃利息，甚至吃喝嫖賭，成了社會中的食利者和寄生蟲。

七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土地主要是農業用地，徵收用於建設的土地只是極少部分。只有用於建設的土地才會產生由農業用地改為建設用地所具有的土地級差收益。中國絕大部分農民只能將自己的土地用於農業，而不被允許改變土地用途。他們盼望土地被徵收，其實就是盼望可以分享部分土地改變用途所產生的級差收益。遺憾的是，中國絕大多數農民的期盼無法實現，因為中國絕大多數土地只可能農用，18億畝土地紅線在那裏。而發達地區或者大中城市郊區的土地被徵用時，他們可以分享部分土地用途改變的級差收益。既然可以分享，就希望更多分享。我們因此可以理解作為博弈策略的農民為徵地和拆遷而進行的鬥爭。同時我們更要理解這些鬥爭中的農民只是可以分享土地級差收益的農民。

遺憾的是，當前媒體關注的焦點往往只是這些可以分享土地級差收益的農民，而沒有人願意關心佔全國農民絕大多數的無法分享土地級差收益的沉默大多數，由此誤導了社會輿論。

當然，某些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方政府在徵地和拆遷時，故意壓低徵地拆遷價格，不給農民合理補償，這樣的徵地拆遷，農民不會歡迎。

2011年2月17日晚

註釋：

[1]段修建：“南京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新京報》2011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