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安全戰略的路徑依賴及其侷限
以色列恐怕是中東處境最獨特的地區強國。它作為外部異己，能夠在敵對的阿拉伯世界中由弱到強，安全環境不斷改善，其安全戰略委實值得稱道。但近十年來，以色列外部生存環境仍在不斷改善，但以色列卻未能將優勢轉化為勝勢，反而面臨更大的安全困境。這一悖論現象委實值得深入探究。
一、問題的提出：以色列在有利於己的環境中卻越來越不安全
以色列在中東長期被視為異己，安全問題始終十分突出。但自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9?11事件後，以色列面臨緩解安全困局的難得機遇：一是美國高舉“反恐”大旗，並得到很多國家附和，“反恐”一時成為國際社會主潮流，而以色列因長期遭受極端勢力威脅，而自然成為被同情和理解對象，由此使以色列軟形象和行動自主性大幅增加。二是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徹底摧毀了激進反猶的薩達姆政權，此後美國又通過“民主改造”，將這一昔日阿拉伯強國，改造成教派間扯皮不斷的弱勢民主國家，其“阿拉伯國家”身份也被部分篡改（伊拉克憲法中已無“伊拉克屬於阿拉伯國家”的條款），由此使阿以力量對比進一步有利於以色列。三是中東地緣政治重心明顯東移，伊拉克問題、伊朗核問題等日趨取代巴以衝突，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焦點，由此使以色列外交壓力大幅減小。尤其在伊核問題上，許多阿拉伯國家對伊核計劃的恐懼，已超過對以色列軍事威脅的擔心。2010年11月維基網站解密的美國秘密文件顯示，沙特、阿聯酋、巴林等阿拉伯國家，曾私下勸美國對伊朗動武。[1]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在伊核問題上態度出奇一致，這意味着阿以完全有可能進行進一步合作。
然而，囿於現行戰略的思維定勢，以色列非但未能抓住機遇，優化自身安全處境，反而使外部形勢朝不利於己的方向發展：
首先，地區盟友不增反減，外交處境更加孤立。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一直被視為“異類”，唯有埃及和約旦與以色列保持外交關係。9?11後形成的“反恐”氛圍，本來使阿以關係出現了局部緩和跡象，但2006年以色列藉口打擊真主黨而大舉入侵黎巴嫩，2008年底又藉口打擊哈馬斯大舉入侵加沙，這一系列舉動使此前阿以之間的緩和氛圍被破壞殆盡，埃及、約旦對與以色列打交道更為謹慎，而海灣國家和馬格里卜阿拉伯國家也進一步降低與以色列聯繫。[2]更值得關注的是，土耳其也由以色列昔日“盟友”陡然變成潛在對手。長期以來，土耳其一直是以色列在中東為數不多的地區盟友，雙方各領域合作均十分密切。但近兩年，土耳其東向趨勢增強，對以色列日趨敵對。2008年，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公開譴責以色列；2010年6月，土耳其又因加沙救援船事件，與以色列鬧翻，土禁止以色列空軍進入其領空訓練；同年10月，土耳其在官方文件中將伊朗從威脅名單中刪除，同時首次將以色列列為“主要威脅”。[3]
其次，安全威脅日趨增大。長期以來，阿拉伯國家一直是以色列在中東的主要對手。當前，雖然阿拉伯世界整體走向衰落，但以伊朗為代表的什葉派激進勢力卻異軍突起，成為以色列主要安全威脅。伊朗的波斯/什葉派屬性，使其在阿拉伯民族/遜尼派中東本來不佔優勢，但以色列近些年種種極端做法不啻“為淵驅魚”，客觀上壯大了伊朗等激進力量在中東影響力，內賈德個人聲望也日益增高。[4]同時，伊朗核進程不斷推進，新式武器研發也日趨加快。而美國當前整體處於收縮態勢，對伊朗動武可能性日益縮小，由此使以色列面臨前所未有的兩難處境：妥協退讓可能會使伊朗距離製造核武的門檻越來越近，以色列賴以自豪的核壟斷優勢將逐漸喪失；而如果以色列按耐不住，冒險對伊朗核設施發動襲擊，很可能遭致伊朗全面報復，導致兩敗俱傷。以色列在外部環境日趨有利的背景下，安全威脅和外交孤立卻日益突出，這隻能表明，以色列現有安全戰略存在重大缺陷。
二、軍事優先的安全戰略造成“邊際效應遞減”
以色列安全戰略到底是怎樣的?一言蔽之，就是軍事安全優先。以色列首任總理本?古裏安深知，在中東地區要想生存，建立軍事強國極端重要。[5]在以色列對外決策中，“國防軍壟斷了對軍事事務和戰略的分析，因而在政府最高層必不可免地盛行一種關於國家安全事務和戰略的狹隘軍事觀點。結果以色列政府經常忽略經濟、外交和談判之類重要考慮。它往往以軍事方式對待並無軍事解決辦法的問題，並且經常講軍事行動或戰爭視為最先選擇，而不是最終手段。”[6]進一步説，以色列的安全戰略具有先發制人、境外禦敵、寸土不讓等特點。
以色列安全戰略的這些特性，主要源於兩大客觀因素的作用。首先是地緣政治環境的脆弱性。拿破崙曾指出，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懂得了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7]。而以色列則是“國家戰略由地緣考慮支配的一個經典實例。”[8]該國領土面積小，缺乏迴旋餘地和戰略縱深。從地理上看，1967年以前以色列的國土形狀為烙鐵型，中部沿海平原猶如一個細長的把手，長約50公里，寬僅20公里，極易被攔腰切斷。同時，以色列差不多是世界諸國中唯一與所有鄰國都處在敵對狀態的國家（除1979年與埃及實現和平）。[9]以色列始終處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圍之中，其西南是埃及，北面是敍利亞、東面是約旦和伊拉克，以色列整個國土面積，特別是工業中心完全暴露在鄰國射程之內。從敍利亞和約旦到以色列的所有機場，都至多隻需飛行3-5分鐘。埃及、敍利亞、伊拉克、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國家，都獲得了能夠打擊以色列境內任何目標的地對地導彈。而且，以色列領土邊界並未獲得永久性承認（除了與埃及）。[10]因此，以色列面臨的“邊界壓力”十分明顯。以色列前國防部長摩西?達揚曾指出：“以色列整個國家就是一條邊境線。以色列的安全有着罕見的地理上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由於阿拉伯鄰國的嚴重的敵對性而大大加深了。”[11]由於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一直被阿拉伯國家視為“異己”，因此以色列1948年建國次日，便面臨數個阿拉伯國家的聯合圍攻。在相當長時期內，“被趕下大海”的危險一直是以色列面臨的最大安全噩夢。能否取得戰場上的軍事勝利，直接決定以色列國家生存。這種特殊的地緣政治特點，決定了以色列總是從“最壞情況”構築安全戰略，因此其重心是軍事主導，而無暇加入更為綜合寬泛的政治性內容。基辛格指出：“以色列人的生存範圍是這樣地狹窄，以至於它的領導人對於高尚的外交姿態或驚人的外交行動都不輕信。”[12]“由於邊境周圍到處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所以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就變得無法區分。”[13]
其次是長期孤立導致的不安全感和自助意識。在歷史上，猶太民族飽經磨難，曾兩次被滅國並導致民族“大流散”。在後來流亡世界各地期間，猶太人大多生活在與外界隔絕的猶太聚居區，許多猶太人試圖走民族同化道路，融入所在國家和社會，但仍屢屢成為社會失敗的替罪羊，經常面臨排猶反猶浪潮。20世紀30年代，猶太人更是甚至險些被納粹德國種族滅絕。由於屢遭外部世界欺凌，猶太人“對外部世界的敵對環境既無興趣，亦無敬意。……這種心態很大程度上被傳給了以色列。”[14]同時，特殊的歷史際遇使猶太人對建立自己的國家、擁有自己的土地有着特殊情感。“經歷了大屠殺的猶太人都認識到，全世界的猶太人必須有一個家園，一個任何受到迫害的猶太人的可以自由前往的家園。以色列國滿足了猶太人這一迫切需要。”[15]尤其在領土問題上，以色列更是寸土不讓，有着常人不易理解的特殊心態。美國記者托馬斯?弗裏德曼曾這樣描述以色列的心態：以色列是由在世界各地的地鐵上的座位裏被驅逐出來的人組成的民族，站了這麼多年，終於有了座位，因此他們對所佔座位有種近乎超感覺的依戀，而對那些被從這個座位上趕出去的人沒什麼同情心。[16]
這些極端惡劣的客觀因素締造出來的以色列安全戰略，必然是更多依賴軍事手段。從實踐看，以色列不僅積極進行軍事防衞，而且屢屢主動挑起戰爭（如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1982年和2006年的黎巴嫩戰爭等）。而數次中東戰爭使以色列越戰越強，安全邊界不斷擴大：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佔領聯合國劃分給巴勒斯坦的6220平方公里土地；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強佔了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和戈蘭高地；1982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一個“安全區”。同時，軍事勝利還使阿以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以色列的變化：納賽爾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埃及於1979年與以色列達成單方面和平協議；阿以衝突被巴以衝突取代，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的對抗，逐漸成了巴勒斯坦人的孤軍非戰。以色列則由中東政治中力量弱小者日漸變成強大一方，最終成為中東無人敢惹的“最小超級大國”。
然而，以色列安全環境的改善，部分歸因於以色列軍事戰略本身的效力，但更多原因是國際格局變革所致，如蘇聯解體使中東親蘇強硬勢力失去靠山；美國兩次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削弱阿拉伯激進勢力等等。但以色列決策者未能仔細分辨這種差異，因此自身安全處境的改善，反而強化了以色列對軍事戰略的路徑依賴。有學者指出“以色列早期的軍事羸弱與其後來的軍事強大，都導致了一種由軍事考慮支配的戰略。”[17]
然而，軍事優先的安全戰略固然有其特定優勢，但先天缺陷也十分明顯：一是“只會做加法，不會做減法”。該戰略過分重視局部區域的成本收益，而看不到整體利益和自身的能力極限，結果往往導致軍事行為缺乏節制，出現局部利益理性化，整體利益非理性化的悖論。二是暴力手段缺乏靈活性，它只能用於懲罰，因此存在招致被懲罰者反抗的可能。三是戰爭具有極大不確定性。如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時，以色列領導者並不瞭解當地教派情況，而是想當然地以為憑藉軍事力量能夠解決任何問題，結果卻發現佔領黎巴嫩只會是使局勢更趨惡化。以色列戰略學者事後評論道，這場戰爭是“出自一名固執魯莽之徒的野心，紮根於幻想，以欺騙來驅動，最後必定以災難告終。”[18]因此，一味依靠軍事手段謀求絕對安全，最終導致“邊際效應遞減”，越追求安全，最後反而越來越不安全。尤其在外部形勢已深刻變化的背景下，這種戰略的缺陷越來越明顯。具體地説，以色列堅持對軍事手段的“路徑依賴”，造成兩大突出問題：
首先，導致政治解決問題的願望和力度不夠強烈，導致以色列始終未能擺脱政治孤立狀態。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軍情部門就曾拒絕了埃及的多次和平“試探”。這與國防軍壟斷國家安全重大決策、習慣使用做最壞情況分析的悲觀主義觀點直接相關。隨着後來以色列越戰越強，以色列對軍事戰略的執迷日益強烈，由此使其數次錯過實現安全的有利機會，而未能將軍事勝利最終轉化為政治勝利。
例如，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勝利，本來為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實現政治媾和提供機會，但以色列未能認真嘗試與戰敗者談判，反而激發起建立“大以色列”的野心。這場戰爭後，以色列提出“安全邊界”概念，即以為確保自身安全，不會撤出那些對以安全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土。這樣做的最終結果，是“以色列通過軍事勝利樹立了一個敵人，這個敵人是一羣永不妥協的戰士。”[19]巴解組織在這場戰爭後開始走向歷史前台，並引發1973年埃及為收復西奈半島而發動的第四次中東戰爭。而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本可成為阿以實現全面和平的第一步。[20]但在以色列看來，正是由於已經與埃及達成停戰協議，就不必與其他國家媾和了，因此以色列不僅未改變強硬立場，反而利用阿拉伯世界分裂狀態，加緊吞併被佔領土活動。如1980年以議會通過《耶路撒冷法》，正式宣佈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恆的、不可分割的首都”；1981年以議會又通過在戈蘭高地實施以色列法律法令，將其納入以色列版圖。直至1982年6月大舉入侵黎巴嫩，結果使自身陷入泥潭。20世紀90年代初，國際格局再次出現有利於以色列的重大變動：蘇聯解體使中東強硬阿拉伯失去靠山而日趨式微；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阿拉伯世界內部四分五裂；海灣戰爭期間，以色列面對伊拉克導彈襲擊“打不還手”，贏得輿論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以色列對外戰略在這一時期確實出現調整跡象，1991年巴以正式啓動和平進程，並於1993年達成奧斯陸協議。以色列外長佩雷斯樂觀地認為，“新中東”正在誕生。[21]但由於種種原因，巴以和談屢屢擱淺，並隨着1996年內坦尼亞胡上台而重新回到原點。9?11事件後，以色列面臨實現和平的第四次機遇（如本文開頭所提及的），但以色列死抱軍事優先戰略，在巴以和談中咄咄逼人，不僅在耶路撒冷歸屬、難民迴歸、邊界劃分等關鍵問題上不做讓步，而且不斷在有爭議的被佔領土上新建定居點。在2010年9月啓動的巴以和談，終因以色列在定居點問題上拒不讓步，使好不容易啓動的巴以和談再次受挫。阿以長期敵對未能根本鬆動。
其次，在缺乏強大外部對手製約背景下，軍事優先戰略很容易演變成了睚眥必報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在歷史上，以色列就曾屢屢動用正規軍對付阿拉伯人。而使用傳統軍事手段對付非傳統威脅，使以色列日益被貼上了“國家恐怖主義”的標籤。如1948年10月29日製造的戴維馬大屠殺，造成100名婦女和兒童被害；1953年10月14日發生的齊比亞大屠殺，造成67名巴勒斯坦人被殺，幾百人受傷；1956年10月29日進行的卡福利?卡塞穆大屠殺，49名巴勒斯坦人遇害；1990年10月8日在阿克薩清真寺大大開殺戒，至少21人被打死，其他50人受傷，270多人被逮捕；1996年4月18日在黎巴嫩南部製造卡納大屠殺，共有160人喪生。進入21世紀後，以色列對反以武裝的軍事報復更加變本加厲。2002年3月，以色列軍隊對傑寧難民營發動攻擊，有450名巴勒斯坦人被殺。2006年7月，以色列在僅因真主黨綁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就大舉入侵黎巴嫩，造成黎5000多人傷亡，100萬人流離失所；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藉口哈馬斯向以色列境內發射火箭彈，在加沙大開殺戒，造成巴5000多平民傷亡。
這種“完全不成比例”的報復，令以色列日趨走向自己反面。事實上，以色列當初在巴勒斯坦建國以及後來的發展壯大，一定程度得益於歷史上猶太人遭受納粹迫害給世界留下的悲情形象。而且以色列至今仍在“享受”這種悲情角色帶來的國際寬容。當前以色列為了追求絕對安全，過度消費了歷史留下來的感情資源，由大屠殺受害者和被同情者，日益成為大屠殺的施加者和憎恨者，日益站在國際輿論的被告席上。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追求絕對安全而無視國際道義，使以色列自身安全面臨被反噬危險。
三、結論：以色列謀求安全需要政治智慧
戰略的主要目的就是謀勢。高明的對外戰略可使自身實力越來越強，盟友越來越多，對手則越來越弱，外交越來越孤立。低劣戰略則效果截然相反。進一步説，衡量安全戰略水平高低，很重要一點就是能否平衡使用政治與軍事手段。沒有軍事實力保障的安全，是靠不住的安全；但反過來看，沒有政治保障的安全，同樣是不長久的安全。沒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做支撐，軍事勝利很難真正轉化為持久的政治勝利。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説，“除非依靠政治協議來鞏固，戰爭結果就絕不會是最終的。”[22]如果一個國家在弱小時只會逆來順受，強大時則恃強凌弱，這是傻子都會做的事情，是無戰略或愚蠢戰略的體現。相反，當國家處於弱勢階段時，在必要時敢於亮劍，敢於借重軍事手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當國家已經處於強勢，則要剋制自己的謀霸和懲罰對手的野心，這樣的國家反而可以走得更遠。在這方面，歷史提供了太多的經驗教訓。19世紀初反法聯盟在挫敗拿破崙稱霸歐洲野心後，並未嚴厲懲處法國，反使歐洲出現了“百年和平”；一戰後戰勝國嚴厲懲處德國，結果僅20年後就迎來新的世界大戰。因此，缺乏節制的安全戰略很可能是開始一直贏牌，但最後一把牌把所有籌碼完全輸掉。
而以色列安全戰略的問題就在於，其“只會做加法，不會做減法”。在其相對孱弱、安全形勢嚴峻時期，以色列從來不憚使用軍事手段捍衞自身安全，但隨着阿以力量對比由“阿強以弱”變成“以強阿弱”，以色列卻未能適時調整戰略，更好運用政治手段，而是無節制地使用武力，結果使自身安全處境重新惡化。
長遠看，以色列有兩大問題不可能超越：一是如何與阿拉伯世界長期相處的問題。鄰居不能選擇。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互為仇敵，卻不得不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下。而阿以多年相互征戰表明，阿拉伯人沒有能力“將以色列趕下大海”，而以色列同樣沒有能力徹底打敗阿拉伯世界。而當前以色列的尷尬處境在於：它不肯放棄佔領的阿拉伯領土，但還希望阿以和解。世界上根本沒有這種便宜事。基辛格就認為，以色列“力求既得到領土，又得到承認，它不願承認這兩個目標是不相容的，”[23]就目前看，以色列“以安全求和平”，其安全實際是建立在犧牲巴勒斯坦人合法權益基礎上的。正如以色列前總理貝京曾説過：“阿拉伯人當人有權利，不過我們的權利遠比他們的重要，我們的需要壓倒他們的需要。”[24]但這種建立在少數人壓迫多數人基礎上的狀況不可能持續存在。阿拉伯人口出生率遠高於猶太人，而以色列則受制於移民潮結束和低出生率困擾，使雙方人比例日趨拉大。若干年前曾有預測表明，到2025年，以色列與阿拉伯人之間人口差距，將會拉大到2.24億阿拉伯人對800萬以色列人。[25]實際上雙方人口差距擴大之快遠超預期，當前，以色列人口不過750萬，但阿拉伯世界總人口已達3.8億。長遠看，很難想象人數日益處於劣勢的以色列人，能夠在對其充滿敵視、且人口不斷增長的阿拉伯人包圍之中，長期安然生存。
二是軍事優勢緩慢喪失。阿拉伯人在常規戰場的頻頻失利，使其日益轉向恐怖主義和游擊戰爭等非常規手段，由此使以色列面臨的安全威脅日趨轉向非傳統領域。而以色列對軍事戰略的路徑依賴，使之日趨追求軍事技術壓倒性優勢，以色列據稱甚至已經擁有200多枚核武器。但這種常規和核軍事優勢，在對付低烈度暴力和非傳統威脅時，猶如“高射炮打蚊子”，侷限性日益突出。如2006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儘管使真主黨軍事上遭受重挫，但真主黨卻藉此贏得政治聲望，以色列則被貼上濫殺無辜的標籤。目前，真主黨軍事力量已恢復到戰前水平，而且其對黎巴嫩政局影響力也前所未有地增大。有學者指出，在這場黎以戰爭中，以色列在戰略上犯下多個錯誤，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對用常規軍事手段對付非常規武裝可能產生的結果缺乏心理準備。[26]長遠看，武器射程和爆炸當量增大，使以色列因侵佔阿拉伯領土帶來的安全屏障功能日漸喪失，其面對真主黨等非政府武裝的不對稱軍事優勢也逐漸減少。以色列也許有能力將反以武裝摧毀幾十次，但反以武裝只需將以色列摧毀一次就足夠了。有學者就曾列出18種方式，分析以未來可能面臨的安全威脅。[27]這種前景使以色列未來安全形勢難以樂觀。
因此，以色列要謀求長期生存和發展，就需要樹立兼有政治-安全因素的大戰略。[28]尤其是要認識到“土地換和平”的重要性。事實上，一些以色列有識之士早已認識到這點。已故以色列歷史學家雅各布?塔爾曼就認為，“繼續控制或兼併被佔領的土地，並非保衞以色列，而是對以色列的一種威脅。”以色列前總理古裏安也認為，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兩個種族曾在這片土地上各自統治了1300多年曆史，而且阿拉伯人繁殖比猶太人快，基於這兩點，“要得到和平，我們必須在原則上回到1967年以前的邊界上。……和平比地產重要。”[29]但迄今為止，以色列只做到在孱弱時不憚使用武力，卻未做到在強大時保持克制和寬容，拿出足夠的誠意實現地區和平。
事實上，對以色列來説，缺少的不是實現和平、謀求安全的機會，而缺少的是解決問題的長遠眼光和勇氣。他們一再錯過實現和平、謀求真正安全的機會（就在2010年11月，以色列議會又通過法律，要求從戈蘭高地撤軍，必須得到議會2/3批准，表明以色列仍不打算認真謀求敍以和平）。如果以色列始終將軍事戰略當做安全戰略，缺乏自我節制，其安全追求將像手中攥的沙子一樣，攥得越緊，流失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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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維基解密為什麼“鍾愛”伊朗”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06/17599065285.shtml，2011年1月5日上網）。
[2]EfraimInbar,Israel’sNationalSecurity:IssuesandchallengessincetheYomKippurWar,Routledge,2008,p.197
[3]“以色列媒體傳土耳其將以列為主要威脅”，http://gb.cri.cn/27824/2010/11/01/5005s3040248.htm，（2011年1月5日上網）。
[4]JimLobe,“IrangainsasArabs’Obamahopessink”,AsiaTimesOnline,Aug7,2010，http://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LH07Ak02.html（2011年1月5日上網）。
[5]EfraimInbar,Israel’sNationalSecurity:IssuesandchallengessincetheYomKippurWar,Routledge,2008,p.86
[6]《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第586頁。
[7]（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頁
[8]（美）威廉森?默裏等著，時殷弘等譯：《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566頁。
[9]BernardReichandGershonR.Kieval,Israel:LandofTraditionandConflict,SecondEdition,WestviewPress,1993,p.140
[10]BernardReichandGershonR.Kieval,Israel:LandofTraditionandConflict,SecondEdition,WestviewPress,1993,p.5
[11]潘光、餘建華、王健：《猶太民族復興之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12頁。
[12]（美）亨利?基辛格著，吳繼淦、張維、李朝增譯，秦人校：《白宮歲月》（第二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748頁。
[13]（美）亨利?基辛格著，陳瑤華等譯，秦人校：《白宮歲月》（第一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443頁。
[14]《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572頁。類似表述見EfraimInbar,Israel’sNationalSecurity:IssuesandchallengessincetheYomKippurWar,Routledge,2008,p.86
[15]徐新：《猶太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17頁。
[16]（美）托馬斯?弗裏德曼著，天津編譯中心譯：《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第407頁。
[17]《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第604頁。
[18]《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第592頁。
[19]北京大陸橋文化傳媒編譯：《中東戰火》，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第95頁。
[20]BernardReichandGershonR.Kieval,Israel:LandofTraditionandConflict,SecondEdition,WestviewPress,1993,p.157
[21]EfraimInbar,Israel’sNationalSecurity:IssuesandchallengessincetheYomKippurWar,Routledge,2008,p.89
[22]《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第601頁。
[23]（美）亨利?基辛格著，陳瑤華等譯，秦人校：《白宮歲月》（第一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443-444頁。
[24]（美）斯塔夫里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羣、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836頁。
[25]（美）威廉森?默裏等著，時殷弘等譯：《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577頁。
[26]EfraimInbar,Israel’sNationalSecurity:IssuesandchallengessincetheYomKippurWar,Routledge,2008,p.224
[27]類似論述參見YehezkelDror,“ABreakoutPolitical-SecurityGrand-StrategyforIsrael”,EditedbyEfraimInbar,Israel’sStrategicAgenda,Routledge,2007,pp.236-238
[28]有學者曾為以色列修訂大戰略列出13條詳細建議，參見YehezkelDror,“ABreakoutPolitical-SecurityGrand-StrategyforIsrael”,EditedbyEfraimInbar,Israel’sStrategicAgenda,Routledge,2007,pp.245-263.
[29]《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864、8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