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秩序的基礎

當今世界國家關係建立在雙重的基礎上，一是建立在國家邏輯基礎上的對抗衝突和零和博弈的國家關係，另一是建立在市場邏輯基礎上的合作雙贏和正和博弈的國家關係，正是這種雙重基礎導致了國家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和矛盾性，並影響了世界秩序的變化和重建。

國家邏輯是以國家利益為導向，追求國家的競爭力和財富最大化，控制經濟發展和資本流向，以增加國家自身的權利和經濟福利。所以國家邏輯決定了國家行為的自私和非利他性，決定了國家關係的對抗衝突和零和博弈的本性，這一本性導致國家間的互不信任以及成為國家之間衝突和戰爭爆發的根源。最後以此為基礎建立的世界秩序是大國強權體系，它代表大國的利益並服務於他們。市場邏輯以利潤為導向，而利潤是一種信號，它告訴我們，為了滿足那些我們不認識的人的需求，我們必須幹什麼，我們正是通過追求利潤而從利己主義者成為利他主義者。同時利潤也是一種信號，它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在哪裏研發，哪裏生產，哪裏銷售，從而使收益大於成本，我們正是通過追求利潤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使人類達到充分繁榮和富裕。無疑，市場規則這一看不見的手正在依照自己的邏輯塑造着我們的世界，併成為指導和約束各國特別是跨國公司行為的準則。市場邏輯決定了國家行為的自私和利他性的統一，決定了國家關係合作雙贏和正和博弈的本性，因為建立在市場邏輯基礎上的國家關係是互利的，除非一方是傻瓜或者是強盜，這一本性導致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以及成為國家之間消除戰爭趨於和平的基礎。最後以此為基礎建立的世界秩序是無中心的自生平等體系，在這一自生秩序中，只有共同的規則，沒有權利中心和機構。

那麼國家邏輯與市場邏輯的關係是怎樣的呢？首先，因為國家依舊是當今國際社會的主體，所以國家邏輯依舊主導市場邏輯，只要國家存在，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永遠是國家主要關心的問題。其次，國家政策特別是大國政策決定市場和經濟力量在其中運作的政治關係框架。最後，經濟問題最終將會升級為政治問題，由政治或軍事手段得以解決，甚至不惜採取損人不利己的行為。但是另一方面，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消弱了國家原有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使它們更加相互依賴，經濟利益的考慮已成為影響國家政治軍事決策的一種強大力量。所以國家邏輯和市場邏輯的關係是互動的，相互制約的，正是它們之間的這種關係，而不是歷史的終結和文明的衝突，影響並決定了當今國家之間關係和世界秩序的變化。

冷戰後，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的政治全球化打開了經濟全球化這個潘多拉盒子，飢渴的資本紛紛從美國和西方湧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因為那裏有巨大的市場和充足的廉價勞動力，與此相比，美國和西方因為發展，趨於飽和，投資回報空間越來越稀薄。在全球一體化時代，資本超越國界，把全球作為一體，對資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資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潤的最大化，從而改變了以往以國家為主體的全球產業分工和貿易模型和全球經濟結構，以及全球經濟運行機制和全球財富的分佈。

首先，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歐美國家的跨國公司和全球公司是主要推動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它們找到了廉價生產基地，降低了運營成本，中國成為它們在全球最廉價的生產和加工基地，同時也是最大的潛在市場，成為它們全球利潤的主要來源，它們不僅避免了規模縮小或破產的厄運，而且得以擴大和發展。其二，中國作為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生產和加工基地，為美國和西方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商品，事實上是中國人在為美國和西方國家打工，以換取低廉的工資。其三，歐美國家通過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而可以更加專注於高端產品的研發和製造。

經濟全球化是美國和西方國家設計和倡導的，其目的是尋找廉價生產基地和商品市場，中國無疑符合了這一目的，但同時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和西方資本和技術推動了中國的發展和崛起，這是美國和西方始料未及的。美國和西方資本和技術的輸入成為中國崛起的第一推動力。1978年以來中國獲得了500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世界投資中心，美國500強企業前10名都有在中國投資，並且它們在中國的生意份額越來越大，超過其本土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由於大量外資的湧入使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9.5%以上，是美國經濟增長率的3倍，由此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製造業大國，有望超過美國，結束美國在製造業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歷史。製造業的迅速發展，中國隨即又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和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外匯儲備已達到2.8萬億美元。目前，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根據預測中國GDP總額將於2019年超越美國。

顯然，經濟全球化以及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崛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衰退是建立在市場邏輯基礎上全球資本和技術自由流動的結果，是對現有全球資源重新整合的結果，是互利雙贏和正和博弈的產物，但另一方面由此出現的結果是不符合美國和西方國家邏輯和利益的，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崛起顯然是對美國和西方國家邏輯的挑戰。正是因為這一矛盾導致美國和西方國家從全球化倡導者轉變為反對者，進而退回到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國際關係研究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曾寫到，衰退中的大國有三種戰略可選擇，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軍事力量，排除新興國家的經濟挑戰和軍事威脅；二是後退到貿易保護中去，或者削弱新興國家的經濟；三是採取使本國日趨衰退的經濟振興起來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戰的國家是把各種戰略結合起來貫徹。目前作為受到挑戰的國家美國和西方國家，基本上遵循了這一原則，正因為如此，建立在市場邏輯基礎上的全球經濟問題正在轉變為政治和軍事上的問題，崛起和發展中國家與衰退中國家的矛盾正在激化，其中特別是在中國與美國之間。中美關係一方面已是建立在市場邏輯基礎上的互利雙贏關係，沒有美國資本的輸入和引進，就不可能有中國的迅速崛起，但中國的崛起導致雙方關係迴歸到國家邏輯基礎上，轉變為對抗衝突和零和博弈關係。美國作為目前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其全球戰略目標是維護其全球第一的地位和利益，所以中國的崛起，不管是何種原因，是美國不能容忍的，為此美國在戰略上正在轉向和鎖定亞洲和中國，目的就是為了遏制中國。對於中國來講，美國的冷戰思維和現實主義進攻戰略也成為其和平崛起的主要外部威脅。

進入21世紀，國家邏輯與市場邏輯的矛盾將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經濟效益和國家雄心將是全球經濟和政治的推動力，並決定國家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國家邏輯決定國家利益和安全依然是決定國家行為的首要準則，另一方面市場邏輯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扁平，世界正在經歷從以國家為主導向以市場為主導的深刻變化，人類正在走向一個沒有政治邊境的世界。國家邏輯與市場邏輯的衝突和矛盾無疑將影響世界秩序的重建，隨着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體系的解體，未來世界秩序將建立在市場邏輯基礎上，還是迴歸到國家邏輯基礎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