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後的伊朗、沙特、以色列三角關係

去年9月，美國《大西洋月刊》刊登猶太裔記者古德伯（Jeffrey Goldberg）的長篇封面報道，根據對以色列高層人士的多次訪談，斷言伊朗核計劃，連並它對以色列的“生存威脅”，都已經越過了“無法回頭的臨界點（the point of no return）”，加上奧巴馬政府與內坦亞胡政府之間的分歧深化，以色列在今年7月底前對伊朗核設施發動突襲的可能性超過50%。

由於《大西洋月刊》在美國上層的影響，該文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但是這畢竟是在世人毫無意料的“阿拉伯之春”之前的分析，上述預測今天還有多少可信度？

以色列突襲伊朗可能性大增

6月3日，《紐約時報》從耶路撒冷報道：不久前卸任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首腦的達幹（Meir Dagan），新近一反在任時的習慣，頻頻對公眾和傳媒發表講話，質疑以色列現政府尤其總理內坦亞胡和防長巴拉克無視風險的決策判斷能力。達幹特地緊迫警告：以色列發動對伊朗的軍事攻擊是個“愚蠢的念頭”。

除了上述報道，分別觀察一下“阿拉伯之春”對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的影響和衝擊，也可以看到中東新形勢實際增加了以色列不顧後果轟炸伊朗核設施的可能。

以色列毫無疑問是阿拉伯民主運動的最大輸家。《經濟學家》週刊近期有篇分析以《阿拉伯之春，猶太人之冬》為標題，充分説明這一局面。總之，隨着阿拉伯街頭民意進入主流政治，以色列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急劇上升。埃及逐步開放對加沙的封鎖、促成哈馬斯和法塔赫和解，敍利亞邊界上的暴力衝突等等，無不增加以色列的危機感。另外，因為白宮政策逐漸受到阿拉伯民意壓力，以色列對美國政府保護傘的信任感顯著降低。按照以色列一貫的先發制人原則，乘阿拉伯民主草創、尚未形成真正安全威脅之機，突襲伊朗核設施是個宜早不宜晚的有吸引力抉擇。

伊朗近期不會有變亂

再看伊朗。歐美曾經一廂情願地指望阿拉伯民主潮流會幫助伊朗的“綠色革命”復燃。這完全無視與阿拉伯專制對比，伊朗現有體制提供了很大的社會活動空間，傳達反饋國內尤其下層民意。雖然阿拉伯民主從長遠角度看不能不影響到伊朗，在近期內伊朗內部相對穩定，變亂可能不大。

但是伊朗的外部形勢卻有明顯退化。這主要是敍利亞動亂加劇，阿薩德政權岌岌可危，很可能切斷伊朗支援黎巴嫩真主黨和巴勒斯坦哈馬斯的關鍵中介，而削弱對以色列襲擊的反制報復能力。另外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合法化，也降低了伊朗對該會“支部”哈馬斯的影響力。

影響以色列——伊朗衝突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沙特阿拉伯。作為阿拉伯專制主義的“中流砥柱”和獨裁領袖的終極避難地，沙特是“阿拉伯之春”的另一最大輸家，也代表了對民主浪潮的最大反動。

沙特-以色列的抗伊朗同盟

沙特王室是當今世界上最封建保守的專制政權，《華爾街日報》新近報道一位沙特母親違背婦女不準開車的法律被捕坐監，是個很好例證。阿拉伯民主潮流和其中藴含的什葉派復興運動，是對沙特王室政治權力和石油利益的雙重威脅。今年以來，沙特不僅直接參與對巴林什葉派民眾民主訴求的殘酷軍事鎮壓，更在國際上公開加劇與伊朗針鋒相對的抗衡。

近年來，沙特和以色列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權宜同盟”對抗伊朗，“阿拉伯之春”無形中加強了這一共同利益，以至有以色列媒體將兩國關係比擬為二戰時期英美與蘇聯斯大林政權的正式同盟。

沙特不僅是本拉登基地組織的故鄉，王室推崇的瓦哈比原教旨教義更是當今伊斯蘭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的主要基礎。僅巴基斯坦一國就有沙特政府資助成立的4萬所伊斯蘭經學校（madrassa），為塔利班和其他極端組織源源不斷地輸送生力軍。沙特與以色列的反伊朗“神聖同盟”，實在是對美國“反恐”戰爭的一大諷刺。然而沙特領導波斯灣遜尼派專制政權的明暗支持和合作，無疑增加了以色列攻擊伊朗核設施的可行性。

《大西洋月刊》去秋的關於以色列可能襲擊伊朗的預測準確與否，言人人殊，可是“阿拉伯之春”增加了這種突襲的可能性，卻是明顯事實。這一攻擊會導致區域戰爭，軍事、政治和經濟風險極大，但是以色列向來我行我素，在“阿拉伯之春”後又日漸患上“國家自閉症”（德國《明鏡》週刊的形容），且與奧巴馬政府關係冷化，一旦悍然決策，不會事先通告華盛頓，以既成事實來迫使美國軍事捲入，打破伊朗封鎖波斯灣。除了新近據説開始從伊朗撤出專家的俄羅斯，全球大部分國家都會是這場衝突的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