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西方民主與民主化研究：理論困境與現實悖論

一

“民主”是當今國際上使用最廣、也是最富有爭議的政治概念之一，以至於西方一些政治學者報怨：對民主脱離現實的抽象而概念化闡釋與爭論幾乎變成了文字遊戲。有的西方學者甚至形容説，單單是有關民主概念的爭論所耗費的紙張，足以砍掉一大片森林。另一方面，雖然圍繞民主概念存在很多爭議，但“民主” 又被認為是個好詞，像是政治股市中的“績優股”，引得東西方掌權者或在野黨紛紛追捧。君不見，當今世界無論當權者施政，還是普通民眾的政治訴求，均會祭起 “民主”的旗號；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均樂意突出自己對民主的“偏好”，不管是否真正理解民主之含義。現如今在國際上某些國家，政客言必稱“民主”，意為佔領道義的制高點；文人宣稱民主，幻想在學術江湖中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在西方世界，近百年來“民主”被認為是西方社會最主要的政治構架。冷戰中，“民主、人權”成了西方社會意識形態中標誌性的政治品牌，是對抗蘇聯陣營的重要戰略和策略工具。20年前，蘇東瓦解，作為政治策略的“自由、民主”在其中功不可沒。冷戰結束之際，西方政界和學界普遍認為西式的自由民主在全世界範圍內取得了全勝，有關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之爭從此結束。除民主之外，人類歷史別無他途。一時間，西方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思想家們罕見地取得共識並一致認定，世界上再也沒有比西方民主更好的制度了。民主成了政治的全部，民主涵蓋了一切。於是民主與自由市場、富足等符號一起成了西方社會的象徵，成為地球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爭相奮鬥的目標。在當今世界上，如果一些國家的制度離西方模式越遠，意味着這些國家政治上越野蠻、越落後，意味着這類國家脱離了 “人類社會的文明軌道”，不得不被迫接受來自西方的“民主教化或自由改造”，經受西方“民主法官或教師爺”的訓教，否則還會遭受導彈轟炸式的“外科手術”，甚至要付出喪失主權和民族國家分裂的代價。

二

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結果，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追求。19世紀以後，隨着西方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神權和皇權逐漸淡化，選舉權逐步擴大，民主在資本主義社會有了充分的發育。之後，民主在西方主要國家實現了從觀念向制度、由理論向實踐的轉化。到20世紀，民主逐漸成為一個世界性話題，冷戰時期更是變成西方國家手中的工具。而冷戰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被解釋為“民主化的產物”。憑藉對“民主”概念的壟斷，西方國家佔據了國際政治制高點。在這一過程中，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論家提煉成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諦，民主成了西方政治人物的口頭禪，逐漸演變成一種政治宗教，變成西方對外政治輸出的“政治聖經”和“基本軟件”。

國際歷史經驗表明，每個國家的民主都應符合自身國家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發展民主應當因地制宜，外部強加和全盤照搬往往是得不償失。回溯歷史、環顧國際，我們發現，特別是冷戰前後，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在追求民主與自由的同時，一些國家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認識誤區和思想迷局，出現了各式的政治亂象。

（1）民主被泛國際化。冷戰後的20年，民主已經被泛化成一種無處不在的國際政治現象，成為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的焦點問題。民主成為西方劃分關係親疏和國際陣營的政治工具，成為國際政治較量的內容。在西方戰略家眼裏，民主已經成為了一種全球化現象，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一樣，已經成為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價值、觀念、標準、制度、原則、做法等。正如美國政治學者在民主課程的教科書中指出的那樣：“民主化正在成為一個全球現象……民主現在已成為唯一具有普遍正當性的政府形式……這些年代以來，國際上發生了許多戲劇性的事件，既關係到每個國家的國內政治，又關係到這些國家所在的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國際關係”。（[美]霍華德·威亞達爾主編：《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1頁）

冷戰結束後，伴隨着民主國際化進程的加快，西方大國奉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戰略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些年來，西方世界通過對外高調推廣民主，煽動“顏色革命”，力圖掀起“新一波民主浪潮”。西方國家“民主國際化”的內容是促使民主進程全球化、概念普適化、模式西方化，根本目的是把持民主定義權，佔據國際道義和地緣政治的制高點。冷戰後20年來，與篤信市場絕對力量的新自由主義一樣，奉行民主原教旨主義的力量在國際政治中橫行一時，在一些國家或地區先後導演了一場場政治鬧劇。近些年，國際上“民主陣營”囂張一時，極盡政治滲透和武力干涉之能事，不僅導致了國際關係緊張和國際政治動盪，也延緩了一些地區政治發展的進程，敗壞了民主的聲譽，導致了一系列伴生性政治“後遺症”：民主道路迷失、民主思想嬗變、民主結果異化、民主機體潰瘍、民主泛化與民主赤字並存、不少國家政治風險上升和政局頻繁動盪；在民主在空間上漫延的同時，也出現了“依附性民主、復仇政治、寡頭式民主、財閥的自由”等民主異質現象。

（2）民主被神聖化、宗教化。20年前柏林牆的倒塌造就了冷戰後民主的又一個神話。自此，在西方政界和專家的共同鼓吹下，“民主”被賦予了神奇力量。冷戰後，民主給西方大國的軍事幹預披上合法性的外衣。硝煙過後，武力推翻了他國政權，面對由此而來的空前的人道主義災難，西方大國急忙扯起民主大旗來遮掩，俄羅斯學者將其形容為“空降民主”。（葉蓮娜·普斯托伊託娃：《炸向利比亞土地的民主》，俄羅斯戰略文化基金會網站）2003年以後，原蘇聯地區發生的幾次政變都被冠以各種顏色的革命，賦以“花朵般”的温情和浪漫。時至今日，國際上打造“民主同盟、自由之弧”等民主原教旨主義還在大行其道。民主果真那麼神奇？那麼神聖？有那麼無比的神力嗎？

在西方，民主被“教化”，主要表現為“宗教化、教條化”兩方面。例如，宣揚民主拜物教，將民主宗教化、民主形式神聖化、民主制度西式化、西式民主理論教條化、西式民主程式化和模式化。在當今國際政治舞台上，“民主”一詞彷彿具有了一種比宗教信仰還神奇的力量：只要一個人的口中念出“民主”一詞，彷彿一下子便掌握了政治論壇的話語權或政治舞台的制高點。“民主”變成了神聖的上帝之言，意味着“文明的、先進的、富裕的、自由的、人道的、正派的、合法的”等等。一個政治人物、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旦籠罩上了“民主、自由”的光環，便意味着從此掌握了世上至高無上的道義力量和話語霸權，便可以隨意指責對手是野蠻的、專制的、獨裁的、被奴役的，等等。圍繞民主，西方國家特別生產了一系列政治傳奇和神話傳説，民主成了點石成金的“魔杖”。難怪有的西方學者乾脆將這類或真或假地宣稱民主拜物教的思潮定義為“民主原教旨主義”。

對於民主的宗教化色彩及背後的戰略考慮，西方政治學者常常開門見山，毫不掩飾。亨廷頓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中寫道，現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紮根於西方社會。民主的第三波的一個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獲得了普遍性，並促進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傳播。如果第三波有一個未來，這個未來就在於民主在非西方社會的擴展。亨廷頓認為，民主是好東西，民主為西方所特有，可以被西方對外政策制定者所利用。西方主流宗教文化中特有的彌賽亞意識，推廣民主便成了天賦使命，成了踐行上帝的旨意。有了民主護身符的西方大國便可以高高在上，表演民主教師爺的角色，拒絕平等對話，動輒教訓他人。

（3）民主被工具化、功利化。冷戰後，西方將民主看成對外戰略擴張的有力工具，變成西方政客手中高高舉起的“政治指揮棒”，變成了西方霸權政治的“遮羞布和皇帝新裝”。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總統威爾遜就宣稱，民主作為一種全新的國內秩序也可以應用於國際秩序。從此，對外輸出民主與美國對外戰略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後美國多任總統均以在國際事務中推行民主為己任，民主便成為美國對外重要的輸出品之一。美國統治者堅信，上帝造就的美國民主制度是世界的典範，美國像是神話中的山巔之城，對外具有傳播民主的使命。民主成了西方大國政治輸出和外交干涉的掩蓋與口號，成了西方世界追逐軍事、經濟和思想政治霸權的工具。

典型的西方政治邏輯就是：我即民主，誰不與我共舞，就是民主的敵人。冷戰後，美國繼續以民主劃線，將世界分割成敵我對立陣營。2007年6月初，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新加坡表示，當今世界存在着兩條道路、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鬥爭。在民主工具化和功利化的背景下，嚴肅的民主話題變成了“政治快餐”，不僅醜化了民主形象，而且引發政治衝突，誤導了一些國家政治發展的探索，拖累了整個世界的政治發展進程。實際上，這也暴露了西方在民主問題上的虛偽性：與其説是真心為他國謀民主，不如説是為滿足自己的戰略私利，為的是維護自己的政治優勢。

（4）民主被標籤化、碎片化。表現為將複雜而多維的民主體系簡單地等同於現行的西方政治模式，將民主模式西方化、民主理念標籤化、民主過程碎片化。

一些國家的政治勢力在認識上往往將西方政治形式理想化、模式化、絕對化，誤將民主制度與西方的政治制度簡單等同，將民主化視為西化，認為只要移植西方民主形式即可自然而然地達到西方式的社會物質富足，極力主張全盤西化。一些國家急欲給自己貼上“民主化”的標籤，以求在國際關係中能夠與“冷戰”後的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站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國家也習慣以自己的民主框架來衡量和談論別國的政治制度或政治進程，把持民主的定義和標準，隨意給他國打上“民主”或“獨裁”的標籤。

冷戰後，與民主原教旨主義者一樣，西方極力推廣民主的“政治實用派”篤信民主的普適性和通用性，忽視民主的多樣性、現實性和發展的階段性。他們堅信，一旦移植西方社會的普選制度、政黨制度、言論自由、三權分立等民主模式，民主便會成功，將民主化進程簡單化。殊不知，民主是一個成長的過程，民主的發展程度與其所處的歷史階段密切相關。一些政治競爭形式對西方國家可能是美酒，但對發展中國家大多數民眾則可能暗含毒藥。實際上，近年來包括原蘇聯東歐地區以及拉美和非洲等國家在內，人為移植民主模式很少給各國人民自動地帶來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

（5）民主被庸俗化、手段化。與輿論上宣揚民主的普適性相反，現實生活中西方某些政治勢力在民主等政治問題上卻表現出強烈的“階級性”和“意識形態屬性”。國際上某些政治勢力習慣上認為民主為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將民主與社會主義制度對立起來。出於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鬥爭的考慮，西方大國常常將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反共產黨勢力、地區分立勢力、民族分裂分子等同於“自由民主勢力”的代表，在推行民主的時候，往往在他國內部尋找“民主代理人”，認定市場派、自由派、西化派、反共派、激進派、分離派就是“自由民主派”，積極鼓動上述勢力否定本國的歷史，割裂政治文化傳統，實行政治的“休克療法”。

20多年前，不少蘇東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或共產黨內部的異己分子就是這樣搖身一變，而一旦擁有國家權力，這些“自由民主”鬥士們又變成了獨裁專制的統治者，完全背叛了“民主”原則，揮舞“民主”大旗欺世盜名，足令西方支持者尷尬。

另一方面，民主被手段化、庸俗化，民主成了政治鬥爭的口號和手段。民主成了隨意張貼的標籤，自我貼上之後，便像找到了政治避難所，從此有了免受批評，並且可以指責別人的權利。民主成了一些政治人物的外衣，民主被綁架變成了被隨意打扮的婢女。有的誤認為，實行民主就是政治放鬆、絕對自由、黨派競爭；民主化就意味着要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改組、政黨鬥爭、投票選舉、全民公投等等。實際上，民主要求良好的政治素養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協、協商。

（6）民主被程序化、格式化。這突出表現為將複雜龐大的政治體系簡化為民主化，而民主化等同於選舉和多黨競爭，進而將複雜的政治民主過程簡單化為一套選舉程序。近些年，出於簡單化和功利化的考慮，西方大國已經習慣了將“選舉因素”視為衡量其他國家能否通過民主門檻的關鍵甚至是唯一指標。極力鼓吹 “第三波”的亨廷頓將“選舉”作為締造民主的重要特徵，稱“全民選舉最高決策者是民主的實質”。殊不知，選舉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現和形式，但並非民主的全部和實質。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普選常常變成一場全社會範圍的“政治大賭博”。選舉過程中金錢收買、媒體攻訐、醜聞不斷，更改遊戲規則等種種問題更是接連不斷。公民投票時就像是在下“賭注”，一些黨派和政治領袖往往不吝許諾，讓普通選民在政治制度、社會發展方向等問題上進行選擇。而這類選擇的後果不僅普通百姓無法預料，而且連政治家也“心中無數”。因此，選民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選擇，投票時只能憑藉自己的情感和直覺。不是用腦（理智）甚至不是用心（情感），而是用腳（態度）去投票，成為“沒有選擇的選舉”。結果是，過分關注投票過程和結果，而忽視選舉之後的政治規制和監督制衡，造成一些政權出現憲政危機或獨裁當道，從而陷入無休止的政治動盪和社會泥潭。

這正像民主問題專家普沃斯基描述的那樣，在政治文明低、司法體制軟弱的情況下，只能是一種“速成民主”，經過民主化，大多數公民對政治不感興趣而且不懂政治綱領，他們獲得了並不需要的投票權，而這種投票權對組織性強的政治力量確實具有可利用的巨大機會和潛能。在法制軟弱的情況下，買賣選票和政治腐敗猖獗。腐敗交易的主體就不僅僅是官員，而且還有為數不少的居民。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就變成選票的市場交易，議會所反映體現的也是院外活動集團的利益，職位和決議也可以買賣。

（7）民主被絕對化、終極化。主要表現是宣揚西式民主模式的全球普適性和歷史永恆性。在歷史觀念上，認為西方民主模式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最高峯，是終極形態。西方民主必將一統天下，人類只有在西方民主基礎上才能實現世界大同。今後世界政治版圖上專制獨裁政權將所剩無幾，一波又一波的世界民主浪潮必將席捲全球，西式自由民主將成為全球政治的主宰。自由民主是歷史的一切，人類政治歷史就此終結。西方大國將獨攬民主大旗：我即民主、民主即我；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西式自由民主是人類政治最高形式。

在一國政治中，民主因素被絕對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民主涵蓋了所有政治進程的總和，民主是政治發展總體進程唯一的和終極的追求，自由和民主是社會政治的唯一價值。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和絕對的“自由”，可以不顧、甚至拋棄“穩定、效率、秩序”等政治價值。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在這些極度追求“民主”、“自由”的國家裏就曾出現的所謂民主化浪潮，被某些西方學者欣喜地稱為“第三波”。然而，這股民主化潮流在上述國家潮起潮落，來去匆匆。短短的幾年時間裏，這裏的人民由“渴望民主”變為“厭倦民主”，轉而變為追求穩定和秩序。

三

冷戰結束後，民主的理論與實踐不僅是國際政治領域的焦點話題，而且是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熱點。與國外情形相似，民主對於國內思想理論界既熟悉又混亂，對民主的理解歧義頗多，在認識上存在着不少誤區和模糊之處。什麼是民主？如何發展和實現民主？什麼是正確的民主發展觀？民主和民主化的標準是什麼？民主是唯一的嗎？當今世界的民主狀況如何？有哪些經驗和教訓？民主與政治發展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怎樣的？政治發展和民主的成長有沒有順序和民主的邏輯？國際背景下當代中國的政治主題是什麼？一些國家為什麼極力在世界上推銷民主？如何評價和比較各國的政治發展力？怎樣描述當今世界各國的政治進程和政治版圖？世界各國政治發展與民主化的前景如何？西方某些國家強行推銷的“民主化”暗含哪些危險？提出哪些思想挑戰？這些都需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分析、來回答。

（1）民主不應抽象地和孤立地去研究，而應注重分析和研究民主的歷史性和實踐性。探尋民主的實踐定義，應以國際視野比較民主的實踐軌跡。多年來，民主問題的研究吸引了政治理論、政治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等領域眾多研究者的參與。探討民主概念和理論論著層出不窮，圍繞民主概念的認識分野甚至要超過對“市場、自由”等問題的爭論。當然，不可否認，對民主的研究差異和觀點分歧，也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差異。但是，無論如何，侷限於從概念和藉助西方民主教科書來闡釋民主，在今天已無助於民主政治研究的深化。如果單單從概念上、從判斷上來論證民主，或糾結於民主的“應然性”，或用幾百年形成的西方模式去詮釋現實，或者醉心西方民主的細節來描述民主政治的精緻，這樣反而會模糊對民主及其發展路徑的宏觀把握，不僅顯得不得要領，而且使得對民主的認識變得寬泛化和複雜化。

要認清民主萬能論、民主速成論、民主不戰論、民主和平論、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論、民主救世説、西方民主普世説等説教的政治本質，堅持政治性與科學性的統一，面對在民主問題上的迷思和爭論，樹立正確的民主觀。民主是成長的、多樣的、具體的、現實的、歷史的。要勇於超越一般民主，善於駕馭民主化。

（2）關注民主化進程的國際環境及國際經驗教訓。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傳播國際化的時代，國際間的政治和民主化進程的相互影響大大增強。冷戰後民主的推廣與引進更是國際政治中的熱門話題。因此，不能脱離國際政治背景孤立地研究一國的民主問題。通過對民主進行國際化的研究，着重比較不同國家的民主理念、民主模式和民主化道路，為中國的民主建設提供國際化視野和可資借鑑的材料。

從國際角度研究民主問題，首先要關注西方民主理論的演變，研究西式民主及民主學説由早期萌生、進化進而制度化、模式化的歷史過程，觀察西式民主理論關懷是如何“由內到外”，由內部理論變成對外政策，進而衍生出民主的世界標準的。同時，也要着力比較分析美國、歐洲這兩個主要“民主推手”的戰略意圖和策略差異。通過比較國際上多數國家的政治發展和民主化的實踐，直接政治興衰的經驗和教訓，發現民主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規律。

（3）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長性和發展的包容性。近些年，西方民主教科書對於民主詮釋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經常不由自主地按照“西式民主— 東方專制”的模式和思維框架思考問題和評價事物。然而，冷戰後，民主的潮起潮落以及近幾年圍繞東西方發展模式優劣的辯論表明，民主進程是政治發展進程的組成部分，民主並不是唯一的、終極的，用民主概念並不能解釋一切。研究中東和拉美等地區的民主化歷程會發現，一個國家需要政治發展方式、發展道路、發展價值和目標，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是不同的。不同的國家戰略和民族目標任務決定了這個國家這一時期的政治主題和政治方式。與政治發展一樣，民主有着特定的發展順序、速度和方式。民主有其成長的環境、條件、土壤、文化、成本與質量。民主進程要統一於政治發展的總目標，要與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法治建設等進程相協調。與單一的民主概念相比，政治發展的內涵更為豐富、更為具體、更為多彩也更為廣泛。

（4）關注中國發展的政治經驗，樹立正確的民主觀。要深入剖析西方推廣民主背後的地緣戰略意圖，深入總結俄羅斯等國家在民主化問題上的教訓，努力擺脱西方在民主、人權領域的話語禁錮。要破解西方強加的“極權、專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煉和歸納中國的政治經驗和理論價值，增強政治自信力和理論説服力。針對國際上流行的各種不同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權排行榜”，應當強調政治發展力和競爭力，研究一套科學而全面的政治發展力評估模型，研發中國版的“世界政治發展力評估報告”。要堅持政治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樹立正確的民主發展觀，探索全面而科學的政治發展理論，促進政治民主、政治穩定、政治效率，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越走越寬廣。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