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善意孤立政策”

伴隨中國的崛起，是美國和西方國家，以及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和擔憂，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得越來越複雜，對此中國與其針鋒相對，使矛盾和對抗升級，不如選擇“善意的孤立政策”，轉向自身，解決內部問題，因為一是經過10年大發展，外向型發展模式已達到一個瓶頸，需要突破；二是全球化的逆轉，中美關係由合作走向對抗，繼續外向型發展模式已變得困難。

中國自加入WTO後，經歷了10年大發展時期，從一個貧困大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一個奇蹟，但中國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結果，而不是通過自身內在資本積累和科技創新發展的結果。正是基於此，中國發展是一種外向型模式，受制於全球經濟體系，主要是以美國和西方為主導的跨國公司和全球公司，服務於它們，成為它們在全球資源配置結構中的一個廉價生產基地。這種外向型模式對中國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由於大量西方資本和技術的湧入，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選擇中國作為生產基地，致使中國成為全球世界工廠，全球最大的外貿出口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另一方面導致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發展的片面性，10年中，中國忙於為別國打工，提供廉價的商品以賺取外匯，但忽視了自己的發展，自己的民生問題，以至於能源被過度消耗，環境被極度破壞，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是全球第一，勞動力被廉價剝削，人均GDP在全球依然處於100位之後。在全球產業鏈中，中國經濟處於低端，缺乏核心技術，主動權掌握在西方跨國公司手中，因而它們掌握了利潤的大部分。所以中國在經歷了10年發展之後，應反思自己發展的模式，儘管成就巨大，但代價也巨大，況且隨着目前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金融危機全球需求的下降，中國這種以廉價勞動力優勢為基礎，以消耗能源和污染環境為代價，以加工出口，依賴外需為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模式已難以維繼。

從外部國際環境來講，目前世界正退入後全球化時代，中國要繼續搭便車已不可能。作為全球化的設計者和倡導者，美國和西方希望通過全球化，將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場理念推進到世界各地，從而達到歷史的終結，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和美國化。但全球化的進程發生了逆轉，首先，全球化並未導致西方化和美國化，而是美國和西方的衰退，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崛起。另外，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它們要求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更多的話語權和平等地位，使全球格局趨於多極，而不是終結於美國為主導的單極世界。顯然，全球化的逆轉是美國和西方始料未及的，這使它們從全球化的倡導者成為反對者，試圖逆轉全球化的逆轉，平衡全球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在經濟上重回保護主義政策和以國家為主導的經濟戰略，通過匯率，貿易保護壓制中國，因為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政治上鼓吹中國威脅論，挑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將領土等問題上的紛爭國際化，以此作為切入點，重返亞洲，使中國處於一種極為不利和孤立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外向型發展模式正面臨挑戰，但是這既是危機，也是轉機，中國與其針鋒相對，使對抗升級，不如選擇“善意的孤立政策”，轉向自身，推進自身發展模式的大轉型，社會結構的大變革，建設一個屬於中國自己的時代。

所謂內向型發展模式關鍵在於立足於自己，首先是發展驅動力將由外資漸漸轉為內資，中國目前已是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從債務國成為債權國，從資本輸入國漸漸成為輸出國，財政收入已是全球第二大國，這是中國發展轉型的物質基礎;從外需轉為內需，由於全球需求的崩潰，以及貿易摩擦的加劇，中國繼續以外需，出口拉動為引擎的發展模式已成為不可能，必須依靠自己產生的蒸汽動力前行，逐步從內部的活力中取得新的發展動力;在全球產業鏈中，加速從低端向中高端發展，搶佔下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先機，因為近現代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崛起必須建立在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基礎上，英國因搶佔了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從而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經濟體系的主導者。美國搶佔了以電器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從而代替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經濟體系的主導者，之後又因為搶佔了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科技革命，致使美國繼續保持發展的活力。而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卻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所以名為世界工廠，實為世界加工廠。

其次，隨着向內向模式的轉化，中國將形成以自己為中心的大陸經濟體。之前中國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而廣大中西部地區仍處於相對落後階段。所以接下來中國經濟發展應考慮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延伸，將沿海地區趨於過剩的經濟成為中西部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就如同西方資本和技術的引入，成為中國沿海地區發展的第一推動力。無疑中西部的發展，將帶動中國內需市場的發展，從而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對外依賴性結構。歷史上，美國經濟發展開始集中於東部13個州，帶有很大的殖民特色，是歐洲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市場。之後隨着中西部的開發，使美國經濟擺脱了西方殖民經濟的地位，形成了一個相當穩定和廣闊的國內市場，最終成為全球經濟中心。對此中國經濟發展下一輪變化，向中西部的延伸將使中國經濟形成自己的內循環系統，擺脱對外循環系統的依賴，同時由此使中國經濟呈現第二波和第三波的發展。沿海地區作為第一梯隊，將專注於高端產業，而中西部作為第二和第三梯隊，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投資熱點。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東西部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到時候中國經濟體將擴大兩倍到三倍，中國經濟的繁榮也將再持續20年到50年。

其三，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將推動中國社會結構的大變革。在過去30年，結構的改革明顯嚴重滯後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有人估計至少滯後15年，因而阻止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為只有結構更加合理，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才會更加順暢。從經濟結構來看，目前中國存在外企，國企和民企三種類型企業，它們有着自己相對獨立的運營模式，但又處於同一市場上競爭，如何協調三者的關係是下一步值得思考的;從社會結構來看，中國存在民窮國富的現象，中國富裕，但中國人貧窮，中國GDP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列在世界100位以後。因為首先利潤的大部分落入了西方跨國公司手中。其次在政府手中，中國已是世界上第二大財政收入大國。其三在少數利益集團手中，1%家庭控制全國40%的財富。通過這3層，最後落入百姓手中，也就沒有多少了，經濟增長成了富人們的遊戲，以勞動者為代價，把收入和財富轉移到有產階層。所以中國下一步要將民生和以人為本作為社會結構改革的重點，由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轉變，從GDP投資為主導向包容性增長為主導的結構轉變。這既可以縮小貧富差距，又可以擴大中國的內需。政治結構方面主要涉及到如何讓更多的人蔘與到國家治理，使政治更加民主，透明和公正。

一戰以後,美國從債務國成為債權國，從資本輸入國成為輸出國，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14點計劃，試圖帶領美國走向國際政治舞台中心，但遭到歐洲列強的抵制。隨即美國選擇重返孤立主義政策，把精力用於國內發展，提出美國的政治就是做生意，由此在美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大轉型，大變革和大繁榮的時期，史稱“柯立芝繁榮”，它使美國經濟得到了十足的發展，美國人民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為後來美國走向國際舞台創造了堅實的基礎。目前中國與一戰後美國所經歷的情況非常類似，對此中國可以借鑑美國。無疑中國發展模式由外向到內心的轉型，既可以避免與美國和周邊國家矛盾和對抗的加劇，又可以加速和保持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繁榮，為中國崛起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