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國家衰落的民主化 不要也罷

當前，中東陷入政局動盪，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政權垮台，利比亞、也門現政權也岌岌可危，中東政治轉型已經提上日程。很多人相信，中東國家轉向民主，將使中東國家未來前途更加美好。這樣説似乎不錯，但實際仍過於簡單化。

前些日子我去社科院世界歷史所開會，研討西亞北非形勢。世界史所張順洪所長在總結時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美國為了保持其世界霸主，一直把那些凡是能夠支撐其霸權地位的好東西，如高科技、先進武器等，總是藏着掖着，生怕別人學了去，唯有對“民主”這樣東西例外。如果説“民主”真是國家強盛的秘訣，美國為何突然變得如此大方，總是不遺餘力地到處推銷民主呢？這個問題確實發人深省。

理論上説，民主是個好東西。凡事大家商量着辦，並遵從多數人意見，顯然比一個人獨斷專行、自行其是要好得多。但事實上，第三世界國家貿然實現民主化的風險和代價，遠大於其可能帶來的好處。

據統計，世界上有220多個國家和地區﹐除極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外﹐其餘幾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資本主義和所謂新一輪的“民主化”，但比較富裕的始終是那20多個國家﹐其餘19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僅面貌依舊，甚至更加動盪和貧窮。

這與第三世界政治發展特定的歷史背景有關。在西方國家，工業化、政治現代化、國族整合等問題差不多是依次到來。而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幾乎同時面臨這些難題。一般來説，在國家尚未真正解決民生問題的情況下，國家首要任務是致力於經濟發展，並強調集體紀律和辛勤工作。而民主的發展與個人自由相連，因而推崇民主及由此帶來的個人自由度的增加，實際也就意味着對政治權威的分散和對經濟發展大計的偏離。

換句話説，推行民主化並非這些國家最為緊迫的任務。因此，政治發展往往被排在經濟發展、國家統一和政權安全後面。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威權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國家。

事實上，當年西方列強在崛起過程時，幾乎都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佔統治地位，而且不約而同地將建立“強政府”作為強國的政治保障。翻開世界歷史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第二輪工業化時期的國家，幾乎都是在威權體制下完成的現代化，美國黑人投票權到l965年才真正開始；瑞士到了1971年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瑞士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

在現當代，有學者比較了韓國、巴西、印度、尼日利亞等國後得出結論：“後開發地區的有效力國家一般創立於工業化經濟崛起之前，因為以支持投資者獲取利潤為主旨的國家干預，己被證明是工業在後發展國家崛起的先期條件。”因此，那種只知照搬西方憲制，卻沒有耐心經歷歷史積澱的民主派，實際就是列寧曾批評的 “又想洗毛皮，又不讓毛皮下水”。

從現實來看，那些急於向民主化過渡的第三世界國家，多數情況非但未能擴大政治參與，反而使國家陷入政治衰朽狀態。在這方面，前蘇聯和伊拉克的教訓最為深刻。蘇聯建國伊始，按照列寧確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確立起黨國一體的中央集權統治，這種模式儘管屢遭病詬，但不爭的事實是，它使俄國由最初“資本主義鏈條最薄弱的環節”，一躍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超級大國，尤其是斯大林的鐵腕統治“把一個遼闊落後的農業國改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強國”。

丘吉爾曾公允地評價斯大林説：“他接手的是一個使用木犁的國度，撒手人寰時卻是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相反，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鼓吹“民主化”和“新思維”，並從l989年開始舉行自由選舉，結果“對黨一國體制核心的、累積的、無可挽回的侵蝕”，為波羅的海和高加索地區加盟共和國動員民族獨立運動提供了契機，最終導致國家解體。

伊拉克“民主改造”同樣是個政治悲劇。伊戰前，薩達姆政權的主要問題是統治基礎日益變窄，但該國政治效能依然強大。“這個政權和伊朗國王及沙特王朝，甚至與埃及人的政權不同，它對於居統治地位的掌權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紀律約束”。憑藉這種有效性優勢，伊拉克如果一旦重新走與民眾相結合的道路，其仍具備東山再起的可能性。但美國佔領伊拉克後建立的所謂議會制民主，表面使伊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顧，但卻極大摧毀了該國政府的行政效能。

該國百廢待興，本來亟需鐵腕統治和中央集權，但現行政體卻使其陷入教派矛盾抬頭、重大問題議而不決的孱弱狀態。未來，伊拉克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維持弱勢政府，而很難恢復原先地區強國地位。

而當下的中東政治變遷大潮中，強人政治越來越難以維繫，“第四波”民主化似乎已不可阻擋。然而，看看目前戰火紛飛的利比亞，以及政局動盪的也門，其未來前途怎麼看，都讓人感覺無限悲觀，而沒有絲毫跡象表明這些國家會變得越來越好。

如果説不民主類似於肌體病灶的話，那麼國家盛衰就相當人的生死。想要去除身體病灶固然是件好事，但前提是不要把命搭進入。這種改進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最優”。民主化也是如此。如果一個國家的民主化是以導致國家衰落為代價，那麼這樣的民主化不要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