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總裁是殘酷的工作

IMF新總裁的甄選進程比預期中的要快。十幾年來，筆者一直不斷抨擊的，恰恰是該組織以其首腦選舉制度為代表的管制方式：根據各大利益攸關方（G8）之間的君子協定——總裁必須是歐洲人，而二把手以及世界銀行總裁則由美國人擔任。

歐洲人通常會私下商定繼任的人選，美國人也一樣，雙方都不太理會發展中國家的意見，只是草草諮詢一下了事。而這種做法所產生的結果對IMF、世界銀行以及全世界都沒有好處。

一個臭名昭著的任命，就是指派伊拉克戰爭的主要策劃者保羅·沃爾福威茨擔任世界銀行總裁。此人將反腐敗設為世界銀行首要議程，卻因自身的徇私行為而被迫中途離職。

最終，在對美國引發的此次經濟危機的反思中，一種新的秩序似乎正逐漸浮現。G20同意：下一任IMF領導人將通過公開透明的方式選出。有人推測這一程序將催生一位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總裁。畢竟IMF的主要任務就是應對危機，而大部分危機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應對危機需要異常謹慎。回想起來，正是IMF和美聯儲對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錯誤處置，直接導致了該地區的經濟由下滑演變成衰退，再由衰退惡化成了蕭條。當今世界再也無力承受這樣的過失了。

如今危機正不斷逼近歐洲：歐洲央行似乎要將自身以及歐洲其他國家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盈虧——愛爾蘭、希臘和葡萄牙的債務凌駕於這些國家民眾的福祉之上。

這些債務肯定要被重組，但在放任這些銀行盲目使用高槓杆並積累大量有毒金融衍生品之後，歐洲央行現在對任何形式的債務重組和減記都持反對態度。

歐洲央行現在才將債務重組認定為“不可考慮”，已經有點太遲了。它本該在縱容這一情況產生之前就進行深思熟慮。它更應該早就採取一些管制措施以防歐洲各國銀行變得如此不堪一擊。

如今，歐洲央行需要考慮的已經不僅僅是哪幾家銀行購買了債券。這個新思維必須以民眾福祉為先，隨後才是銀行的股東和債券持有人。即使後面兩者失去了一切，只要合理地進行重組，我們依然可以拯救這些銀行並保護納税人和勞動者的利益。

IMF下任總裁將從何時着手處理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儘管IMF過去的策略在東亞、拉美和其他地區都不奏效，但依然有人擁護這個組織，甚至包括一些新興市場國家。

IMF總裁之位爭奪戰的走向跟許多人所設想的不同。某些最夠資格的候選人都未能從本國政府那裏得到其競選所需的支持。而其他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候選人，則對是否參選猶豫不決，因為這是一份相當“殘酷”的工作，不但要求智慧和經驗，還得有一副好身板。

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都希望看到由來自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人來領導IMF。

但不管最後人選是誰，IMF、世界銀行和國際社會都必須重申其對公開透明程序的承諾，並思考如何改善這一程序。而與其由各國政府提名IMF總裁候選人，不如由一個國際提名委員會來提名。同樣，對投票過程的修改，則將促使更多新興市場的國家官員競逐總裁之位。

我們現在所看見的——公開競選，而不是閉門商議似乎是向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但我們也希望當選者不要像在選舉政治中經常發生的情況那樣，被當初的競選承諾束縛了手腳。過分簡單化的意識形態將世界拖入了現在這場混亂當中，而同樣過分簡單化的拯救方案，也只會令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關於下屆IMF的總裁候選人，呼聲最高的是一位法國女性——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作為法國財政部長的她成功地帶領着該國度過了衰退。不僅如此，她還是該國進行金融部門改革的大力鼓吹者，在同僚中久負盛名。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