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退回發展中國家”？

日本社會在發生地震、海嘯和核泄漏危機之後出現的一系列異常現象，讓世人甚至對日本的國家定位也產生了某種懷疑。

例如，在今年地震發生前，日本對其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是信心滿滿的，從未曾擔心過，他們總認為諸如電力不足這樣的問題屬於發展中國家的“專利”，日本早已超越了這個階段。但是千年一遇的毀滅性海嘯，使得福島第一核電站和第二核電站完全報廢，東京電力公司的發電能力一下子減少了30%以上。全國三分之二的核電機組相繼停止運行，導致供電能力明顯下降。隨之而來的電力緊缺遂成困擾日本經濟的頭號難題。由於企業開工不足，並因零部件供應鏈的中斷而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也明顯影響了抗震救災、重建家園的進度。雖然社會各界提出了各種削峯填谷和節電的方案，但不開源，光節流畢竟是杯水車薪，難以根本解決問題。於是各企業為加快確保生產的正常進行，紛紛求購柴油發電機，以便減少供電不足的影響。

諸如三菱重工等公司生產的柴油發電機，以往幾乎都是外銷，其客户主要是東南亞國家。在那些國家，因基礎設施能力不足，停電是家常便飯的事，所以大多數企業都須自備發電機，以備不時之需，而日本國內根本沒有這樣的需求。然而地震發生後，供需狀況發生了戲劇性變化，日本國內的加急訂單如雪片般紛至沓來，猝不及防的三菱重工等公司一時難以招架。於是該公司駐東南亞的員工，只能向當地的客户苦苦哀求，希望他們能在眼下這一“非常時期”，將這些發電機先讓給日本國內的企業，因為那些企業迫切需要這些發電機來維持正常的生產秩序。儘管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很不習慣“加塞”，但在危機當前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請求對方諒解。好在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受災情況都十分了解，對這一突發狀況表示理解。但很多日本人對此卻大惑不解：怎麼這次地震竟將日本“震”回發展中國家的狀態了？

事情到這裏還沒有打住。由於核電的安全性受到了日本國民的強烈質疑，今後日本的核電比率不僅無法進一步提高，甚至就連目前的比重也難以維持，那取而代之的主要就是火電。與核電不同，火電是會排放大量温室氣體的，這又牽涉日本的減排承諾。早在今年4月5日，菅直人政府就做出一個決定，即在今年年底於南非舉行的全球氣候大會上，要求在執行《京都議定書》協議上對日本予以“個案處理”，因為日本遇到了地震這樣的“不可抗力”，無法兑現原先的承諾。《京都議定書》的一條主要原則就是：在減排問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日本政府的上述決定，説白了就是不願再按發達國家的標準減排，而希望按發展中國家的標準予以“照顧”。對此前始終以“環保技術最先進”而自詡的日本而言，可以想象，提出這一請求的心境是多麼難堪。

説來也巧，就在去年年底，東京大學一位學者出了一本書，書名就是《倒退回發展中國家的日本》。筆者理解，這裏所説的“發展中國家”，準確説應為“中等發達國家”，也就是比發達國家要低一個檔次。但即便如此，當初許多人看到這一書名，仍頗不以為然，覺得是作者在“聳人聽聞”。不過幾個月後發生的一切，無疑為該書提供了許多最鮮活的案例和註腳。

按照該書提供的論據，日本的人均GDP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先超過了英國，到80年代後期又超越了美國，由此實現了明治維新以來“趕超歐美”的夙願。但此後不久日本的泡沫經濟就破滅了，於是經濟陷入了長達20多年的徘徊不前局面，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又反超日本。2010年，美國的人均GDP 為47132美元，連新加坡也已達到42653美元，而日本卻還停留在42325美元。由於這些年來日元對美元基本上保持着上升的勢頭，所以，如從購買力平價這一角度來看的話，這一趨勢就更為明顯，新加坡早在1994年就將日本甩在後面。倘若日本不能儘快走出通縮怪圈、急起直追的話，則日本在亞洲的領先地位就更無從談起。在亞洲都無法保持領頭地位，作為亞洲唯一的發達國家，日本的身份豈不是越來越尷尬了麼？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居民的收入水平明顯提高，使數以億計的窮人告別了貧困，獲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但其中也有少數人因災或因病而返貧，因此防止返貧成為扶貧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一個國家也同樣如此。鞏固已有的成就，少走彎路，避免踏入陷阱，是每個國家都必須認真面對的現實問題。日本在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後地位一路下滑，顯然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在實現趕超歐美的既定目標後，未能找到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時至今日，走馬燈式的日本政府仍是滑到哪裏算哪裏，根本顧不上什麼長遠的發展戰略。

作者繫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信息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