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芬比、沈丁立：中國外交政策的權衡

中國聲稱對國際糾紛中的武力干預感到反感，避免正面回應利比亞問題

倫敦：三十年來，中國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過，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它還尚未立 穩腳跟。中國已經擁有了實現經濟目標的自信，但要説在幫助解決重大國際問題的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它還缺乏一定的意願和能力，經濟自信和外交能力中間仍存 在着一段鴻溝。雖然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並在各類維和行動中貢獻突出，但它似乎常常在自己的國家利益這一最狹隘的範圍內行動 。當然，所有的國家都會首先為自己着想——即使是那些為了更廣泛利益而偶爾放棄這種考慮的國家也不例外。不過諷刺的是，中國這種單一偏狹的思維最終只會減 弱它在世界的影響力。

這在中國對利政策的變化上就表現得很明顯。和先前派遣軍艦抗擊索馬里海盜的道理一樣， 北非國家的國內動態對中國來説具有直接的利益關係。在利比亞，約有30,000名中國人在為50多個項目工作。據中國商務部稱，這些人員撤離後，工程停滯 使得中國企業大約損失了188億美元。

諷刺的是，中國這種單一偏狹的思維最終只會減弱它在世界的影響力。

但為反對穆阿邁爾?卡扎菲上校所發起的起義也為中國政府領導人帶來了重大的政治問題。 長久以來，中國尊重國家主權的神聖性，不會讓他國領導人的內政舉措影響到該國和中國的關係，尤其是和那些原材料供應國。但在這次事件中，中國沒有選擇使用 安理會的否決權去保護利比亞的政權。

由於突尼斯和埃及的起義並沒有鬧到聯合國層面，中國不必就此表態，但中東地區對中國來 説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當地的騷亂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十分棘手的挑戰。埃及抗議爆發後，中國媒體受令只能使用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的報道。北京方面沒有給出任何 官方評價。但是考慮到中國每年從沙特阿拉伯大量的石油進口，與伊朗的關係，還有對原材料提供國國內動盪局勢的擔憂，顯然，中國政府在密切關注着中東地區的 局勢。

我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因素在利益權衡中所佔的比例更大——可能，北京對卡扎菲沒有多少 好感，對他的領導也無甚信心，在目睹突尼斯和埃及的局勢發展之後，中國政府更無意對他給予什麼支持，萬一卡扎菲被迫下台，這種表態將會導致自己站在繼任政 府的對立面上。經濟方面，中國企業今年在利比亞的簽單已經同比下降45%，合同完成的數量也下降了14%。

可能，北京對卡扎菲沒有多少好感，而且也不想在面對繼任政府時站錯隊。

所以，中國在聯合國關於禁飛區的投票中棄權了。對於急切希望採取行動的西方國家來説， 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消息。只不過一開始的時候，北京的態度十分謹慎。外交部女發言人姜瑜説道，中國政府“強調，安理會行動應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 則以及相關國際法準則，尊重利主權、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通過對話等和平手段解決利當前危機。”這段話給中國留下了充分的反對空間，正如它之後迅速所做 的那樣。很快，外交部就對打擊卡扎菲部隊所採取的軍事行動表示“遺憾”，並希望“利局勢儘快恢復穩定，避免武裝衝突升級造成更多平民傷亡。”

3月底，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會見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會議上，胡錦濤罕見地使用了強 硬的外交措辭，強調武力不能解決危機，“如果軍事行動殃及無辜平民，造成更大的人道主義危機，則違背了安理會決議的初衷。”作為中國國家主席和共產黨領導 人的胡錦濤呼籲有關方立即停火，並表示對利比亞可能面臨的分裂局面十分擔憂。薩科齊是武力打擊卡扎菲的主要支持者，而胡錦濤則告訴他，中國“不贊成在國際 事務中使用武力”。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呼籲有關方立即停火，並表示對利比亞可能面臨的分裂局面十分擔憂。

胡錦濤的講話是中國政府一貫的態度，只是北京發現自己落入了尷尬的境地。中國和俄羅斯 所投的兩張棄權票使得針對卡扎菲的空中打擊得到了聯合國的支持。但之後，中國發現戰爭的發展超過了它所能接受的範圍，尤其是當戰爭擴大到了地面部隊。中國 無法收回自己的棄權票，現在也只能陷入一連串超出控制的事件之中了。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喜歡掌控一切、討厭被人視作棋子的政權來説，這樣的局面自然不是它想要的。實際上，正如人們所預料的，儘管聯合國決議的執行彈性非常大，法國，還有它積極的盟友英國，仍然努力不斷加深軍事打擊的力度，力圖將彈性最大化。

最終的結果是，當中國今後要簽署自己無法完全掌控的國際行動時，它很可能會變得更為小心翼翼。對利比亞事件來説，一個比較好的情況是，中國堅持和轟炸行動劃清界限，並繼續保持不干涉狀態，最後無論誰是贏家，它都表示支持。

中國媒體深入研究穩定的必要性，將報道中混亂不堪的北非局面和共產黨統治下的井然秩序作對比。

中國有不可忽視的國內因素需要考慮。它對國家主權和不干預政策的堅持顯然和本國國內對 西藏還有新疆的控制有關。中國不是埃及，不是突尼斯，也不是利比亞，但是北非的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s）觸發了中國大陸一次重大的鎮壓活動。在某海外中文網站上，有人想在北京和上海發起類似的抗議活動，官方出動警力阻攔了任何響應號 召的嘗試。近幾周來，中國媒體深入研究穩定的必要性，將報道上混亂不堪的北非局面和共產黨統治下的井然秩序作對比。中國前駐阿爾及利亞、突尼斯、黎巴嫩和 埃及大使安惠侯在國家媒體《中國日報》（China Daily）上寫道，如果卡扎菲在恰當的後續解決方案缺位的情況下被迫下台，利比亞很可能遭遇“徹底的混亂”。

20世紀70年代末發起經濟改革後，鄧小平提出，中國要在國際政治上韜光養晦，同時在 貿易和商業領域建立優勢。如今，胡錦濤這一屆領導班子已出現放棄這一謹慎策略的跡象，例如中國政府對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入獄的異見分子劉曉波時所 作出的強烈反應。但是，要在諸如利比亞危機等和中國有直接利益關係的情況中扮演好國際外交角色，中國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美國和其他國家都希望中國能夠 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投身到國際公共目標的合作努力中，但這一願望的實現還尚需時日。

喬納森?芬比是《企業版中國現代史》（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的作者，現任“可靠來源”（Trusted Sources）新興市場研究機構的中國研究主任。

上海：廣泛的國際參與推動了中國的發展。然而，這種參與具有兩面性，它使中國越來越多地捲入了地區衝突之中，當前的利比亞危機就是一個例證——中國投資和勞工處境危險，政府需要採取迅速行動。北京政府在保護物質投資利益上的努力和長期以來對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口頭主張，再加上其對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的支持與妥協（這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對利比亞內政的干預），種種現象都揭示了中國人一直以來讓人捉摸不透的利益計算和實用主義外交策略。

與北京政府日益果斷的表象相反，中國正面臨着越來越多的結構性和非結構性挑戰，這些挑戰迫使政府做出公開回應。儘管當前中國的外交政策力圖在執行中更加透明，政府的某些表現仍舊被視為咄咄逼人或者反應過火。外部壓力，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壓力，會使中國政府在應對傳統安全困境時行動過快、過激，在處理自己的“後院”事務時尤為如此。

過去的一年中，中國的東亞外交經受了波折。以中日關係為例，去年九月，一艘中國漁船在釣魚島附近與日本軍艦相撞，中國政府要求日本立即釋放該漁船船長。中國長期以來就主張對釣魚島地區擁有主權，但是這種草率、苛刻的外交方式和對稀土資源出口的臨時控制會使中日公共外交更加緊張。

儘管中國的外交政策力圖在執行中更加透明，政府的某些表現仍被視為咄咄逼人或者反應過火。

中國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來自朝鮮半島。2010年，朝鮮非但沒有重返六方會談，還出台了一系列備受爭議的舉措。儘管中國政府並不清楚朝鮮在韓國軍艦天安號沉沒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朝鮮在11月炮轟延坪島殃及平民卻是不爭的事實。第一波炮攻之後，中國政府聲色未動，並沒有阻止北朝鮮威脅實施第二波進攻。中國既沒有批評韓國的炮兵演習太逼近朝鮮，也沒有譴責朝鮮炮轟延坪島、違背國際法。中國並無意插手解決該事件，稍後還阻止了聯合國安理會譴責聲明的發表。

美國重燃對亞洲地區的興趣，利用地區緊張來鞏固與韓國和日本的聯盟，中國的安全環境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美國的挑戰。華盛頓政府也在重修與某些東盟國家的關係，鼓動它們提防中國。2010年7月，在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公然挑戰中國在南海地區的主權，強調美國的利益並主張和平解決領土爭端。此外，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的航行自由問題上，中美之間的齟齬也越來越多。兩國仍未能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關權利的理解問題達成一致。

對如下問題做出思考是十分有意義的：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挑戰？中國在其中起到了什麼作用？未來應如何避免這些挑戰？

美國重燃對亞洲地區的興趣，中國的安全環境日益受到挑戰。

中國的崛起本身是其自信增長的源泉。但是，過速增長和過度自信可能引發中國與別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例如，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是美國的十倍；如果能夠維繫這種高增長率，中國的總產值在下一個十年中將超越美國。

與之類似，2010年中國的國防預算為780億美元，是日本的1.5倍，印度的2.5倍。2011年915億美元的預算則超過了日本和印度兩國的預算總和。即便是中國有着最好的用意和最大的透明度，鄰國的反應也是可想而知。一些中國的近鄰擔憂中國迅速崛起的實力，他們在尋求對話的同時迴避正面衝突。

中國將美國對台灣的軍火銷售視為侮辱。然而，中國政府又在等待着時機，希望美國能夠重視中國的崛起，停止干預台灣事務。在全球經濟危機和美國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囹圄的背景之下，北京政府可能認為，終結美國對台軍火銷售的時機到了。這或許可以用來解釋一年前中國政府為何勒令美國停止對台銷售軍火，並聲稱美國拒絕的話將對其實施“實質性制裁”。事實上，2010年，在凍結軍事交流制裁美國的同時，中國自身也元氣大傷。

在具體事件的應對上，中國政府的反應有時比美國遲緩。

在具體事件的應對上，中國政府的反應有時比美國遲緩。因此，中國的對朝政策也就表現得自相矛盾。一方面，北京政府試圖實現中朝關係正常化，擺脱“唇齒相依”的關係模式；另一方面，它又在繼續保護中朝“傳統”邦交，避免朝鮮因自身行為而受到制裁。例如，因朝鮮核試驗的進行，聯合國安理會責令對其實施全面制裁，禁止施之人道主義援助。然而有報道稱，中國正在與朝鮮就海港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問題進行對話。如果韓國媒體的如許報道屬實，中國的行為則違背了聯合國關於對朝“人道主義目的”援助的限令。

儘管自2008年以來中韓建立了“戰略伙伴”關係，天安號沉沒5周之後，中國政府才發出慰問。這同去年春天中國政府對朝鮮領導人的兩次高調歡迎形成了鮮明對比。面對朝鮮違反國際法的行徑，中國政府卻無意或是無力站出來説句公道話，這種作為並不能提升中國外交形象、贏得國際社會尊重。

圍繞南海地區的“中國核心國家利益”問題，中美之間發生了不必要的爭端。這種核心國家利益在實體層面上極為重要，因此在範圍上有着最為嚴格的界定——中國領海基線12海里以內為中國領土、領空和領海。鄰近海域、專屬經濟區和“九條斷續線”以內的南海其餘地區（除去中國宣佈享有主權的島嶼和相關領海）都很重要，但又都不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在。這點應當澄清，以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幫助中國保障合法的安全環境。

在這個中國崛起的時代，中國與其他各方（尤其是美國）之間的互不信任加深了彼此間的隔膜。

中國安全環境的複雜性可能源自三個因素：外部壓力、中國的迅速崛起及其自我表現。美國對中國的安全壓力持續存在，但中國政府對這種外在壓力的處理方式越來越影響到自身安全環境的問題。在一箇中國崛起的時代，中國與其他各方（尤其是美國）之間的互不信任與猜忌加深了彼此間的隔膜。

北京政府對諸多國際事務擁有影響力，能夠極大地緩解地區緊張和全球性問題。這説明，中國必須認清自身行動的不良後果對安全環境的影響。更為妥當的處理和精確應對能減少安全困境，幫助中國衝出險灘。

中國可以通過更好地自我定位來減少此類挑戰。事實上，中國可以藉助以下對策來渡過眼前難關：主要依據國際法來處理海事爭端，主動與美國製衡協作、減輕雙方的合理性擔憂並以此來穩定朝鮮半島局勢。

沈丁立，中國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