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至上”和“GDP無用”都是錯的

中國上半年GDP增長9.6%，GDP增速已在進入下行道。這大概不能説與輿論對“GDP中心主義”的批判無關。由於GDP仍是對各國經濟描述能力最強的國際通用指標，中國社會對它擁有一個理性、務實的態度，這對中國經濟未來不走偏十分重要。

9.6%的增長率是高了還是低了？中國社會判斷這個問題的座標常常是混亂的。中國經濟自身的需要，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中國社會穩定的需要，證明中國發展道路正確性的需要，中國生態遭破壞以及公平喪失應找一個替罪羊的需要，還有對各種問題存在困惑又應有個説法的需要，錯綜交織在一起。

或許應有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中國的GDP增速在當前以及未來一個階段內，應當是世界各國中最高的之一。這個“應當”不是中國政府説的，也不是某些人説的，而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以及中國人民普遍要求過更好的生活這個願望説的。這個“應當”我們客觀上未必能做得到，中國無法在這個世界上處處都做得最好，但作為一個努力方向，這個“應當”本身沒有錯。

“應當”不意味着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更不意味着它應成為各地官員執政成績的頭號甚至唯一考核指標。因為中國社會發展同樣還有很多別的“應當”。比如我們應當加快實現社會公平，把保護生態作為戰略要務去抓，等等。“GDP中心主義”一有苗頭就應堅決打掉。事實上中國社會也是這麼做的。

現在到了大致釐清GDP增速與中國社會綜合發展彼此關係的時候了，我們尤其要認真甄別GDP增速與中國各種問題之間的因果程度。GDP增速高，現階段確實增加了中國的生態壓力，也更容易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但GDP減速能帶來多少緩解，以及這種緩解是否就是中國社會真正需要的解決方式，是值得我們嚴肅思考的。

中國必須發展，發展本身就不僅僅有正面效應，發展快的正負效應關係就更復雜。中國最近三十幾年一直把快速發展作為基本前提，在發展中解決發展自身帶來的問題，而不是停下來圍坐在問題邊上做利益博弈，這或許是中國模式的主要精髓之一。

中國的問題太多，無論發展還是不發展，現有的問題都足以把我們掩埋掉。發展帶來了希望，也常常能創造出解決問題的新思路和新工具。發展有可能積累問題，也有可能自然消化溶解一些問題。有發展，問題就會跟着一起動。發展慢了甚至停了，問題就會原地做大，紮根躥高。

中國的GDP增速決不應不顧條件地人為推高，也不應為了給解決其他問題創造條件而人為拉低。其實人為推高是推不上去的，人為拉低也未必就能拉得下來，強推硬拉的結果都可能帶來經濟和社會傷害。中國的GDP增速應追求一種更“自然”的狀態，不僅“GDP中心主義”，“GDP無用論”甚至“GDP有罪論” 同樣都是錯的。

中國經濟需要調結構，不斷提高質量。但調結構的目標相對具體，而質量的概念卻難以量化，而且很難由中國經濟自身左右。參差不齊的水平很可能是中國經濟的長期現實，它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相對應，但不斷向好卻是它的大趨勢。我們應既有高的目標，又有在低處奮鬥的耐心，GDP裏的酸甜苦辣我們既要清理，也得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