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天氣問題背後的國家利益與道義博弈

【觀察者按】2010年7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第四屆通識教育班發表演講，對吉登斯的《氣候變化的政治》展開深層解讀，揭示了在這部貌似普世環保的著作背後的政治謀略——呼籲美國強化英美聯盟以制衡歐盟，在碳排政治上掌握主動。強世功進一步追問，中國作為大國，怎樣提出自己針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應對理念和政治哲學？在台風過去之後重讀此文發人深省。

【正文】

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不存在單純的氣候問題．而是各國圍繞碳排放權展開了激烈的政治博弈。中國目前從“碳政治”中獲利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借氣候變化思潮推進環境改善．鼓勵新能源技術開發。哥本哈根會議中國沒有提出自己的環保理念。道義主張不足根源於今天的中國社會沒有一個明確、深厚的政治哲學基礎。構建道義基礎，我們要從中國傳統文化、哲學，包括社會主義傳統和自由主義傳統中尋找資源。

一、 “碳政治”的核心是利益分配

目前，在許多問題上開始流行一種“陰謀論”話語，無論是貨幣戰爭、反恐，還是氣侯問題，都有人説是“陰謀”。意識到“陰謀”總比陷入傻呵呵的天真狀態好，但我認為根本不存在“陰謀”，只有“陽謀”。現代政治不是古典的密室政治，而是民主啓蒙時代的意識形態政治，政治決策的公開透明是現代政治的基本要求，且學術(智庫)、傳媒與政治的互動已經成為現實。一些人之所以認為存在陰謀，那是因為以前太天真，單純地相信了某些所謂普世價值理論，而遺忘了政治的存在。事實上，普世價值理論本來就是一套 “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就是 “陽謀”。許多偉大的思想家早已經講過了，人類歷史無非是一場鬥爭的歷史，一個階級勝利了，一個階級失敗了；或者説勇敢者勝利了，懦弱者失敗了；或最終都要同歸於盡，如是而已。因此，啓蒙時代實際上開啓了 “陽謀時代”，沒有人是傻瓜，各種主義説得明明白白，各種利益也清清楚楚。美國總統的口頭禪就是 “國家利益”。遺憾的是，現代人很容易被 “啓蒙”本身遮蔽了眼睛，陷入了啓蒙和民主化本身所帶來的“新矇昧主義”。

如果試圖探討這種 “新矇昧主義”的社會和思想起源，它與全球化時代的中產階層的興起不無關係。這裏所説的“中產階層”與傳統的 “中產階級”有點區別，後者是國內經濟發展的產物，而前者是全球化背景的產物，這個階層尤其集中在發展中國家並擁有很大的勢力。一方面，這個階層透過跨國公司在經濟利益上依附於西方世界，從而分享全球化的收益，成為發展中國家中迅速崛起的新貴階層，甚至主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另一方面，這個階層在文化思想上羨慕西方文明、渴望被西方世界承認並接納為其中一員，他們成為全球化和普世價值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廣者，往往在發展中國家中掌握着話語權。

長期以來，在全球氣候問題上的許多主張、宣傳等等，都與這個全球中產階層掌握的經濟權力和話語權力不無關係。正是面對非政治的假象所引發的 “新矇昧主義”，我寫了 《“碳政治”：新型國際政治與中國的戰略抉擇》（《中國經濟》雜誌2009年第9期)一文，其目的就在於“祛魅”，展現歐洲人如何利用氣候本身的流動性和不可分割性，塑造了全球環境話題，從而把自身的政治利益轉化成全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不存在單純的氣候問題，而是各國圍繞碳排放權展開了激烈的政治博弈，我稱之為“碳政治”。

簡單地講，政治首先就是利益的分配模式。商業、軍事、社會、文化等領域，都存在着“政治”。因為每個國家、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處在最有利的位置上，而不希望處在不利的位置上，這就構成了政治鬥爭。當你想讓別人接受你的文化，而不是你被別人的文化所同化，這就是構成了政治。

對於從事環保的人來説，可能懷着很樸素的理解，認為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環境問題。這種理解並不錯。但環境問題到政治家、商業界那裏，就會變成現實的利益。比如説萬科董事長王石以登山經歷宣傳氣候變暖，當然他不會忘了宣傳自己建造的房子採用環保材料。可一旦有了商業的目的，那就和我們常見的保健品宣傳一樣，不能盲目相信。因此，從事新能源的企業家，當然希望宣傳全球氣候變暖，但經營煤炭企業的就沒有這樣的動力。

從“碳政治”的角度看，全球氣候到底有沒有變暖。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誰來為解決相關問題負擔成本。目前，西方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思路是在維持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領先地位和優越生活水準的前提下，來攤派碳排放量，實際上把主要成本攤到發展中國家的頭上。對於這個問題，發展中國家看得很清楚。他們説減排也可以，但西方要提供資金和技術，而很顯然，西方世界又不願意付出。所以，去年的哥本哈根會議開得好，好就好在西方人不得不撕下在氣候問題上的道德面紗，讓人們看到了西方人的虛偽和自私。因此，“碳排放 ”就變成了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每個國家都必須考慮自己的利益。若西方國家不願意承擔更大的責任，必然要在氣候問題上自食其果，因為在今天人類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沒有真正的贏家。

二、氣候變化不是中國的首要問題

對於中國來説，我們要區分“環保”和“氣候變暖”。如果我們把中國人最關心的環境問題列出來，排個序，氣候變暖問題可能並不那麼重要。因為我們所切身感受到的，是水的污染、土地的沙化、土壤植被的破壞、城市裏的空氣污染，等等，所有這些問題不見得跟氣候變暖有關。相比之下，我們感受到了多少氣候變暖所帶來的影響呢?聽説有人論證，再過幾十年，海平面上升會減少上海面積，這可能被許多人斥之為無稽之談。

從政治的角度看，我們肯定要先解決眼前最迫切的問題，而氣候變化並非中國的首要問題。目前，我們要更多地關注中國那些最主要的、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環境問題，而不一定要把焦點放在氣候變化上面。況且中國今天還面臨着很多重大的民生問題，例如保障民眾的基本居住條件，完善醫療保障體系等等，哪一個都比氣候問題迫切。一般來説，氣候變化是中產階級以上才會關心的問題。像歐洲國家，已經沒有水污染等環境問題，而且他們是高福利社會，居民的生活很有保障，這時他們才會考慮氣候會不會變暖、對人類是不是有影響之類的事情。所以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我的觀點是，從政治角度來講，中國就要想中國自己的問題，而不能替歐洲人想問題。歐洲人關心的這個問題可能很有意義，但我們不需要替人家操心。説得簡單一點，窮人不要替富人發愁，而首先要想怎麼富起來。

現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是要滿足老百姓的基本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因此我們的經濟增長不能停下來。我們在解決環境問題、產業升級問題的時候，就一定要以對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有益為出發點。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我們不要太一刀切，比如説一定要上哪些環保產業、新能源產業，或者一定要把哪些傳統產業淘汰掉，強行讓很多企業下馬；而應該充分發揮市場導向和政策導向的作用。中國和歐洲不一樣，中國有一個很大的地域空間，這一點對我們非常有利。我們可以藉此優勢，做好產業的區域性分佈。也就是説，要讓企業、產業結構是多元化的，地域分佈也是多元化的，類似於雙軌制。實際上中國已經正在這麼做。比如説現在的中西部大開發，裏面就有產業過渡的規劃，東南沿海淘汰一些傳統的、勞動密集的產業，將這些產業轉移到西部。這意味着我們在環保問題上要採取區域化的分層管理，要全國一盤棋，但不能全國一刀切。

三、“碳政治”帶給中國的挑戰與機遇

現在全球已經形成了新型的“碳政治”格局，不管願不願意，中國都必須參與到這個遊戲當中。因為在全球化的時代，對於全球公共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置身事外。既然必須參與“碳政治”遊戲，那麼我們就應該在遊戲過程中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是就目前來説，中國從中獲利的可能性不大。

第一，在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上，從去年的哥本哈根會議可以看出，中國目前處在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上。我們既不像過去那樣，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發展中國家，但是也不是發達國家。因此，中國在談判的過程中，就既不能像美國那樣跟歐洲綁在一起，積極推進“碳政治”、鼓吹氣候變暖 (這對我們不利)，也沒法去做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跟它們綁在一起，和歐美討價還價。

第二，氣候變化的背後是產業技術，而產業技術的背後就是知識產權。在新能源領域，中國現在有一些東西做得不錯，例如太陽能光伏。但是總體來講，中國的新能源技術落後於發達國家。中國，包括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希望自己能夠使用新技術，如果有人免費給我們技術，我們當然不需要去挖地下的煤了。但是歐洲會不會免費給我們?根據TRI PS協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我們要使用歐美的技術，就必須付出相當高的費用。所以，這裏面的利益之爭主要在於技術轉讓這一塊。

當然，“碳政治”給我們帶來的並不完全是限制，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空間。拿技術轉讓這一塊來説，中國完全可以在國際上提出 “與氣候變化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來挑戰TRIPs協議的知識產權規則。既然氣侯變化是全人類共同的問題，那麼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技術轉讓就不能按照WTO的商業原則，而一定要按照公共利益原則。歐洲人認為氣候變化足以威脅到所有人的生存，既然是為了公共利益，怎麼還能向發展中國家收取高額的知識產權轉讓費用呢?因此，我們可以主張 “與氣候變化有關的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中不應受知識產權的保護，或者只應受TRIPS協議更弱的保護。

目前，全球“碳政治”剛剛開始。中國從一開始就參與其中，對規則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亞於西方國家。在這樣的形勢下，未來關於碳排放權、相關法律規則和技術標準的國際談判中，我們也都有空間。

從長遠來講，我認為中國是可以從“碳政治”中獲利的。這裏面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一定要把氣候變化理解為一個環境問題。氣候變化到底是怎麼回事，很難説清楚，但大家都把它理解成環境問題，這其實有利於我們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因為至少環境問題是中國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所以，我們借氣候變化這個思潮來推進環境的改善，在這方面實實在在做一些事，是很有好處的。

另外一個可能獲益的領域，就是我們的新技術。近現代以來人類經歷過的幾次技術革命，中國都沒有抓住機遇。下一次技術革命的增長點在哪兒?雖然現在還不確定，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至少環境是一個很重要的增長點，而對於這一點，我們可能並沒有給予重視。新能源，歐洲現在走在了前面；計算機，我們突破的空間不大，全都用人家的；我們做得好一點的，就是航空航天技術沒有落後。我們一直在跟蹤西方的一些技術，但跟蹤的過程中我們要思考：下一次的新技術革命會爆發在哪個領域?我們有沒有可能抓住機遇?所以我覺得提氣候變化，也有利於鼓勵我們去開發新能源技術。也許，真正的新能源技術革命還沒有開始，因為我們今天畢竟都還在使用傳統能源。而新能源中，核能、風能、太陽能等等，誰會成為未來的主導?也還是未知數。因此，我們應該鼓勵去探索這些東西，鼓勵一些新的試驗。

四、應對氣候變化，中國要提出自己的主張

國際政治不單是國家利益的較量，也是意識形態和話語主導權的較量。“碳政治”也是如此。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上，我覺得中國最大的不足就是沒有提出自己的環保理念和環保主張。我們只是在技術層面上提出了在哪些地方讓步，承諾做出什麼行動，但在思想和理念上沒有提出中國人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哲學主張。這意味着我們無法成為這個領域中潛在的政治領導者。

其實我們錯誤地理解了一個問題。碳減排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其背後實際上隱含着強大的道義上的話語權。歐洲從開始建構氣候變化問題的時候，就抓住了一個至高無上的話語權，因為這個問題在道義上是很站得住腳的：我要保護全人類，我不是為了歐洲人的利益，而是為了全人類的利益。話語權是什麼?就是美國人倡導的“軟實力”，其核心在於自己設定話題，使得別人不得不跟隨。今天，哪個國家想在氣候變暖問題上説“不關我的事”，就會在道德上處於比薩達姆還要糟糕的境地中。這就是“軟實力”的力量所在。

中國要爭取到在這個領域的話語權，必須要有道義上的主張。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目前基本上跟隨西方的主張。而我們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或“和諧發展”等概念，往往處在政策層面上，沒有上升到哲學層面上。中國的道義主張不足，根源於今天的中國缺乏一套明確的、深厚的政治哲學思想。今天奠定中國人精神基礎的是什麼?以前毛澤東時代很明確就是馬克思主義，整個中國社會有着一種左翼政治的精神傳統。而在今天，這一套話語面臨諸多問題，可我們也沒法講西方自由主義的那套話語。在這個境況下，中國的文明覆興就變得特別迫切，即把馬克思主義話語和自由主義話語吸收到中國文明的傳統中，復興中國的古典文明。

在氣候問題上，中國古典思想就能夠成為我們可資利用的精神資源。因為氣候問題是整個歐洲文化的產物(特別是所謂 “科學主義”興起以後，人類相信自己可以征服自然)，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因此單純靠技術減排、開發新能源，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這恰恰是西方文化的悖論，一方面講現代技術如何帶來人類面臨的危機和災難，另一方面又希望通過技術來解決這些危機和災難，因此氣候問題就與新能源技術天然地聯繫起來。按照西方文化的這套邏輯，人類只能走到死衚衕中。西方人早就這麼講了。而中國古典哲學恰恰可以提供一套新的、不同的話語體系。中國古典哲學強調“天道自然”，注重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國今天在國際上跟人家講和諧，主要説的是社會關係的和諧，其實我們應該更多地講人與自然關係的和諧，這樣的和諧理念在國際上可能會更容易被接受。

第二，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就是道義傳統，公平正義傳統。社會主義傳統，就是大的國家要幫助小的國家，從而反對帝國主義式的掠奪。在“碳政治”的國際博弈中，我們也一定要堅持並宣傳這種傳統。比如説，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援助問題上，我們要強調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道義責任。這次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就向發達國家爭取資金和技術援助，不是用於中國，而是用於發展中國家。我們這麼做了，但我們並沒有在思想上闡述我們的政治原則，我們甚至不敢理直氣壯地宣稱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秉持不同的政治思想原則。

因此，我們可以整合中國古典傳統、社會主義傳統和自由主義傳統。在整合的過程中，我認為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文化問題不能當作文化來講。政府召開一個社會科學大會，給國民講講中國傳統文化，這不會起到多大的作用。我們要做的，應該是把文化貫穿到政治、經濟、社會的每一個領域，使我們的政治決策、經濟決策、外交決策以及國際主張都奠基在這樣的文化傳統上，成為中國文明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觀察者網推薦。

本文據齊澧、夏永紅訪談錄音編輯而成，經作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