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評張軍教授《這樣的故事最中國》

張軍的中國模式

對“中國模式”的探討是如今學術界的顯學，也是民間“標題黨”、“口水黨”、“二手資料黨”們的最愛，但很少有人能描述出，這究竟是一個如何面貌的模式。大多評論者以經濟着手，卻講着政治故事，因為經濟需要專業能力，他們沒有，於是用宏觀名詞講述微觀體驗，摻雜政治學上的盲人摸象，發泄對權貴的不滿，最終要麼總結為政治模式的偉大，要麼斥責為政治生態的污染。總之，因為政治分左右，他們便強令經濟也要講是非。

 其實，是非又怎是經濟層面的事？如張五常給本書寫的序《張軍給我上了一課》裏所説：“財富積累的分析，從利息通論的通道發展很難走，從資源租值變動的通道推進順利得多。不幸，後者可能遇上阻值分配的問題，正如今天中國遇到的。這問題牽涉到價值觀，難有科學答案。”

“最中國的故事”包含哪些要素呢？在張軍看來，包括農民工、儲蓄、國有土地、政府競爭、以及最重要的“把激勵搞對”。關於古典經濟學裏市場如何好，資源如何配置那一套啓蒙，十年前就講完了（儘管很多德高望重的學者今天還在反覆講），那談不上是“中國模式”。而持“普遍模式論”的學者反對的也是十多年前的政府幹預模式，甚至反對的根本不是模式而是結果（如GDP增速過快論、消費比重過低論、房地產過熱論）等。

張軍和張五常有個共同觀點，就是真正的“中國模式”並非貫穿於改革開放後的三十餘年，前十五年是一個為了吃飯而產生的自下而上的變局，後十餘年，才是走出了與全世界窮國崛起模式迥異的非常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直到1990年代還被計劃經濟和國企氛圍籠罩，民窮商弱，遠不能比擬珠三角，而在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十年，不僅上海、南京、蘇州、寧波崛起，甚至連江陰、崑山、湖州這樣的縣級市都紛至沓來。

更精彩之處是，私人企業藉助政府規劃的產業帶和園區大幹快上，吞噬國企地盤，兼且土地租值不斷上升，資本化率節節提高。最最精彩之處是，這些提升背後的力量是“對地方政府的激勵”，而地方政府的唯一資本是土地，土地屬於國有，這豈不推翻了經濟學上的定論：“私人產權的邊界越明確經濟增長越快”？！

“中國故事”的迷人之處不僅於此，它還存在一系列的謎題。張軍寫道：“中國經濟爆炸式增長的體制裏，基本找不到被經濟學家理解為實質性經濟增長源泉的那些制度要件：私人的產權及其保護、合約的認同與執行、有效的法律制度、透明的決策機制、健康的公司治理、獨立的司法和監管等，相反，在資源、社會和政治層面上存在着廣泛的國家所有和國家控制。”不少人在談到這些時，會簡單地把思維拐一個彎，認為這種錯位值得自我認同甚至標榜為“中國力量”；張軍並不認同這些，而是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中國模式“為何這麼差卻又發展這麼快”？

他認為，“中國模式”最奇妙的一點是，它在短期視野內總是充滿錯誤、浪費、不和諧的因素，但是如果以較長週期倒過去看，以基本上十年為一個週期看，幾乎沒有犯過致命的錯誤。或者説，中國犯不起錯誤。俄羅斯、拉美國家都有資源，能接受長期犯錯，而中國沒有資源，有吃飯壓力，故此總在發展到了不平衡的階段會自動尋找新的秩序。

在奇蹟肇端的1990年代，宏觀充滿壓力，地方政府掌握土地和礦產，但它們當時並不值錢，中央一直考慮如何讓地方更有發展的積極性，但又不至於產生加總的混亂。於是，朱基政府做的一系列改革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讓中央與地方的激勵兼容。

中央與地方激勵兼容的一致性思維在於：發展是第一要務，所有問題都要在發展中逐漸解決。在此期間，中央與地方展開分税制改革、銀行與財政分開、開始確立私有產權、貨幣政策相對獨立、赤字規模大大縮小，這些舉措其實都沒有跳出“華盛頓共識”。

但隨後的結果卻充滿着奇妙，地方政府儼然成為一個個既有壓力（GDP考核升遷、財政要吃飯），又有激勵（招商引資碩果可以分享到增值税返還）的大公司，以土地作為啓動資本，不斷調節資本和勞動力的關係，同時將儲蓄不斷資本化，實現了一段“低通脹高增長”的黃金髮展歲月。@觀察者網

中國高增低脹奇蹟怎麼產生的？

從靜態的凱恩斯主義的“三駕馬車”理論看，中國經濟的每個層面都充斥着“崩潰感”，但偏偏又像“一頭騎着自行車的大象”，總能掌握平衡不斷向前，這是一個奇蹟。張軍認為，作為觀察中國模式的學者，在學習經濟學理論時得到的是一種“靜態最優”的思維訓練，在實踐中一定要立刻跳出來，否則用靜態的眼光看高速成長的經濟體就會有困惑。

研究者的視野更要跳出局部看世界，事實上，整個東亞模式，在過程中的“最優化”這一項上，都是不及格的，因為都充斥着政府幹預，浪費、資源錯配，中國模式開端的“招商引資”模式本來就是從新加坡搬來的，但經濟學者如果總是死抱着“靜態最優”的觀點，要不就流於膚淺，要不就是因為不再研究實務，吃回自己幾十年來的老本。

事實上，“中國故事”最精彩之處正在於它始終是在尋找“現有約束下最好解決方案”的動態過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是用了“競爭和激勵”的辦法，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也不是計劃經濟中的“取代和干預”，而是“利用”。

從1990年代至今，政府利用得最好的就是“土地市場”，它是地方政府最有效的“金融槓桿”，也是避免財富被消費掉而無法積累的最佳載體。很多批評者大肆批評房地產升值的一大口實就是“大量資本集聚於此，使消費無法拉昇”。謬矣！“中國故事”和“東亞奇蹟”的一大共同點就是高儲蓄和高資本化率，正是不斷加大的投資使得中國經濟在高速成長時始終保持低通脹，而民間資本通過房地產和土地經營模式被轉化成基礎設施投資與固定資產形成。這是中國做得好的地方！今天的投資，即使被揮霍浪費一些，也會轉化為明天的產能，而今天的消費，只能轉化為明天的通脹！

在我看來，“中國故事”的特殊性在視覺上可以通感為“中國畫與西洋畫”的區別：它不打底稿不提前勾勒佈局，才下筆時總能看出大量的不完美甚至悖謬，待筆鋒展開，前面的局部不斷被後面的局部修正，而隨着畫卷面積的延展不斷躍出新的形象和構思，留白處處，餘韻嫋嫋。最要不得的就是如當下有些調控政策表現的那樣線性和“激勵不兼容”。

有意思的是，接到張軍老師邀約時，正逢境外內地媒體大幅報道“上海城投還債能力告急，10萬億地方債引發中國崩盤論再起”。談到此處，他淡然一笑説：“有什麼關係？所謂地方融資平台問題，只是假設地方財政不增長了，在現有局部下看問題，其實那些融資都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土地繁榮了，租值提高了，人多了生意興隆了，自然税收多了。只要不是借錢消費而是投資，在人均GDP上升到15000美元之前，都不會有問題。”

值得欽佩的是，張軍老師無論外部條件怎樣都堅持獨立思考，甚至敢於跳出自己曾經日夜苦學的根本。無論讀者是否認同《這樣的故事最中國》書裏的觀點，汲取這樣的思維方式都會大有裨益。凱恩斯説：“困難的不在於接受新思維，在於改變舊思維。”這正是“中國故事”的寫照！

本文選自《社會觀察》雜誌2011年第8期，原文題目

江南：“中國故事”的中國畫風格——評張軍《這樣的故事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