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裏德曼：全球化帶來的困境

倫敦在燃燒。阿拉伯之春引發了阿拉伯世界的反獨裁動亂。以色列之夏令25萬以色列人走上街頭，抗議住不起的房屋以及寡頭政治下的資本家們。從雅典到巴塞羅那，歐洲城鎮的廣場都擠滿了年輕人，他們譴責失業和收入差距。與此同時，在美國憤怒的茶黨自發形成，並以美國的政治標榜自身。世界究竟怎麼了？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導致這些事件，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有共性，我認為這種特性能在以色列中產階級運動中的一句標語裏找到。這標語是：“我們為一個可企及的未來而奮戰。”世上有很多中產階級和該階級的下層人士正感到未來的命運已經脱離他們的掌控，同時他們也在試圖讓決策者們知道這一現狀。

為什麼是現在呢？我們得先從全球化説起，信息技術革命已發展到一個全新的水平。在雲計算、機器人、3G無線接通技術、Skype可視電話、臉譜、谷歌、LinkedIn網站、推特、iPad以及價格低廉的智能手機相繼出現，世界已從互聯時代走向超級互聯時代。這就是當今世上唯一最重要的趨勢。這一趨勢令那些想躋身進中產階級的人必須比以前更努力地學習、更高效地工作和更快地適應世界。所有的這些技術和全球化都在淘汰以往那些死板、重複性大的工作，而這種工作曾經承載過很多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結合正帶來巨大的生產效益，特別是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僱主們發現用機器、計算機、機器人和能幹的外國工人來取代勞動力非常有必要，不僅開銷更低而且更加容易。過去只有廉價的外國體力勞動者會容易聘用，現在廉價的外國人才也很容易聘用。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企業變得越來越富有，而中等技術工人變得越來越貧窮。好工作是存在的，但是要求有更高的教育背景和技術含量。對擁有大學學歷的人來説，失業可能性依然相對較低。但僅僅想通過大學文憑獲得一份好工作是很難的，每一個人都要提升自己。

英國《泰晤士報》今年報道説：愛荷華州郊外的格林內爾學院裏目前有1600名學生，“2015年申請進入該學院的學生中，有1/10都來自於中國。”文章補充了一個事實：“一半的來自中國的申請者今年在SAT考試的數學部分都拿到800分的優異分數。”

對欠缺能力的人來説，找到一份好工作，不但需要更多技能，更需要提升他們的表現，政府再也不能無回報地騰出大量的福利支持或低息貸款來為大眾買房屋，這會給建築業和零售業創造出很多體力勞動者。要知道，在二戰剛結束的50年裏，做一名總統、市長、州長或大學校長，往往意味着為民眾奉獻。如今，這卻意味着向民眾索取。

這一切都發生在這樣一個時代，當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讓民眾的憤怒也走向了全球化，這些示威活動正相互感染着。一些以色列抗議者拿着這樣的標語：“像埃及人那樣行進。”這些社會抗議以及他們的犯罪事件突變跟發生在倫敦的事件很相似，這些事情本質上不是由新技術引發的，但新技術恰好點燃了它們。

與此同時，這種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同樣也允許個體去挑戰傳統的階層與權威—從商界到科學界再到政府。這趨勢也令強大的小眾羣體產生，使政府統治變得比從前更難，而小眾羣體比從前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不信，去英語字典裏翻查“茶黨”（TeaParty）一詞。要説到這一時代的標誌性畫面，無疑是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和兩個兒子一起被關在牢籠裏送去法院接受審訊的照片。每一位領導人和總裁都應反思這張照片。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在一個需要更多技能才能獲得和勝任一份體面工作的年代，在一個市民們有更多機會接近媒體來組織、抗議和挑戰權力的年代，在一個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結合正為具備全面技能的人（或為那些學習遊戲規則，靠接近掌權人來通往金錢、壟斷地位和政府賄賂的人）創造巨大浪潮的年代，我們不斷奪走中產階級的寬鬆信貸、正統工作、政府職位和他們應得的權利，結果將導致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和抱怨的不斷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