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硬道理”

《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

[新加坡] 李光耀著

海峽時報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耆英”們聚談，很多時都會慨嘆年輕一代不知“稼穡艱難”，對老一輩隻身南來白手興家的艱苦與奮進過程，既無所知亦無動於衷。這種情況，其實普世皆然，遠的不説，新加坡“國父”李光耀（1923- ）便有此“煩惱”，作為國家領袖，他因此憂心忡忡，生怕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國家的穩定、增長和繁榮視為理所當然”。他擔心他們因此失去了奮鬥進取不懈努力的意志，因此發而為文，不少寫於他在本世紀初出版的兩本《李光耀回憶錄》（Memoirs of Lee Kuan Yew）“1925至1965”及“1965至2000年”之中；在第二本回憶錄的中文版（台北世界書店）序文中，作者特別指出它“收錄的是我和同僚們所面對的難題以及我們如何想方設法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李氏強調：“不論是公共秩序、個人安全或是經濟和社會的進步與繁榮，都不是從天而降，這一切都是一個誠實和有效率的政府專心致志，孜孜不倦地努力所換來的成果！”新加坡從一個只有二百多萬人的毫無經濟活力的殖民地，經過數十年的有效管治，成為今天人口近五百萬的亞洲經濟重鎮，長期主政的李光耀當然有許多寶貴經驗可傳諸後輩，《回憶錄》因此彌足珍貴。

可是，近十年來各方面的發展，特別是李顯龍內閣的平均年齡只有五十三歲，李光耀恐怕“坐享其成”的年輕幹部持國可能出偏差，因此在八十五歲的高齡，以“內閣資政”（Minister Mentor，中文譯名似未能確切反映其真正涵義）的身份，於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之間，接受該國《海峽時報》七名新聞工作者十六次總共長達三十二小時的訪問（訪問錄像製成DVD、隨書附送；按李夫人柯玉芝女士2010年10月2日病逝後，雖然仍有未了的問題，但李光耀不再見記者，只以電郵簡約回答所問）；這些訪問，原先也許只想作“內部參考”，供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幹部及政府官員學習，惟李氏後來慨然答允將之輯成專書，這便是本文要介紹的《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Lee Kuan Yew：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are Going；下稱《硬道理》）。

非常明顯，李光耀希望通過讓“老中青”（最年輕的一位僅二十五歲）的記者暢所欲問的訪談，以淺白的語言把他的治國理念和經驗，作為正在成長中的新加坡人的教材，希望他們“憶苦思甜”，瞭解開國先輩們如何克服種種困難，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殖民地提升至第一世界富裕國家！李光耀官式及非官式統治新加坡五十多年，是國際政壇公認二十世紀最成功的政治家（Statesmen）之一，不管你是否認同他的管治手法，他的《回憶錄》和這本書，是創造新加坡奇蹟的寶典，相信在二十一世紀會發揮重大影響。事實上，“新加坡共識”（Singapore Consensus）極可能取代影響仍未出國門的“北京共識”（主要是政府、社會、經濟發展走自己的路，不追隨“列強”的“西方價值”，且由地方政府主導區域經濟發展。見劍橋大學政治學者The Beijing Cousensus），成為未來政府管治的較佳模式。

“新加坡共識”，據5月24日《外交政策》雙月刊的《李光耀斯坦千秋萬世》（P. Khanna : Lee Kuan Yen-istan Forever）的解釋，第一是“管理國家如經營私人企業”，以新加坡的例子，她仿效的私企為英荷殼牌石油，這即是説，該國的政府結構及以物質為獎勵的體制，皆向“殼牌”取經，結果新加坡公務員薪津與廉潔之高，俱為全球之冠；第二是新加坡福利政策與歐洲福利國不相伯仲，這包括全民醫療保險、低免費的教育制度，同時制訂系列“方案”，以激勵人民規行矩步（如不準嚼香口膠，現在已修訂為不準亂吐香口膠）及專心工作等，等於讓人民都成為新加坡公司的“持份者” （stakeholder），即新加坡屬於全體新加坡人。李光耀這種“治國理念”，受他在倫敦政經學院（LSE）的教授、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不肯從政的工黨理論家）拉斯基（H. Laski, 1893-1950）影響甚深（頁187）。新加坡的現狀看起來有點像社會學家貝爾和狄-沙立特在即將出版的《城市的精神》（D. A. Bell和A de-Shalit：The Sprirt of Cities）中所揭示的“市民主義”（Civicism）——對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感自豪（這與“民族主義”有一線之別，後者極易發展出大國沙文主義）。“市民主義”也許會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流行最受歡迎的“主義”！

在《硬道理》的“前記”中，李光耀除再申他要把治理新加坡的經驗傳授給三十五歲以下的國人，希望他們從而瞭解新加坡今日之成就得來不易之外，還透露了一宗發生於1991年的“軍事意外”，是年8月9日新加坡國慶節，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軍隊在鄰近新加坡樟宜機場的馬來西亞柔佛州Kota Tinggi地區進行聯合軍演，傘兵空降、炮聲轟轟，由於國慶閲兵儀式動用了大量軍隊，新加坡政府只好全國警戒，以防萬一。李光耀不相信馬、印會入侵新加坡，但在家門口軍演，威脅性強，且此舉似在試測新加坡的底線。來自鄰國的軍事恫嚇，加強了李光耀建立一支進可攻退可守的精鋭空軍（SAF）的決心，但購買飛機、訓練空軍，非有旺盛繁榮且不易受外圍因素衝擊的經濟基礎不為功，這意味新加坡不僅要建立持續發展的行業（工業及服務業），還得吸引外資投入及各國精英赴該國工作……經濟和國防息息相關，這即是説，要不斷更新武備和培訓軍事人才，無錢不行。

新加坡這個小國有一支配備精良先進的軍隊（特別是空軍），看似是資源浪費，事實不然，因為非如此無以產生威懾力量，令有一個時期經常耀武揚威躍躍有欲入侵新加坡之勢的馬來西亞知所收斂，由是新加坡有全安定環境令經濟高速發展。李光耀雖然沒有説明，但非常明顯，如果新加坡軍力薄弱且不是“全民皆兵”（十八歲以上青年須服兵役），像1991年的馬、印軍演，便有可能演變成入侵新加坡的軍事行動。在第二本《回憶錄》第二章“好男要當兵”，李光耀寫得明白，即使馬來西亞能制伏新加坡軍隊、“收回”新加坡（於1965年脱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它也得考慮是否有能力鎮壓善於使用武器和炸藥的全體人民”。新加坡的強迫徵兵制，目的在此。事實上，在新加坡獨立前後，馬來西亞部隊的表現，令李光耀有“馬來西亞隨時有接管新加坡的打算”。他於是迅速建軍，最先購進的是以色列有意淘汰的法國製造的坦克……

新加坡現財政年度的國防開支達一百二十億八千萬坡幣，約佔GDP百分之六；新加坡人口不足五百萬，常規軍近七萬二千人（後備軍人三十五萬多），其中包括空軍一萬三千五百多人，飛機（包括F16）四百二十二架，“陣容鼎盛”，目的不在擴張領土而在發揮阻嚇力量。顯而易見，這些年來，馬來西亞已無入侵新加坡的打算，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下，新加坡才有機會在不必擔心國家前途的安定環境下從事經濟建設。

香港人喜歡和新加坡作比較，表面上，這兩個英國前殖民地有頗多相似之處，其實本質上南轅北轍，大不相同。舉其犖犖大者，香港既沒有國防問題，外交上亦不必自己打拼，這意味僅軍事及外交開支，香港便省了一大筆，這不僅令香港財政很易便有盈餘，而且有安定前景，便能夠全心全意致力於經濟建設。可惜政務官出身的特區領導人，缺乏胸襟與前瞻性，對中國政治完全外行（其中文程度令人懷疑能否讀通北京的文件及領悟其背後的含意），事無大小，揣摸京意後才制定策略，結果處處碰壁，且因此拉闊港人與北京間的鴻溝。觀乎目前的情勢，新加坡終有一日會取代香港在世界經濟領域的地位！

新加坡人早視香港為競爭對手，在談及該國税率時，李光耀顯然把香港視為假想敵，他認為若把入息税税率定得太高，有辦法的新加坡人及在該國工作的外國人，便可能考慮“移師”香港（頁168-169）。

李光耀對香港小商人以顧客為尊因而設法滿足顧客需要的做法，頗為欣賞，但他對香港大生意人的經營哲學與視野，大不以為然。事實上，李光耀對香港地產商的看法，與筆者頗近。他指出香港人口倍於新加坡且有很多南來的優秀人才，這些俱為新加坡望塵莫及。但這些人的後輩，“獨沽一味”地產發展，而現在他們已回內陸發展（頁143）。李光耀指出，香港商界除了物業發展商和市場炒家，什麼都沒有。他以不屑的語氣問，李嘉誠可有製造一件營銷世界的商品？沒有。他投資地產，收購港口、超級市場、電訊公司（和李氏沒有提及的資源及電力公司），十分成功，然而他不過順市而行，即什麼行業當紅便進入該市場，言外之意是缺乏創業家的眼光和魄力。筆者對此説不敢茍同，以李嘉誠是唯一一位放眼世界而且身體力行在國際商界大展拳腳的香港企業家，創新當然難能可貴，但在海外開拓經營海港、電訊以至洪水公司，又豈是易事！哪家香港公司最成功？李光耀認為應推馮氏昆仲經營的利豐，可惜其經營的不過是現代貨運連鎖店的“物流業” （logistics chains），他們不興辦工廠，因為自知無法在競爭劇烈的市場中立足（頁147-148）。

李光耀指出香港經濟因為吸引了無數“中國製造”的企業家（指解放前後挾資金技術及企管經驗南來的內地企業家）而起飛，新加坡完全缺乏這種人力資源，他慨嘆新加坡獨立初期的社會中堅分子只是一批農人的後代，他們之中有的成為貿易商，有的成為專業人士，當然有的成為創業家……但在他治下，新加坡的經濟成就終於與先天優厚的香港並駕齊驅。事實上，不是長他人志氣，在筆者看來，香港經濟可以拿出來“炫耀”的，除了物業發展（尤其是會自動膨脹的樓面面積），似乎沒有什麼其他成就足以驕人了。新加坡人經營的酒店，現在到處都見，其製造的若干消費用品，亦在國際市場上佔一席位；可是，香港有什麼本地製造的東西打進國際市場？答案不是沒有而是不多。筆者不久前曾指出，特區政府容許地產商任意肆意把樓宇面積“發水”，令他們大發其財（亦令不少官員退休後謀得好差事），卻因此禍根深植，除了少數例外如長江實業，有哪個地產發展商的後代樂於在非地產行業發展？換句話説，有哪些行業的利錢比可以“發水”的地產業優厚？答案是沒有。香港的“富二代富三代”大都在國際頂尖學府求學，學有專精，本應在多個領域有所建樹，可是結果大部分精英分子都在最易賺錢的物業發展上打主意，這意味香港商界的精英分子，除了地產，什麼都不敢嘗試，結果什麼都不會做。而當物業不景週期來臨時，香港經濟便會受樓市崩潰的拖累而一蹶不振。比起新加坡已有蓬勃的尖端行業及媲美香港的基本設施，其經濟前景遠勝香港，是不必諱言的。

據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去年前三季新加坡工業產量增百分之四十五、生化藥物增百分之八十五、電子產品增百分之五十；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外匯交易上有長足進展，2010年的交易額比2004年倍增，國際清算銀行估計新加坡每天外匯交易額平均兩千六百六十億美元，為世界第四大，在亞洲為僅次於東京的第二大。經過多年經營，新加坡已是亞洲商品（包括橡膠）現貨及期貨交易以至石油提煉中心；去年 4月賭場開業後，旅客人數大增，去年7月已首次突破百萬人次……

當然，如果中國經濟一帆風順，繼續繁榮，則香港尚能期待在大陸的救援下“起死回生”，而此一“優點”是新加坡望塵莫及的。

李光耀多次訪港，與香港政商人物應有不少交往，可是本書並無提及，大概是沒什麼東西可供新加坡青年一代借鏡吧。他唯一花了約三分之一頁篇幅談及的香港人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被問及中國崛起會否令新加坡處境艱難時，李光耀的回答可圈可點。他説，假使美國從東南亞撤走，中國自然成為區內獨大的強權，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新加坡做出一些令中國不快的事，中國亦不會（其實是不必）入侵新加坡，她只須收緊市場，不讓新加坡貨進口，新加坡便不知如何是好；雖然新加坡早已開拓印度等市場，但中國市場仍是生命線！

李光耀又説，香港現在已明白本身的處境，因為中國大陸經濟上一收一放，香港經濟便冷熱交侵、翻騰不已。香港經濟呆滯時，中央政府可放寬國人去香港買樓買股票的限制，結果香港樓價股價立竿見影上升，香港人當知誰是他們的“再生父母”。在這種大環境下，李光耀質問，你以為反中、主張民主的組織還是那些親中央的團體得勢？答案明顯不過。正因為如此，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決定退出政府。她不支持北京的干預，以為仍行英國的一套、落實民主和有美國的支持，香港便能“五十年不變”。李光耀認為這種想法簡直是垃圾（Rubbish）。當米字旗降下五星紅旗升起之時，香港便無法擺脱北京的影響（頁315）。

李光耀説他有很多仍保持經常聯繫的少年朋友，可惜不少已不良於行，他同時代的英國“書友”，幾乎已全作古人；相信優生學的李光耀説他父親九十四歲才謝世，他因此應該還有很長的“餘年”。

除了數位至今仍保持經常聯繫的新加坡中學時代摯友，在他外國友人中，感情最好的要推港人熟知的柯利達爵士（Sir Percy Cradock，1923-2010），他們是同期的劍橋同學（不同學科不同書院）。柯利達歷任英國外交部要職，曾為駐吉隆坡專員，在駐中國大使任上退休；他協助撒切爾夫人和中國談判香港迴歸，在英國外交界地位顯赫，然而晚景淒涼，他患糖尿病，割掉雙腿，行動不便。有次李光耀在他倫敦租來的家裏作客，看他上廁所之辛苦“有如做一次高難度的體操”，可是，除了年老體衰的太太，並無護士、傭工相助；屋主每週兩次來清潔（這是英國小業主的例行工作，筆者當年在劍橋的“宿舍”，業主為在藥房任職的藥劑師，午休時便來清潔房間、公用廚房及餐廳；七十年代末期回劍橋藥房探望他，不遇，店伴説他打算賣屋退休回鄉了）……李光耀無限感觸，不勝唏噓。他的其他稱得上好友——政治上的同道——的外國人，還有基辛格、舒爾茨（1982至1989年美國國務卿）和布萊爾。基辛格是他於1968年在總理任內放假去哈佛進修時的導師，成為朋友，一直保持聯繫。

7月13日，香港《信報》發表一則題為“李光耀：二十年內中國GDP可超美國”的短訊，報道李氏在新加坡《慧眼中國環球論壇》上的發言：“中國只要不發生社會動亂，經濟應該能夠繼續以每年百分之九、十、十一的速度增長，十年內就能追上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二十年內甚至能超越美國。”未讀李氏發言的全文，惟從《硬道理》看，他對中國的看法遠比上述的全面和透徹。

李光耀對計劃經濟的成效，頗有保留，何以見得？原來在談及讀書時，他説：“你若對經濟學有興趣，應該讀海耶克。”李氏沒有具體地説出哪本書，唯顯然是指“眾所周知”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因為李光耀接着這麼説：“如果你實行計劃經濟，你將以失敗收場！”（頁384）。李氏雖然沒有指明哪本書亦沒説“你”是誰，但讀者沒有不知道他何所指。

“如無意外”，中國經濟可於十年後“平美”二十年後“超美”，李光耀對中國經濟前景似甚樂觀，可是，對中國在國際上擔當的角色，他則不作樂觀之想。李氏認為，隨着經濟崛興，中國在國際事務尤其是中美問題上的“話語權”相應增加，一海難容兩支艦隊，中美關係因而無可避免會趨於“困難”，這種“困難”，在近今南海主權爭議上已逐步浮現。李光耀對中美在亞洲之爭的觀察十分清晰，他坦率地指出，美國這個“魔頭”已被證實“仁慈” 及沒有“領土野心”，其在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部署軍力，目的無非在推動民主和傳播人權意識而不是掠奪土地；同樣在區內甚活躍的日本，有蹂躝東南亞的斑斑劣跡，中國可能真的“永不稱霸”，然而鄰近“諸小”朝貢的歷史，未免令人有所顧慮。在這種情形下，美國“留守”亞洲對新加坡最有利！7月20日，中國和東盟成員會代表在印度尼西亞峇里島開會，就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達成“一致方針”，希望最終簽訂《南海準則指導方針》，別説此方針的達致尚無眉目，即使簽訂了協議，“諸小”仍會挽留美軍坐鎮！

中國的崛起會否在區內造成“衝突”？李氏認為美國在未來五十年可能仍是獨一無二的強權，區內的權力交替將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取代英國般的“和平轉移”不同，不過，他認為只會有小衝突而不致爆發大戰（full fledged war）。李光耀相信美國不會撤出亞洲；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和軍事持續長足進展的前提下，目前中國容忍美國在亞洲出現，因為她自知無法取代美國而區內很多國家都歡迎美國……百年內中國在經濟上、軍事上和科技上可能無法追得上美國，但國力不相稱不等於中國不能令美國受重創。李氏説他“大膽預測”，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在東南亞影響力日增，但美國的“支配性地位”不會動搖。“中國社會（政府內部）如無意外”（if no internal upsets），中國會成為一個令人不敢輕侮的強權（a considerable power）。對於中美會否發生貿易戰，李氏沒有正面響應，僅指出貿易不平衡特別是嚴重失衡必然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頁165）。李氏對中美在亞洲“互別苗頭”的宏觀觀察，正誤皆有。比如他説中國不介意美國介入亞洲事務，顯然與事實不符，這從最近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訪北京與中國軍事領袖針鋒相對的對談可見；當然，他相信美國不會撤出亞洲，則完全正確。

被問及新加坡人應“讀什麼書”時，經濟學書籍李光耀推介《通往奴役之路》（如上述，這是筆者的揣測；雖然此書只是海耶克博大精深經濟學説的“濃縮通俗版”）；讀者也許想知道他喜歡什麼其他書籍？文學他推薦莎士比亞；政治則是肯尼迪（故美國總統）的《當仁不讓》（Profiles in Courage）；美國“今上”奧巴馬的自傳亦值得一讀，讀其書同時可觀照他的作為，顯得特別有意思。在記者追問下，李光耀承認“大體而言”他喜讀福爾摩斯系列偵探小説，閒讀時亦讀《堂吉訶德》（Don Quixote），“但我不會向磨坊的風車宣戰，現實世界我有太多人事要克服”（I got mortal foes to fight against；頁383-384）。

順便一提，李光耀説他年輕時中意的喜劇演員為丹尼基，“他能歌善舞且會演”；對夏裏遜和柯德夏萍利主演的《茶花女》，他亦留下美好印象（他記得的是 Pygmalion而非My Fair Lady）。李氏又説他曾看《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但久已不看美國電影了。

在國際間的“知華派”中，筆者以為李光耀是此中翹楚。他有中國人血統、自幼受傳統西方教育、盛年在政治上有成後苦學中文，加以新加坡基本上是華人社會，而他又一早與中國政要接觸並多次訪問大陸（他一早與中國交好同時發展與印度的關係，藉以平衡對中國的依賴），以他的聰明才智，其對中國的認識，在當今非華人學者及中國問題專家中，堪稱首屈一指。被問及在中國的軟實力大增的情形下，作為一位華裔，他會否因此“北望神州”、事事向中國“看齊”？李氏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説，中國人或未富先驕、財大氣粗，直譯是“他們愈成功愈看不起人之外，還會以高高在上的傲慢態度對待你”（treat you with condescension，頁330），換句話説，已崛起的中國人，不易相處。這當然是亞洲“諸小”不希望美國撤出亞洲的原因之一。

李光耀高度讚賞該國廣告創作者Lim Sau Hoong（林少芬），據www.red-dot.sg的數據，林女士獲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院榮譽學位、教育學院文憑兼修音樂，歷任廣告公司創意總監，2000年創立10Am Communications；2008年任北京奧運開幕儀式設計籌委會視覺形象顧問、2010年上海世博新加坡館籌委會諮詢主席；林女士獲五百多項國際大獎，其中國銀行系列廣告大受歡迎，久播不衰的立邦漆、新力（索尼愛立信）等廣告皆出自她的手筆；她的傑作還包括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形象廣告，其創作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被中國觀眾選為“記憶度最高的標語”。她在中國很成功，以至中國顧客要她在北京成立辦事處，被她婉拒，她寧願根留新加坡，中國顧客需要她幫忙，如果條件合適，“電召即到”。這種做法，李光耀非常欣賞（李氏曾公開表揚）。李氏引述她的分析：“一旦在內地開分支，你便成為他們一分子；他們對你便有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期待，結果可能不歡而散。”李光耀説林女士精明能幹，這樣做才不失新加坡人身份。李氏接着有所發揮，他説，你在中國有辦事處，你的中國顧客會一視同仁地當你是內地人，會吩咐你“馬上做，快點”（ma shang zuo, kwai diam），但許多事是急不來的……李氏的談話中夾雜不少普通話，如bu cheng ba（不稱霸），如shi san yi（十三億）等，讀起來特別生動有趣。

一句話，李光耀清楚知道中國在經濟上已崛起了，但意識形態不同、思維方式有異、待人處世態度南轅北轍，新加坡人宜敬而遠之！

李光耀的優生學觀是非常有名的，他對此絕不諱言，有機會便大力宣揚，而除了引述學者之説，他強調這是他觀察世間物事所得的結果。1968年，他當了九年總理之後，趁“公休”（sabbatical）到哈佛大學進修，期間他注意到“教授與教授結婚所出後代非常聰明，他們都考上常春藤名校；教授與研究生或秘書結婚所生兒女，有的聰明有的不聰明”。李光耀因此得出“兩個聰明人結婚必生聰明後代”的結論，這大概便是“老子英雄兒好漢”的遺風。在為他這種看法辯論時，李氏指出果樹（他的舉例是大家比較不熟悉的榴蓮）接枝結果才大才甜才多汁，接枝便是選種配種，而這便是植物優生法。

為了推廣他的優生説，李光耀還以中國封建王朝皇帝老子選婿（駙馬）為例，為什麼皇帝多擇當科狀元為婿，這是因為狀元是當年最優秀和比較年輕的學者，讓他和有純正貴族血統的公主結合，後代必然聰明絕頂。雖然筆者未見學者在這方面的考據，但李氏的説法，以常識度之，大有道理。附筆一提，古代駙馬稱為“禁臠”（最肥美且不讓他人染指的肉），史書所記的第一位“禁臠”是晉朝的謝混（見《晉書?謝混傳》）；而女寵男寵被認為“禁臠”，也許始自武則天，她怒斥和她的“姘頭”張昌宗調笑的侍兒上官婉兒：“汝敢近我禁臠，罪當處死！”總之皇帝選最佳的品種與女兒配種！

在《硬道理》中，李光耀一有機會便論證、強調人的資質“七分先天三分後天”，“選擇性傳宗接代”（selective breeding）因而十分重要。在李光耀認識的當代中國領導人中，李光耀認為曾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便是此中典型。在李光耀印象中，李嵐清除了有政治才能、辯才無礙，還會彈鋼琴（熟悉西方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對教育和藝術（會刻圖章）都有深刻認識。對此李光耀頗感意外，尋根問底，得知李嵐清書香世家，是優生的“成品”！

在《李光耀回憶錄》中，他對此命題説得更透徹，在第十章“婚嫁大辯論”，李氏説他循例於1983年8月14日的國慶羣眾大會上發言，他寫道：“我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下一代像他們一樣有所作為，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不出李氏所料，這番講話引起很大的迴響。李光耀回憶道：“內人芝（柯玉芝）事前就警告過我，教育水平只有‘0’水平（劍橋普通教育證書普通水平）的女性人數遠超過大學畢業的女性。這件事導致人民行動黨在次年的選舉中得票率下降百分之十二，比我所預料的還多。”

李光耀接着寫道：“促使我決定發表那次婚嫁大辯論演講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報告。報告顯示，新加坡最聰明的女性沒有結婚，下一代缺少她們的傳人，這意味着將會產生相當嚴重的後果。最優秀的新加坡女性沒有傳宗接代，因為學歷相等的男性不肯娶她們。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將近三分之二小姑獨處。對這種失去平衡的婚姻與生育趨勢，我們再也不能不聞不問，不加以干預了。我決定給新加坡的男性一記當頭棒喝，使他們從愚昧、陳腐、具破壞性的偏見中醒悟過來。”

李光耀最後説服了大多數人，這從在其後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得票率回升以至該國的移民政策等俱以大學生及專業人士為優先考慮對象可見。事實上，這種政策是優化了新加坡人口，是該國步上成功坦途一項不可輕視的元素。

據5月31日《金融時報》（ft.com/alphaville）引述波士頓顧問集團的調查，2009年新加坡有淨值美元百萬的家庭佔全國家庭總數百分之十五，排名世界第一，以次為瑞士的百分之九點九、卡塔爾百分之八點九，香港以百分之八點七居殿軍；新加坡人口約五百萬，估計很快便有五分之一家庭淨值百萬。以人口比例計，何以新加坡百萬富翁（家庭）最多，筆者以為與政府政策鼓勵人民工作、儲蓄、創富有直接關係，而推廣優生政策令其人口日漸“優化”，這意味愈來愈多人在合法框架下追求對本身最有利的處世態度不無關係。讀者也許要問，新加坡富翁這麼多，何以報上少見甚至未見他們炫富性消費的新聞？筆者揣想這與李光耀“勤儉治家”有關，李夫人貴為“第一夫人”及一家大律師行的主腦，竟然“大概只有一隻金錶和一條珍珠項鍊”（頁123）。據説直至李夫人於新世紀初第一次中風後，李家才有“新式淋浴”的設備（友人説這是他們的孫子在李夫人葬禮上透露的）。而李夫人去世後，沒有她的安排和親力親為，起初李光耀的日常起居生活頗有困難，李家並非奴僕成羣，過的不過是普通人的生活……這種樸實作風，是新加坡有錢人很少作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原因，亦因此外人不易覺察到新加坡人的富裕。

李光耀的求學經驗，大有可以借鏡的地方。他六歲順從外祖母的選擇，進入以華語普通話授課的Choon Guan小學（《李光耀回憶錄》的“紀事年譜”略去小學的“經歷”），他家裏説英語和馬來語，對華語因此甚難適應，加上“背死書”的方法李光耀不能接受，遂説服母親讓他轉讀英文小學Telok Kurau English School；小學畢業後考上萊佛士書院繼而萊佛士學院（Raffles Institution）就讀；1942至1945年新加坡淪陷的日治時期，李光耀失學、半失業——他加入“書友”創辦的膠水工場（以木薯粉製成文具膠水），在那裏認識了未來太太柯玉芝……勝利後二十三歲的李光耀負笈英國，先進LSE，“不服水土”，轉劍橋大學FitzWilliam House（書院）。李光耀的英語當然沒問題，若刻意仿效，行為舉止亦可以比媲英國紳士，但他意識到僅有語言相同而價值觀互異，你始終無法成為“他們”的一員。而由於不通中文，他因此無法接觸，更遑論理解中國經籍的微言大義，他在家中所感染的只是儒學中的“庸俗膚淺文化”（low culture）。他於三十二歲（是年他當選議員併成為僅得三議席的反對黨領袖）開始苦讀中文，才慢慢了解中國文化的精深博大。對中國文化肅然起敬，令李光耀要他的子女進中文小學，結果在求學時期，中文成為他們的母語，接着才是英文和馬來語；由於工作上多用英文少用中文，現在他們的第一語言是英語。

《硬道理》有一頁刊出三幀相片，畫面樸實優雅打動人心。第一是1948年李光耀和柯玉芝在劍大求學時攝於聖約翰書院著名的嘆息橋（Bridge of Sighs）前，他們當時尚未正式結婚；第二是李氏伉儷1974年攝於同一地點，是年他們的長子李顯龍以最優異的成績獲劍大數學系榮譽學位（Wrangler）；李光耀十分高興，誇言“他的DNA無與倫比（李本人精於數學、李夫人則對英國文學素有研究），拿第一是理所當然”；第三是2000 年他們結婚五十週年重遊劍橋再以嘆息橋為背景合影。這三幀相片説盡李氏夫婦鶼鰈情深，他們的一生可稱十分美滿，白頭偕老、兒孫滿堂，更重要的是締造了繁榮興盛與獨立自主且逐步走向“真正民主”的新加坡！

新加坡人“富甲天下”，意味新加坡人有能力照顧本身的福祉，有創富的幹勁和保值意識，這種德性形成“良性循環”，即人民愈有錢政府的政策愈不能背離已被證實能富國裕民的市場制度，而市場制度與民主政治互為表裏。筆者因此相信新加坡政治不是愈來愈專制而是愈來愈開明和民主化。

有一事必須一説。李顯龍以“最優異成績”畢業，校方有意請他留校任教並從事研究，被他婉拒，他下決心回國從軍……外人莫不以為這是李光耀的刻意安排（讓兒子掌軍權以穩固“李氏王朝”的統治基礎），但實情絕非如此，《硬道理》列舉種種事實，證實李顯龍從軍出於自願，與乃父完全無關！

新加坡官員的薪津之高，世界之最，這項實行近二十年且證實非常成功的政策，是李光耀在1993年提出（李本人並非受益人，以他於1990年底退位讓賢）於翌年為國會批准。這項世所罕見的政策，規定所有政治任命官員及部分高級公務員的年薪與私營部門薪金掛鈎 ——前者為後者中位數薪金的三分之二；所謂“私營部門”，是律師、銀行家、工程師、會計師、跨國企業總裁及本國工業家，根據這些行業八位薪給最高者的中位數。在2009年，新加坡政府部長級官員的年薪可達一百五十萬美元，總理則為三百餘萬美元。如此高薪，對政府並不構成沉重負擔，以整個政府決策管治層的薪金總和，不及GDP百分之零點零二，比購買一架F15戰機還便宜（按1998年每架出廠價約三千萬美元）！

管治層薪金這樣高，民間反對之聲盈耳，在野政黨以此進行攻擊，不難理解；然而，實行高薪制後的數次大選，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得票率有升有降，唯均以多數票勝出，説明高薪“物有所值”，納税人的錢沒有浪費，即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潔程度獲大多數選民認同。這是李光耀引以為傲的。

這裏岔開一筆，略述筆者對官員高薪的看法。一般的説法是高薪可以養廉，以經濟學語言，高薪令受薪者行差踏錯被解僱（遑論下獄）的機會成本大增，因此在職時不敢營私舞弊，廉潔政府由是產生。此説大有道理，然而，與新加坡同列世界廉潔榜榜首的新西蘭和丹麥（2009年“國際透明”的“廉潔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貪污認知指數？〕排名榜”前三位依次為新西蘭、丹麥和新加坡，中國香港排第五、中國台灣三十七、中國澳門四十三、中國大陸七十九，最不廉潔的索馬里排名一八○），她們的部長級高官的薪津不及新加坡的十分之一，然而其廉潔程度尚比新加坡勝一籌，説明了“養廉”不一定靠高薪！以新加坡的例子，筆者相信“高薪”之能“養廉”，與有無上權威的李光耀“上樑端正”即絕不貪瀆及治貪腐絕不手軟的示範和阻嚇作用亦有關。如果筆者的揣想不致遠離事實，那麼，李光耀後的新加坡在這方面便可能有變！新加坡在地理上受貪污鄰國如馬來西亞（廉潔指數排名五十六）及印度尼西亞（排名一百一十）包圍，且多商貿及民間往來，亦與中國政商關係密切，又與廣東福建有頻密的人際溝通，近朱者赤、近貪者腐，新加坡在強人之後，其欲不變“色”，難度大增。

對於從政從公只為“榮譽”而不為個人利益如金錢和名譽（國人掛在口邊冠冕堂皇的“大話”，台灣是：“計利只計天下利”，大陸是：“專門利人毫不為己”），李光耀直斥為“虛偽”。李氏絕非“和稀泥”式的政治領袖，其“直斥其非”的個性，在青年時期已顯露，筆者昔年曾引帕金森（《帕金森定律》的作者）記學生領袖時期的李光耀，這種耿直的個性令他非常突出，引人注目。李光耀指出，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政客官員的薪津並無“過人”之處，只是這些人在任時大都做好離任時寫書、演説及當企業顧問或在政治屬性明顯的研究所當研究員的準備，這便是李氏所説的“退路策略”（exit strategies）。眾所周知，香港特區政府的決策官員——政治任命及公務員——的薪津，雖然比上（新加坡）不足唯比下（如歐美日本以至中國大陸）有餘，只是人心不足，不少人在任時有“積陰功”的不光彩陋習，即使不是人人如此，退休後當義工或無所事事優遊林下者數不在少，但有少數人在位時處心積慮苦心經營，一切“為退休後養尊處優謀”，而且確有若干進入相關商界當優差的顯例，已足令整個公務員隊伍蒙羞！

李光耀1990年11月辭任總理，把此後的收入包括著作版權、演講等的收益一共一千三百萬新加坡元，悉數捐作慈善（主要是教育基金）用途……在廉潔自持有高尚情操的西方領袖之中，李光耀最欣賞的也許只是美聯儲前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1927- ），1987年他從此職退休時才六十歲，正當賺大錢的盛年，但他並沒有出任任何謀利性工作（僅短暫地擔任過前世銀行長主持的一家小型財務機構的非執董或顧問），所做的都是無薪給的義務性公職。李光耀曾問他何以與眾不同、如此清高（退休的美國聯儲局主席和財長大都進入華爾街“揾真錢”），沃爾克輕描淡寫地説：“普林斯頓（大學）培養我們要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如何選拔和吸引社會精英投身政治、進入政府，是李光耀全力以赴、全神貫注的工作。

從政的先決亦可説是“內生”條件，李光耀指出是堅定的信仰（you must have convictions），這當然是把新加坡建成現代化獨立繁榮城邦的信仰（頁75）；此外，他認為學歷雖然不可忽視，但絕非做官的最主要元素，上世紀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曾一口氣請了三位博士，但政績差強人意。仔細研究成功大企業如通用電氣、微軟和IBM的人才選拔和任用制度，李光耀發現優秀領導人必須具備多種“基本質素”如高智商、情商、幹勁（stamiina）、果斷和足智多謀（resourcefulness）等，缺一不為功。和香港不同而與英國一致，在新加坡，出任部長的人必須通過競選的洗禮，這即是説，一位具備上述諸種優秀質量的幹才，如果沒法獲選民認同，便不能進入內閣。不但如此，以李光耀的標準，如果你在任內的工作不能獲選區人民的認可，你便無法連任，對於這種“一任人才”，李光耀認為不堪大用（not much value）。有心把從政作為終身志業的人，李光耀認為要一早下定決心，唯有如此，才有機會接受種種考驗，而在這漫長的歷練過程中，讓領導層有時間評估其實際政績以及在競選中瞭解其能否贏取選民的信任與信服，從而決定他是否可以栽培並付與重任。李光耀指出外間批評他的政府由一班“精英分子”（an elitist lot）組成，是皮相之説（plain stupid）。長年經驗的累積引導人民行動黨決策層理解政府領袖必須是多種優良素質的聚合體（a conglomerate of qualities），而他們所要具備的素質，與軍事統帥、企業總裁或總編輯並無二致……在這裏，李光耀重提“遺傳因子”的重要性，他強調人的智能和EQ 等素質，七八成來自先天，只有二三成為後天的培養（頁120以下）。

通過競選和工作考驗的人才，政府以甘詞厚幣（表揚他們的工作表現和支付高薪）挽留他們繼續工作；但留下的人要經過三四以至更多屆的工作，才能成為經驗豐富、老練果斷的優秀部長！李光耀強調，當一任部長是不夠的，起碼兩任，你才能真正理解新加坡和她的人民，同時你才真正瞭解政府的運作。向這些優秀人才支付高薪，目的是在挽留他們——不然，他們任期未滿也許已有高就而辭職。李光耀這種“人事安排”，從新加坡政府的高效率高廉潔度以至社會安定經濟欣欣向榮上看，是非常成功的。問題是，如何能讓一名政客在數屆大選中勝出？要解決這個難題，人民行動黨四出尋找人才並吸納他們成為黨的中堅分子，這一方面令該黨人才濟濟，一方面則使其他政黨無能人可吸納，出現人才凋零的情況。在這種大環境下，迄今為止，人民行動黨便在多次大選中屢戰屢勝，從1959年一直執政至今！這肯定是其他國家無法仿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