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瞭望戰後利比亞

的黎波里和阿齊齊亞軍營易手標誌着卡扎菲政權基本終結。考慮到英、法兩國首腦早已為這場戰爭押上了自身的政治聲譽和命運，不得不盡全力一搏，加之不少阿拉伯國家也大力參與，如攻佔的黎波里卡扎菲住宅及其他堡壘的是約旦皇家特種部隊（巷戰專業部隊），面對這樣一個佔壓倒優勢的多國統一戰線，卡扎菲政府要想翻轉局面，希望非常渺茫了。利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主席賈利勒已表示將在8個月內舉行選舉，正式建立新政權。

然而，即使不考慮極端宗教勢力可能坐大的風險，擺在利比亞人民面前的也並不是一馬平川的坦途，而是更多更艱難的考驗。

利比亞和其他阿拉伯國家之所以爆發社會動亂，導火索是青年高失業率，致使人口結構年輕、青年人口比例高非但沒有成為增進經濟社會活力的“人口紅利”，反而成為動盪之源。而青年高失業率，很大程度上又要歸咎於該地區人口無序增長和經濟結構不合理，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產業一枝獨秀而非石油產業欠發達，不能為新增勞動力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而後者又是市場體制下的客觀經濟規律所致。天賜的石油財富與有競爭力製造業難以並存，石油收入增長常常打擊了石油輸出國的非石油產業（特別是製造業），這一客觀經濟規律無法靠推翻卡扎菲政權而改變；扭轉這一局面，跳出“資源詛咒”陷阱，需要具有強大行動能力的政府和持之以恆的努力，問題是政治動盪、街頭運動已經大大降低了公眾的耐心。

利比亞有140多個部族，而的黎波里塔尼亞、昔蘭尼加、費贊三個部分各自有長期的獨立王國史。卡扎菲在42年執政期間努力削弱部族勢力，力圖鑄造統一的利比亞國民，但這些努力並不足以消除千百年的歷史影響，他為了維護政權而不得不重用本部族，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消除部族政治影響的努力。反卡扎菲戰爭爆發，更讓部族勢力和宗教勢力鹹魚翻身。但現在的反對派陣營依然缺乏有權威的政治核心和凝聚力，把他們凝聚在一起的唯一共同點就是反卡扎菲，卡扎菲終結之後，他們能否團結組成有權威、有效率的政府，能否避免陷入激烈的相互爭鬥，都還在未定之天。

即使在北約內部，也不乏聲音稱利比亞反對派的成功為“災難性成功”。更糟的是，利比亞政權更迭還有可能加劇周邊國家、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動盪，在阿爾及利亞和敍利亞，世人已經看到了這種效應。

要儘快穩定國內政局，利比亞新執政者還必須盡力避免過於極端的清洗。過去40多年間，在確定了國家高於部族、宗教不得凌駕於世俗政權和世俗法律之上的原則之後，利比亞從一個部落和宗教聯盟建成了初步的現代國家。尤其毅然將此前完全掌握在西方石油公司手裏的資源國有化，在阿拉伯國家中首開紀錄，其他阿拉伯國家和伊朗、拉美石油輸出國紛紛效仿，西方石油公司從此必須把一半以上石油收入交給東道國，而不是以前的5%以內，這讓阿拉伯人和其他石油輸出國富了起來。2008年，利比亞人均GDP為14802美元，堪稱非洲首富，與中歐相當，未通電地區人口占比0，高教入學率高達55.7%，超過非經合組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3%），系阿拉伯國家最高。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正是據此將戰前的利比亞定性為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利比亞要發展，需要保持過去這些年來所取得的經濟社會進步，而不是在這些方面倒退。

中國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在利比亞沒有支持一派打一派的政治利益，除了要求利比亞執政者尊重中國主權、尊嚴等政治利益外，主要利益是商業利益。考慮到中國與利比亞經貿往來的特點是工程承包和對利比亞出口多，而在利比亞直接投資、從利比亞進口油氣資源少，而且對利比亞出口和在利比亞承包工程均為民用，要實現中國在利比亞商業利益最大化，最期望的莫過於利比亞能夠保持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利比亞反對派負責重建工作的艾哈邁德·傑哈尼已經表態，新政權將遵守卡扎菲政府簽署的石油、工程承包等協議，聲稱合同“絕對神聖不可侵犯”，包括與中國公司簽署的協議，加之反對派政權此前已經派遣兵力守衞中國公司承建工程，向中國出口其第一船原油，等等，中國應當樂於參加利比亞的戰後重建。

鑑於中國公司在供應商品、建設工程等方面價廉物美高效的優勢極為突出，任何一個政權在戰亂塵埃落地之後都必須要建設民生，從內戰烽火中走出來的政權尤其需要收拾民心，未來的利比亞政權沒有理由排斥中國公司而“不求最好但求最貴”。而利比亞新政權要想借重中國公司的實力為其重建服務，除了恪守原有合同之外，還需要確定兩項基本原則：第一，全額賠償中國企業和居民在利比亞動亂中蒙受的經濟損失；第二，在中國企業競爭新合同時給予與美歐企業同等的待遇。

我們期待利比亞未來的新政權做出明智的決策。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