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什麼在影響我們對八十年代的記憶？

在今天，生活在具體的“現代”圖景中的知識分子，對“現代性”的問題上產生了不同的理解和想法，知識分子開始分裂，爭論，這些爭論甚至混亂無序。蔡翔説，我們對知識界的現狀可能多有不滿，但是若干年後，我們可能又會認為“2010年代可能是中國知識界思想最為活躍的十年”。

八十年代的歷史起源

當下的一多半中國人都經歷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然而這段很近的歲月似乎已相隔甚遠。回憶性的主題書寫在近兩三年來尤其熱乎。與此相關的公開出版物中，代表作品有查建英的《80年代訪談錄》、馬國川的《我與80年代》、張立憲（老六）的《閃開，讓我歌唱80年代》、柳紅的《八〇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曠晨的《我們的八十年代》等，而不以“八十年代”作為書名、實際上也在寫這段時期的各種雜憶就更多了，三聯書店出版社今年的一本暢銷書、學者維一的《我在故宮看大門》就是一例。

“我也很好奇，八十年代怎麼就成為一個熱門的懷舊對象了。當年可是‘背對歷史、面向未來’的，無舊可懷。”蔡翔調侃。

在蔡翔看來，今天被演繹得石破天驚的八十年代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的看法是，如果把發生於八十年代的社會轉型視為中國歷史內部引發出來的某種邏輯性訴求，那麼驅動這種訴求的其實是一種我們並不陌生、甚至與其一刻也沒能夠分離地相伴了建國以來若干歲月的集體無意識——對現代化的激進想象，是為八十年代的起源之一。

蔡翔認為，如果一定要選擇某些符號來表示這種集體無意識，他或許會選擇“大躍進”和“文革”這兩個符號。他説，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躍進”運動，在社會實踐層面上也許可以説是失敗的，但它留下的“趕英超美”的口號卻深入人心，這實際上為老百姓確立了一種“現代”的甚至是好的生活的衡量標準，而在這一集體無意識中，“西方”（英美）也悖論式的分裂成兩個概念：一方面是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挑戰、批判乃至否定的對象；另一方面，又潛在地將其視之為“現代”的成功典範並試圖以另一種方式進行超越。這樣，以英、美等當時處於對立陣營的資本主義國家為參照物，在經濟上超越他們，起碼在現代化程度上與之齊等。這種隱含在口號中的自我期望，到了八十年代變成明確的國家甚至個人的現代化要求。不過道路卻是天壤之別，“大躍進”的符號中藴含着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其背後，是當時的意識形態的制約，並相對形成了一種文化上的“崇高”形態；而在八十年代，則更強調通過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技術才能提高本國現代化的程度。蔡翔認為，這是八十年代轉型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即發展中國家的進步只有通過與發達國家的交往才能顯著地加速，它也直接影響了八十年代之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軌跡。當然，蔡翔認為這一轉型是逐漸完成的。

蔡翔之所以選擇“文革”作為八十年代起源的另一個代表性符號，顯然也有着他自己的理論考慮。在蔡翔看來，研究中國的當代史，“文革”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領域，離開這一領域，很多問題很難解釋清楚。

八十年代的人格特徵

研究八十年代，其實是研究八十年代“人”。蔡翔的看法是，八十年代“人”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們同樣來自“前三十年”。

使蔡翔印象深刻的是《沉淪的聖殿》（廖亦武主編）裏的某些回憶，“説的是當年的地下沙龍，幽深曲折的衚衕，孤獨堅毅的身影，煙霧繚繞的聚會……”這種圖景對於經歷過文革初期的人來説是熟悉的，而刻蠟紙的氣味、低聲誦讀的音調，似乎又令人聯想到《紅巖》等經典革命作品。蔡翔説，八十年代的“人格”構成之中，其思想與行為的資源別無選擇地、本能地取自革命年代裏“異端英雄”式的處事方式。

而讓很多評論家有記憶的是2009年7月出版的《七十年代》的“序”裏有這樣的話：“七十年代和一個特殊的知識分子羣體的形成有特別的關係，他們在兩個狂飆之間度過自己的少年或者青年的十年……進入八十年代，沒有一個羣體在思想上自甘寂寞，沒有一個不是在新觀念上充滿激情，但是今天回頭再看，成長於七十年代的一代人所構成的知識羣體是其中最年輕的一羣……”

“無論如何，《七十年代》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概念，就是八十年代的‘人’來自哪裏，如何去追溯。”蔡翔笑説。2008年8月，他應編者之約專門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回憶文章，敍説“1976年10月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在上海的一家鑄造廠做了二年工人（此前當了四年的下鄉知青）的他如何被挾裹在波急浪湧的社會洪流中向前而去。

《七十年代》的著者包括今天已成名的徐冰、朱偉、阿城、王安憶、柏樺、韓少功、翟永明、唐曉峯、鮑昆等等，“在這些故事和經驗的追述裏，我們並不能看到一個統一的、書中的作者都認可的‘七十年代’畫卷，相反是有很多差別的。”儘管保留了這些差別，讀者還是能夠受到某種比例失衡：來自城市的知識青年，特別是來自北京幾所重點高中的知識青年佔的比重最大，他們的回憶中最具別樣風采的是“文學沙龍”、“手抄閲讀”及一些信息的小範圍流通的故事，是其他作者所沒有的經驗；其次是來自北京和上海的家世平常、下過鄉、後來落腳在廠礦，由考大學而改變命運的知識分子；再次是二三線城市和家在農村的，他們提供了與知識青年平行而迥異的青春歲月，苦澀、悲歡與追求。這本書與《八十年代訪談錄》一樣，引發了一些學者的批評，“寫的是誰的八十年代？少數精英分子的？還是大多數平頭百姓的？”

評價這一批書，蔡翔確實感到精英知識分子的回憶較多，普通人的少。用一個概念來概括就是“知識青年”在書寫着八十年代回憶。但是蔡翔認為，如果要研究八十年代，“知識青年”可能是一個重要路徑，是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之間的一個概念。“這個‘知識青年’不是狹義的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指的是取消高考制度後積壓在基層的大量已不可能通過考試來形成向上的階層流動的知識青年，包括上山下鄉的青年、工廠裏的青年工人以及農村裏的回鄉知青。”蔡翔認為這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特殊的社會現象，以後不可能再現了。但是蔡翔卻認為在這一羣體中藴含了一種可貴的品質，“他們和所謂的知識分子並不完全是一個概念”，但是怎樣的不同，蔡翔並沒有細説。如果把八十年代作為一個場域，那麼主要的活動就是這些知識青年和其他階層，帶着各自的經驗和訴求，進行互相交流、互相沖突。這個過程尤其重要。“我們今天的很多看法和想法都和八十年代的博弈有關：哪些話語形式消失了，哪些留存了？哪些被打斷了？哪些未完成？從而創造出的一種新的模式，包括對現代化的想象，走到今天又發生了哪些嬗變？”

抱着這種考察目的看當下的這批書，蔡翔感到的確不太全面。“親歷者對八十年代的敍述都放大了一面，過於迎合自己內心的某些需要，談的是如何輝煌，如何激情，如何先知先覺，省略了很多東西，缺乏反思。”

此外，一般認為，精英知識分子的回憶和話語構成了社會思想史的重要研究素材，蔡翔擔心的是無形的遮蔽，“普通人的回憶和這些人的回憶原本有很大差距，我很懷疑有可能普通人的回憶也跟着強大的文人回憶被同化了、單一了。”

蔡翔説想花兩到三年的時間，釐清和還原整個八十年代的、文學史、思想史和日常生活史之間的關係。

八十年代在文學上的起源和終結

終究要回到文學的視角追溯八十年代。一個重要的標誌，蔡翔認為是改革文學，這符合他以“現代化的想像”之發展演進作為貫連的邏輯脈絡。“七十年代末，雀巢咖啡進來了，錄音機進來了，電視機進來了，大家就會想，這個東西我們怎麼沒有，我們自己能不能生產?”文壇上，一代叛逆者的形象與質詢逐漸退居其後，走上前台的是生產者、企業管理者的形象，產品、技術、改革等要素佔了上風。“你可以看到八十年代早期改革文學裏出現了那麼多的西方符號，如《喬廠長上任記》（1979年第9期《人民文學》作者蔣子龍）裏‘一台從德國進口的二百六鏜牀’，《春之聲》（1980年第5期《人民文學》作者王蒙）裏的‘三洋牌錄音機’、有着寬敞、舒適座椅的‘國際三叉戟客機’、沒有多少噪音的‘斯圖加特的奔馳汽車工廠的裝配線’、規模巨大的‘西門子公司’、‘慕尼黑劇院’、‘駛向漢堡的易北河客輪’等等。”在交談中，我可以感覺到他對“技術”的重視，他認為“技術”同時作為一種社會媒介介入到了歷史之中，並攪動着整個的社會文化秩序。

而其宣告結束的標誌，則是王朔和新寫實小説。這些作品把人的日常生活的正當性，從它原本和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攪和在一起的狀態當中獨立出來，以一種不再衝動也不再想像，而是“好好過日子”(池莉語)的狀態，終結了八十年代。“在那之後，自九十年代開始，這種想象完全被納入消費主義的範疇。”顯然，在文學史甚至當代史的意義上，蔡翔給予王朔以少有的重視，認為他以另一種方式宣告了九十年代的開始。

在整個八十年代，對現代化的一種“現代性”追求始終是主流，幾乎沒有遇到過完整的抵抗和質疑，只有在文學的一個流派中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那就是“尋根文學”。蔡翔説，今天的讀者可能無法回到當時的語境下重讀《爸爸爸》（韓少功）、《最後一個漁佬兒》（李杭育）、《小鮑莊》（王安憶），但這些作品中藴含着對現代化的質疑和批判，在“尋根”時所羅列和描繪的“愚昧”中，“出現了一種類似於悲壯和崇高的東西”。

在蔡翔看來，八十年代的單純，包括它的理想主義，很大程度上緣於“現代化”這個概念的整合力量，它逐漸建立起一套強大的話語體系，對現代的朦朧而熱情的嚮往，不僅使得知識分子建立起了暫時的聯盟，同時，也使得知識分子和大眾結成同盟，人們相信，一旦“現代”，國家乃至個人的所有問題都能夠迎刃而解，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前期。

在今天，生活在具體的“現代”圖景中的知識分子在對“現代性”的問題上產生了不同的理解和想法，知識分子開始分裂，爭論，這些爭論甚至混亂無序。蔡翔説，我們對知識界的現狀可能多有不滿，但是若干年後，我們可能又會認為“2010年代可能是中國知識界思想最為活躍的十年”。或許我們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拐點上，我們並不清楚未來的明晰走向，大概也是因為這個因素，八十年代會成為一個新的懷舊對象。關鍵不在懷舊，在於這一對歷史的敍述中，我們能夠生產出什麼樣的新的有意思的想法，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懷舊性的敍述最終可能會成為一種消費行為。蔡翔這樣説。當然，由此“重回八十年代”，也將有助於理解“一零年代”的歷史起源和人格特徵。

“事實上，八十年代沒有‘現場’。”“現場”都是被敍述出來的。對於八十年代而言，更大的“現場”可能是在當下——“對某一事件的影響時常是在對該事件的不斷的敍述中生產出來的，這個不斷被生產出來的影響又在不斷影響今天的文化活動。靠着反覆回憶，反覆旁證，反覆敍述，影響着我們對八十年代的回憶，也生產出八十年代的當下意義。”但是，因為歷史依靠敍述而被重新建構，那麼，對這些歷史敍述的質疑就是正當的，而我們也正是依靠這一質疑而被激發起重新敍述的寫作衝動。歷史的真相就是在這樣的敍述和質疑中間逐漸的顯露，當然，我們對歷史真相的距離也永遠只是一步之遙，而這一步幾乎是無法克服的，但卻是我們敍述的動力之一。蔡翔説，正是在這樣的質疑中，他自己的敍述也會被質疑乃至被克服，但學術就是在這樣的質疑和克服中間不斷向前發展。

（蔡翔：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