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峯：鄉土邏輯植根於熟人社會

當前，中國鄉村正在發生劇烈的社會變遷。鄉村鉅變不僅是社會形態的變化，還是秩序機制的變化，它帶來一系列預期和非預期的後果。要深刻理解當前的鄉村鉅變，需要從理論上深刻理解鉅變之前的“熟人社會”。

“親密”是熟人社會獲得信任的基礎

“熟人社會”是費孝通對鄉土社會的經典概括，成為人們描述中國鄉村社會性質的經典理論模型。在費孝通研究的基礎上，蘇力以“熟人社會”為起點，論述現代性的法律和制度在鄉土社會的實踐過程與後果。他從村莊熟人社會中人們之間的親密、默契及其預期出發，發現現代性法律制度的干預破壞了熟人社會中的長久關係和利益，使人們處於極其尷尬的地位。在蘇力眼中，“熟悉”是鄉土熟人社會的重要特徵。但如果因此將“熟悉”視為熟人社會的核心特徵，將熟人社會歸結為信息透明問題，進而認為熟人社會的秩序機制可以還原為制度經濟學的某些基本原理，實在是對熟人社會有所誤解。

在賀雪峯的視野中，當前中國的行政村，在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鄉村體制變革後，已經演變為半熟人社會。他進一步指出，農村社會流動的增加、就業的多樣化、社會經濟的分化、農民異質性的增加、村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發生的重大變化，從另一角度表明村莊從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的轉變。然而，這種轉變是否是根本性的？熟人社會的核心要素到底是什麼？

熟人社會中，人們因熟悉而自然地獲得信任，獲得對行為規矩的身體無意識式遵守。從“熟悉”到“信任”、“規矩”，其背後是“親密”。正如費孝通所説，熟人社會“是靠親密和長期的共同生活來配合各個人的相互行為，社會的聯繫是長成的，是熟習的，到某種程度使人感覺到是自動的。只有生於斯、死於斯的人羣裏才能培養出這種親密的羣體，其中各個人有着高度的瞭解”。

微觀權力關係網維繫熟人社會秩序生產

經由“人情”，熟人社會被整合成 “親密社羣”。“人情”有三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天然自發的感情和性情；二是與法理社會中的“權利”、“義務”類似，在關係意義上關注“情分”、“情義”以及人情的“給予”和“虧欠”；三是與法理社會中的“法律”類似，在社會規範意義上與天理（道理）、國法相併列，並稱為“情理法”。

在熟人社會中，“人情”兼有情感、關係和規範三個層面的意義，但它首先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關係意義上，熟人社會的“人情”有家人、熟人和陌生人三方面。在秩序生產上，最重要的是熟人之間的整合。理想狀態下，熟人社會內部不但有先賦性的地緣與血緣關係，更重要的是互相存在着人情上的“給予”與“虧欠”關係。正因此，熟人社會構成了一個“自己人”的社會，即“親密社羣”。沒有這種“虧欠”，作為親密社羣的熟人社會也就不復存在。

由於人情關係中存在“給予”與“虧欠”結構，一方就可以在特定事項、範圍和領域內支配對方；由於人情中的這種“給予”與“虧欠”是相互的，因此雙方互相享有支配力；由於人情的“虧欠”無法獲得徹底清算，因此雙方的這種支配力是持久的；由於熟人社會中每個人與其他人都有人情關係，因此人與人之間存在長久的權力關係。所以熟人社會其實就是一張微觀權力關係網，甚至可以説，是一張沒有主體的微觀權力之網。其間權力高度彌散，每個人都不過是權力的作用點而已。這張微觀權力關係網維繫着熟人社會的秩序生產。

在人情關係的具體場景中，人們該如何行為，不僅涉及處理兩個人之間的人情關係，還涉及在熟人社會中如何處理人情關係的規範。熟人社會中的每個人既是人情規範的實踐者、承擔者，也是監督者；既是人情關係的主體，也是人情規範的主體；既受人情關係中另一方的權力支配，也受人情規範的支配。熟人社會的人情機制是一個不斷自我執行和規訓，同時也通過自我規訓來規訓他人的機制。通過這種規訓，將村莊整合成了親密社羣。

人情禮俗制度化

“人情”最原本的含義是人天然自發的感情和性情，它隨心所欲而沒有節制，因此必須在建立社會義理的目標下對人情進行規範，使人情完成從自然性向社會性的轉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這種轉化的標誌就是禮制的出現。

在儒家的社會秩序建構中，“禮”用來連接天人之間的關係。天地萬物運行的規律被稱為“理”，它是自然規律，人不能改變，只能服從。在連接天人關係過程中，聖王承天道而制禮，即以天的名義來規範人情。在儒家看來，只要人情能夠順應天意，情感表達達到中和境界，天地萬物就運行不悖、秩序井然了。

禮對情的規範，體現了儒家對中國傳統社會秩序的思考與建構，在功能上符合傳統社會的需要。中國傳統社會是農耕社會，生產生活的自然風險和社會風險都非常高，高度依賴於人們的相互合作。儒家因此極端重視家庭倫理和家族倫理。禮制對家庭、家族關係的建構，實際上是對人們家庭關係中自然感情的禮俗制度化，其目的在於維護堅固的羣聚共同體。因為自然情感的延伸有限，無法構成共同體的堅固基礎。不過，這種人情的禮俗化，並非對所有關係中的情感一視同仁，而是更加強調父子之愛和兄弟之愛，輕視夫婦之愛。

儒家強調小型社會（宗族）認同的方式提供了想象和建構大型社會（“國”/“天下”）的通道。一是要求人們推己及人，使家庭情感普遍化；二是藉助家庭關係來想象各種政治關係，用父子類比君臣，用兄弟類比同僚，用婚姻來建構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因此，禮也就在人情的基礎上打通了家國關係，將家族內的結構形態、關係模式及行為準則推及到家族之外的社會組織中，使家國同構、家國一體。

儒家通過禮對社會秩序進行建構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禮對人情的規範過程，也就是人情禮俗化過程。之後，熟人社會中的人情就不單是自然情感，而與禮俗渾然一體。禮俗社會因此可以説是人情社會，人情也因此構成了鄉土熟人社會的基本思維方式。

鄉土邏輯歧視陌生人

在人情禮俗化的熟人社會中，人們的行為是圍繞着人情關係展開的，行動準則是人情規範，這種人情取向的行動規律可以稱為鄉土邏輯。

當人們在儒家建構的社會秩序理論支配下，用禮俗化的“人情”來思考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關係時，由於不同關係中應然的“情分”、“情義”是不同的，因此實然的“情誼”也應該有所不同。個人與家人之間的情分是“只有今生，沒有來世”，因此必須講“親情”，“有情有義”；個人與熟人之間的情分是“大家鄉里鄉親的，低頭不見抬頭見”，所以必須講“人情”，講“面子”；個人與陌生人之間沒有情分或僅有“見面之情”、“一面之緣”，因此可以什麼都不講。概括來説，“人情取向的鄉土邏輯”至少包括以下四方面內容。

一是熟人之間的“情面原則”，它是從熟悉和親密關係中生發出來的一種處事原則。它要求人們待人接物、處理關係時，顧及人情和麪子。其中的“權利”和“義務”在長時間的互動中追求互惠平衡，而在每一次互動中講究互讓，並不要求平衡，也就是日常互讓、長期互惠。

二是情面原則衍生出的“不走極端原則”。人們不僅僅要講人情、顧面子，還要在情與理髮生衝突時，不能“認死理”。這就要求人們首先按照人情決定自己的具體行為，在情理法衝突時，援情略法，情在理先。否則，再怎麼佔理也是“不近人情”，不具有正當性。

三是情面原則衍生出的對待陌生人的“歧視原則”。在熟人社會中，人們區分對待熟人與陌生人兩種不同的社會關係。與對待熟人不同，對待陌生人顯得非常無情。歧視、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脅作為交涉手段、漠視陌生人的利益、偏袒熟人和本地人，都是普遍的和具有正當性的做法。

四是情面原則衍生出的“鄉情原則”。“落葉歸根”的鄉情是人情的延伸，這種以故土為精神歸屬的鄉土習性，就是“鄉情原則”。離開熟人社會的精英仍然受人情機制規訓。他們關心村莊越多，在村莊的地位就越高，名聲也越好。鄉情原則維繫着鄉土中國的生態平衡，實現城鄉社會的有機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