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武：官媒只能跟着小報跑嗎？

【觀察者按】正當海外媒體亂像激起各國政府和民眾憤怒之時，國內媒體亂像依舊。著名媒體人可以在微博上胡言亂語，不顧底線。難怪方舟子嘲諷説：中國媒體人最幸福，因為在美國，媒體人只要發表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就會被解職。近日有不少網友對此表示不能理解，做了各種各樣的猜測，有些猜測亦有簡單化之嫌。為此，本站編髮媒體人蕭武數月前的文章，對媒體的現狀有較深刻的分析和把握。

【原文】

宜黃事件中值得反思的地方頗多，但最讓人感到驚奇的還是得數媒體。不僅是市場化的大眾媒體不分青紅皂白對着宜黃地方政府一通狂轟濫炸，還有新華社、《人民日報》這樣的官方媒體在第一時間對“宜黃慧昌”的口誅筆伐。

之所以説讓人感到驚奇，是因為在這起事件中，官方媒體與市場化媒體是完全錯位的。市場化媒體對宜黃的猛烈炮火倒是完全在意料之中，毫無值得驚訝之處，而一向被視為政府喉舌的官方媒體也對“宜黃慧昌”口誅筆伐，與市場化媒體完全站在同一個戰線上，就讓人大跌眼鏡了。這是其一。

如果説，在各地的市場化媒體面前，“宜黃慧昌”無論幹部級別高低，畢竟都還是幹部，還算是政府的人，處於強勢地位，而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這樣一貫被基層幹部視為代表中央的聲音的媒體面前，“宜黃慧昌”自然是小人物。以前市場化媒體以批評政府為有勇氣、有膽魄的象徵，只要是敢批評政府，批評的級別越高，影響力就越大，廣告收入也就越高。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只要是官方媒體上提倡、鼓勵的，在大眾媒體上往往是出於反面位置的，不是被批評就是被調侃。但這次在批評“宜黃慧昌”的時候，卻是官方媒體搶在市場化媒體之前了，而且聲音完全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説，官方媒體的口氣要比市場化媒體更加嚴厲。這是其二。

還有其三。按照中國媒體的分類，現在的市場化媒體多數都可以算作以前的都市類媒體的衍生品，主要受眾羣為城市居民，內容也多以茶餘飯後、家長裏短為主，政治問題一般都交給各級負有政治責任的官方媒體去了。也就是説，按照原來的分工，合理的格局應該是，官方媒體講政治，市場化媒體搞娛樂休閒。雖然後來市場化媒體越來越政治化，但始終將官方媒體視為政治上的對手，即便是市場化媒體自身正在批評的東西，一旦看到官方媒體也批評了，就會轉到保護和辯解的立場上去。但在這次的宜黃事件中，官方媒體與市場化媒體完全合流了，官方媒體打頭，市場化媒體緊隨其後，對“宜黃慧昌”的“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的觀點狂轟濫炸了足足有一個月還不肯罷休。

宜黃事件本身的事實其實是非常清楚的，即作為拆遷方的釘子户鍾家漫天要價，以自焚為手段與政府進行博弈，玩火自焚，最後導致意外事故。但在關於此事的報道中，幾乎沒有媒體真正尊重過事實，而是將報道的重點集中在政府如何威逼利誘鍾家拆遷。在媒體上出現的鐘家人，完全是一副維權英雄的樣子。至於整個事件的是非曲直，則無人問津。連當地政府為了對媒體表示溝通的誠意，安排人員陪同記者採訪，都被媒體理解為當地政府對他們採訪的監視。鍾家要進京上訪，當地政府主要領導為防止事態繼續擴大，趕到機場勸説，在媒體報道的時候，也成了“堵截”，但當時政府並未採取任何強制措施，如何能算得上堵截呢？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對媒體和公眾輿論時的公關處境自然十分困窘。一方面是他們釋放出的任何善意都會被媒體有意歪曲，一方面他們又苦於有理無處説。在這種情況下，“宜黃慧昌”的出現可謂是一個重要的變數。因為這位匿名的基層幹部並未以公職身份對此事發表看法，而是以匿名的形式就此寫了一篇長達近萬字的文章，相對比較完整、客觀、理性地闡述了此事的真相及當地羣眾對此次拆遷的主要看法。但他十分錯誤地選擇了向“財新網”投稿。同樣，財新網並未把他的這篇文章當做一次善意的溝通，不僅沒有“同情地理解”他的處境，反而在編輯刊發時將該文中的“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單獨摘出，作為全文的標題。而此後圍繞這篇文章所進行的討論全部是對這句話的聲討，對於拆遷的是非曲直甚至連宜黃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都沒有進行討論。在如此強大的輿論攻勢之下，“宜黃慧昌”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的計劃也“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而被迫取消。

在這種情況下，一貫被視為“黨和政府喉舌”的官方媒體，尤其是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這樣高級別的中央級媒體，不僅沒有為宜黃慧昌這樣的基層幹部提供一個起碼的説理的平台，反而率先聲討，向當地政府施壓，就不僅是缺乏政治敏感性，而且是沒有最基本的是非感了。

看起來，這些中央媒體能夠批判宜黃慧昌這樣的謬論，好像是站在人民羣眾的立場上了。在與大眾媒體爭奪讀者上，似乎也搶了一次先機。但他們似乎忘記了，中央級媒體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大眾化媒體，至今仍能保持着事業單位體制，就在於他們承擔者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功能。而這功能的最基本體現，當然就是在面對拆遷這樣的問題的時候，不是簡單地站在地方政府那邊，也不是站在老百姓的訴求這邊，而是應當將問題的真相擺出來，提供一個雙方能夠在公眾視野的監督之下進行正常的交流甚至辯論的平台。如果像大眾媒體那樣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鼓勵羣眾與政府對抗，壓制公平公開的辯論，那還要官方媒體何用呢？

用汪暉的話説，中央級媒體如此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現，其實就是去政治化的表現。正如施密特所言，政治的首要任務是分清敵我。大眾媒體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經很清晰地將官方媒體定義為自己政治上的對手，而官方媒體似乎卻並沒有這樣的認識，至少是並不認為在爭奪受眾的信任方面，他們是完全對立的。

因為，在自以為代表“民意”的大眾媒體眼裏，官方媒體本身也是政府的一部分，對官方媒體的批評也就是對政府的批評。而敢不敢批評政府，在媒體行業裏面一向被視為是不是“有新聞理想”的最主要衡量標準。也正是因此，大眾媒體在面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時候，往往是與官方媒體的立場尖鋭對立的。正是在這樣社會公眾與政府的二元對立結構裏，大眾媒體的政治性越來越強，越來越將自己視為公共利益和民意的代言人乃至維護者，並且聲言媒體對政府的監督要成為“第四種權力”。

在面對類似拆遷這樣的維權案例時，大眾媒體是以高度政治化的態度介入的。在類似的案例中，媒體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政府與個體權利的衝突。按照一般人的思維慣性，在這樣的衝突中，政府自然是強勢的，而維權方則處於弱勢。所以，在介入這樣的案例時，媒體都自認為自己是站在弱者一邊的，是在維護公民權利，尤其是私有財產不受公共權力的侵害。所以，在這種的新聞操作案例中，政府的形象越是顢頇、蠻橫、不講理，維權方越是無助、勇敢、堅定，越是符合一般受眾對政府的想象，也就越容易被受眾認為是“真實”的。而像宜黃事件中的鐘家這樣漫天要價政府無法滿足的事實，當然不符合一般社會公眾對維權方的想象。如果社會公眾知道政府在採取強制措施之前，實際上已經提出了高於其他拆遷户的談判條件，他們對鍾家的同情當然會大打折扣，對政府當然也就沒有那麼厭惡了。而對媒體來説，如果政府能夠得到大多數公共輿論的信任，他們的存在空間當然就會越小。正是因為公共輿論對政府根深蒂固的懷疑和不信任，才使得媒體表面上的“獨立”顯得格外具有吸引力。

正是因此，至今在網上流傳甚廣的村幹部形象，仍然是一副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的樣子，但媒體從來沒有認真調查過的卻是，在更多的地方，農民對村幹部的不滿不再是以前那樣仇視了，而是抱怨其無所作為，既不能組織村民興建和維護公共設施，也不能帶領大家齊心協力奔小康。類似的案例還有近期發生在浙江温州的錢雲會案，媒體幾乎運用了一切手段來證明當地政府謀殺了錢雲會，但即使是由諸多“網絡意見領袖”組織的“公民觀察團”到當地調查取證，得到的信息也未能證明這一結果，媒體堅持不懈地將問題複雜化，硬要將一起交通事故描述為故意謀殺。更早些時候發生在河北的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方在回答治安人員提問時回答了一句“我爸是李剛”，這本是一個毫無惡意的回答，僅僅是讓人與其父李剛聯繫，讓其到現場處理善後事宜，但媒體硬是將之描述為肇事方仗勢欺人的惡性事件，從而使“我爸是李剛”成為2010年著名的網絡語言之一。

媒體難道不知道真相嗎？他們難道不知道新聞的第一要素是真實嗎？當然不會。但他們要的真實不是新聞事件本身的真相，而是符合受眾預期的真相。任何一個新聞，只有被硬生生地置入政府與社會公眾對立的二元結構之中，才能夠獲得巨大的社會反響，從而成為公共事件。只有這樣能夠獲得高度社會關注的新聞，才能使媒體得到更多的社會關注，也就是更大的影響力，而更高的影響力對媒體而言，就意味着更多的媒體收入。

此外，還需要提到的一點是，目前在大眾媒體裏供職的採編人員大部分是曾被廣泛認為是“垮掉的一代”的“80後”一代。當他們在大學裏接受教育的時候，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私有化、市場、法治這些充滿着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色彩的概念充塞着大學校園的每一個角落，他們在現實中遭遇的諸多社會問題也常常被他們以這套邏輯簡單化處理，從而歸罪為政府和體制。所以，他們本身無論是否關心政治、是否有政治抱負，但他們都有一個潛在的預設，即“政府是不能相信的”。這樣的預設也會對他們的新聞採訪和寫作帶來重要影響。而且，當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很可能並不認為自己歪曲了事實，而是認為自己在履行媒體天賦的質疑和監督政府的權利。許多人在這個過程中，能夠獲得一種前所未有的崇高感、神聖感。但他們忘記了的是，他們的社會生活經驗還太簡單，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現實瞭解得還太少，許多事情的複雜性是不能以這套簡單的邏輯解釋的。比如拆遷這樣的事情，他們也許還沒有搞清楚，自焚對維權方來説，大多數情況下都只是一種博弈手段，而不是走投無路的自決。這樣，本來十分複雜的拆遷户與地方政府的博弈，就被媒體理解並剪裁為簡單的正義的維權和非正義的強拆，並因此連拆遷也一併否定了。

同時，近十年來，中國媒體體系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大量市場化媒體即都市類、消費類媒體的出現。在此之前，大多數媒體都是官方化或半官方化的，是在體制內的。而近十年來，由於文化傳媒體制改革逐步推進，對媒體的監管大幅度調整，從而誕生了大量的市場化媒體。這些媒體的基本特點有二：一是完全以市場為導向，二是吸納了大量的“邊緣知識分子”。這樣，市場化媒體的一個集體無意識的現象就是具有比較寬泛意義上的意識形態，而且是高度同質化的。因此，在面對一些公共議題的時候，社會公眾在不同媒體上看到的往往是立場、觀點幾乎完全雷同的報道，而且容不得與自己觀點不同的意見，看到不同意見就馬上將其視為“走狗”、“五毛”。

在此基礎上，就形成了一個貌似開放實際上十分封閉的“媒體圈”，或者用學術化一點的説法，就是媒體人的共同體。網絡時代的到來，使這個共同體的聯繫更加方便，從而聯繫得更加緊密。實際上，反過來看，在網絡上這種虛擬的平等的空間裏，媒體採編人員大量參與公共話題辯論，使他們失去了以第三方立場觀察和報道的獨立性。更糟糕的是，他們往往會利用職務之便，將自己的觀點滲入其採編過程，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他們原有的立場。從這個意義上説，網絡時代的到來，表面上看似乎媒體變得更加開放，但實際上是在損傷媒體的獨立性和開放性，使媒體的公共性大大減弱了。與此相應，媒體的政治性則大大加強。也就是説，他們更加自覺地維護被當成媒體人共同體的共識的意識形態，而很少檢討這種意識形態自身的缺陷及邊界，從而成為一個高度同質化的政治共同體。

也因此，媒體上的聲音與普通社會公眾的看法完全相背離的現象越來越多。最典型的莫過於對央視春晚的評價，尤其是對趙本山的節目的評價。近十年來，幾乎趙本山在央視春晚每一年的亮相都會遭到媒體惡評，但在通過短信平台、郵寄方式等多種方式推選的最受歡迎的節目卻連續多年都是趙本山的節目。媒體總是傾向於習慣性地將這種情況解釋為央視造假，但他們從未反思過的是，他們的審美觀、娛樂趣味和視聽感受已經越來越脱離於普通社會公眾。因為趙本山的節目不是為媒體和知識分子量身打造的，而是為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至今仍占人口絕大多數中國農民量身打造的，媒體和知識分子不喜歡，不代表普通老百姓不喜歡。他們從未在類似事例中反思過，他們與真正的民意之間的脱節正在日趨嚴重。

而在類似宜黃事件這樣的維權案例中，媒體也沒有反思過，當他們自以為反映了民意的時候，實際上他們沒有發現維權方的真正訴求，也沒有弄清楚衝突雙方的真正分歧，就做了簡單而武斷的是非評斷。這樣的評斷不僅無助於化解矛盾，使糾紛圓滿解決，而且在更多情況下會激化雙方的衝突，導致悲劇性結果。這樣做也許能夠實現短期利益最大化，但從長遠來看，傷害的是媒體自身的公共性，而媒體的公共性對媒體人念茲在茲的公民社會的建設發揮着關鍵作用。媒體沒有公共性，沒有社會公眾就一個公共話題或議題進行理性、建設性的討論的平台，公民社會的建設也無從談起。

在這樣的現實環境裏，官方媒體仍然懵懂地將自己視為一般性的媒體，未免太傻太天真了點。在類似宜黃事件這樣的公共話題中，官方媒體的用意或許是與大眾媒體握手言歡，以示“我們也是媒體，我們是在一個戰壕裏的”，但對大眾媒體而言，這隻能被當成一次他們在政治上的勝利。類似的事情如果反覆上演，可以預料的結果就是官方媒體完全失去公共影響力和政治上的領導權。因為，對受眾而言，官方媒體就是官方媒體，大眾媒體就是大眾媒體，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即使官方媒體使用大眾媒體的語言，表達大眾媒體的觀點，仍舊不會被當成官方媒體變得更加貼近老百姓，而是會被當成大眾媒體的邏輯、語言和觀點的勝利。具體到宜黃事件來説，最後的結果就是地方政府不敢再為拆遷辯護，縮手縮腳，畏首畏尾，謹小慎微，循規蹈矩，無所作為。

所以，在今天的輿論環境和傳媒體系之下，官方媒體如果説還有存在的必要，恰恰不在於順着大眾媒體的立場和觀點去講，而是應該有其獨特的語言和立場，在必要的時候敢於站出來澄清事實，甚至為基層幹部和大眾媒體之間的辯論提供公共平台，使雙方都能更好地理解對方，探討更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比如説宜黃事件中的宜黃慧昌這樣的基層幹部，能夠有對方有平台發出自己的聲音，讓公眾能夠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尤其是在今天大眾媒體上已經越來越不尊重新聞事實，民粹化傾向越來越嚴重，完全按照受眾的預期去剪裁、編輯新聞的時候，官方媒體更應該發揮正本清源、澄清事實、講清楚道理的功能，以此來引導輿論朝着健康、和諧的方向發展，而不是繼續向目前的民粹化、娛樂化傾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