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資深編輯與歐洲媒體激辯中國問題

【觀察者按】：此文是《環球時報》資深編輯王文9月14日在奧地利總理府“中奧媒體研討會”上的發言，根據研討會後錄音整理而成。觀察者在王文的微博上看到就此次活動説的一段話，比較中肯，可以作為本文的一個註腳：

“在奧地利總理府，我做了15分鐘的發言，引來了幾個具有挑釁性的提問。參會後的總結：一是歐洲人有優越感，有時也傲慢；二是中國的確有不少讓人挑得毛病，需要繼續艱苦前進；三是國家要強大，否則在外就會被人欺。”

【原文】

各位來賓，大家好！

今天上午雙方几位嘉賓的交流非常坦誠，讓我受益匪淺，更促使我想就上午已有的話題做一些個人的回應。所以，我不想再講先前準備的演講稿，而是即興地講一講歐洲媒體應該有的中國觀問題。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原先準備的發言，可以翻閲研討會的手冊。（掌聲）

這是我第一次來奧地利，心情非常激動。為什麼那麼興奮呢？因為在我眼裏，奧地利是一個充滿浪漫、文明與古典氣息的國度，而不僅僅像剛才Vospernik女士（奧地利國家電視一台新聞部主任）説的，“奧地利在中國人眼裏只是一個陳舊的博物館”。我的這種想法可以代表着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對奧地利的積極看法，事實上，中國人對整個歐洲的看法都相當積極。據相關調查，74.1%的中國人對歐洲持積極態度，這大大高於對美國持積極態度的59.9%。這樣的好感與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正好相反，像上午有位同行所説，歐洲幾乎半數以上的國民對中國的印象都是負面的。

大家知道，國民對外國的印象大多來自於媒體。中國對歐洲的印象遠遠好於歐洲對中國的印象，除了歐洲可能整體上要比中國發達以外，我想，中國媒體的貢獻是非常大的。至少可以説，中國媒體對中歐關係積極發展的貢獻，要遠遠高於歐洲媒體的貢獻。

或許我的奧地利同行會像剛才的邏輯那樣批評我，那是因為你們中國媒體太聽政府的話了。我覺得，這樣的論證不對。因為讓中歐關係好，不只是政府的願望，也是兩國民眾的願望，兩國企業界的願望，是兩國社會絕大多數人的願望。所以，剛才有奧地利同行説，歐洲媒體主要報道劉-曉-波、艾-未-未等中國人權的負面新聞是對媒體本身良心的追求，我想説的是，媒體的對外報道不僅要追求媒體的利益，更要追求社會與公眾的利益。

為什麼要追求社會與公眾利益呢？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大家還記得2008年4月7日的事嗎？那一天，北京奧運火炬在巴黎傳遞，但巴黎警方並沒有保護好火炬，反而縱容“藏獨”、對華不友好人士破壞火炬傳遞，法國媒體還藉機再批評中國人權，我記得第二天法國某報還發了社評 “北京扇了自己一個耳光”。這種將體育政治化的報道大大刺激了中國社會主辦百年奧運的民族自豪感。結果那一年，北京、上海等地掀起了抵制家樂福的運動，中法關係一落千丈，法國從中國人“最喜歡國家”變成了“最不喜歡的國家”，中國赴法的旅遊量也大大下降，法國政府急忙花巨資做廣告彌補兩國關係。我説這個案例的意思是，媒體對外不負責的報道，最終的受害者還是本國民眾。

那麼歐洲媒體到底該怎樣報道中國呢？我想首先要有一個全面的、均衡的中國觀。對此，我想講三點：

第一，中國是一個急速變化的國家。我説的是“急速”，還不僅僅是“快速”。有位美國學者曾計算過，在中國一年的變化等於美國的3.5年，等於在歐洲的5年。如此急速的變化當然會有許多問題。我常與我的學生們説，中國什麼都缺，就是不缺問題。（笑）但另一方面，急速的變化使歐洲人對中國的瞭解遠遠落後於中國的現實。就以剛才我的奧地利同行説的“新聞審查”為例，我認為您用這個詞很容易讓人想到蘇聯時期的新聞審查制度，但現在中國媒體的發展已經遠遠不是蘇聯時期能媲美的。大家知道中國有多少媒體嗎？按我的記憶，中國有1954家報紙、有8900多家雜誌、有2000多家電視台與電台，有190萬網站，更有2億微博用户，如此蓬勃發展的媒體數量與政府的關係，又怎麼可以用“審查”二字簡單地概述呢？

第二，中國是非常複雜的國家。比如，Vospernik女士剛才説，劉-曉-波事件時，中國媒體沒有一家做了報道。我想告訴您，據我的記憶，從10月8日和平獎公佈到12月10日和平獎頒獎，環球時報至少做了74篇報道，光我與同事寫的社評或評論就有幾十篇。再比如，剛才有奧地利同行説，你們專注於報道艾-未-未、劉-曉-波是尊重客觀事實的報道，的確，從事件本身來説，那是事實。而且我還要告訴你們的是，像劉曉波這樣的反對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還有幾百人、幾千人甚至上萬人，他們都在中國生活着。他們人數很多嗎？是很多，但是相比於13億的國民，他們人數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你們報道中國的篇幅都給了他們，而不去報道中國社會的多元化，結果造成了中國人民都是反黨的，中國政府在壓制老百姓的整體印象，這樣的報道又怎能是真實呢？

第三，中國是極其龐大的國家。有多龐大呢？我打個比喻吧。中國的13億人口是西歐、美國再加非洲人口的總和。中國有的城市像美國、歐洲那樣富，有的像非洲某些國家那樣窮，但歐洲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有時只報道“像美國的中國”，有時只報道“像非洲的中國”，結果往往會以偏概全。再舉個例子，中國13億人口是西方世界30多個國家人口的總和，中國的30多年現代化就相當於把整個西方世界300多年的現代化之路再走一遍，這是多麼艱難的道路啊。這條路我們還沒有走完，但我們努力在走。

最後我想説，中國崛起改變了西方社會科學的尺度與容量。過去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取樣(sample)太小了，都是一些噸量比較小的國家，比如，法國在西方世界是一個規模較大的國家，但放在中國，人口與面積都只是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我並不是想批評歐洲太小，我想説的是，歐洲必須要改變與擴大對中國的看法，要重新研究中國，確立全面的中國觀。

謝謝大家。（掌聲）

提問與互動：

Vospernik女士（奧地利國家電視一台新聞部主任）：剛才我説的中國媒體沒有報道和平獎的事，當然除了你們《環球時報》以外，但是我想説的是，中國政府想封鎖這個消息，卻又讓一些媒體大肆報道這個消息，結果反而還增加了和平獎與劉本人的知名度。我覺得，這種做法相當地愚蠢與拙笨。你不覺得嗎？（掌聲）

王文：我不是官員，沒有義務為政府辯護。但我想説的是，中國的現代化與中國媒體都很年輕，對於如何處理與報道像劉這樣的異見人士，我們缺乏應有的經驗。當時我們《環球時報》的社評是大致這樣寫的：達-賴、劉-曉-波是僅有的獲得和平獎的中國人，他們都用自己的方式去衝擊中國社會，但他們的方式與中國社會所需要的內容方向不符。我想，這是我們的一句真心話，是中國社會真實的反映。（掌聲）至於對異見人士有沒有更好的處理方式，有沒有更有力量的做法，我們想，我們的確需要向西方國家學習。

Martin Sajdik（奧地利駐華大使）：你剛才説到中國人對奧地利的印象好，我為我本人的工作成效感到自豪。但是你們環球時報有時的報道也並不是那麼友好。比如某一期對奧地利的報道，造成的影響非常惡劣。我還給你們編輯部去了信，結果你們並沒有發表我的信，我想，你們應該登我的信件。如果你們能登，那麼才真説明中國與世界變化了。為什麼不能給奧地利與中國以外的世界這樣的機會呢？為什麼不登我的信件呢？（掌聲）

王文：大使先生，謝謝您的支持與投稿。我們願意登全世界任何一位政要的稿件，比如，上週我們就登了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文章。但是，選擇怎樣的稿件刊登，每家報紙都有自己的標準，斃稿是一家報紙應有的權利。我們斃了您的稿件，我想，問題一定是出在您文章的內容上。（笑聲）另外，我必須要真切地告訴您，不僅您，還是我們國家的外交部及許多部委也向我們投稿，我們不僅斃您的稿件，也經常斃他們的稿件。要刊登怎樣的文章，完全取決於文章內容與我們的標準。

Oleptal（前奧地利國家電視台駐北京首席記者、現奧地利大學漢學教授）：我必須要説，你們為什麼給美國空間，而不能給歐洲同樣的版面空間呢？而且你剛才説中國沒有審查制度，我想你説的不對，你必須承認，你們政府的禁令每天一麻袋一麻袋地向你們媒體傳達，這個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還有，你們的電視台根本就收不到外國的電視，可能五星級酒店有。另外，你們的內部信息太多，許多都是老百姓看不到的，你怎麼解釋？（鼓掌）

Margaretha Kopeinig (主持人)：我想我們的研討會應該到此結束了。

王文：對不起，我想有必要補充最後2分鐘，就2分鐘。

Margaretha：好的，那隻能2分鐘。我們必須午餐了。

王文：謝謝Oleptal先生的批評。關於審查制度，我想你沒有理解我的意思。我認為，“審查”來形容中國當下的新聞制度，並不合適，我認為用“媒體管理”這個詞會更好。至於國家如何管理媒體，我想，各個國家都有所不同。我承認，中國在媒體管理上還有很長遠的進步空間，但你一用“審查”，就會讓人很容易想起蘇聯，這種概括是不確切的，有很強烈的偏見。

我給你舉一個切身的例子吧。我是環球時報這家每天有近千萬讀者的評論版的籤付印人，我要告訴你的是，除了我在報社的領導，沒有人命令我和編輯們每天必須上什麼稿子，也沒有官員天天坐在我們辦公室審查我們的稿件。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你必須尊重。當然，中國媒體、社會與政府的關係，還要有很長時間來理順，但與你所理解的蘇聯審查遠遠不一樣。

關於給歐洲國家的評論版面空間，我們是有的。前不久我們還登了英國首相卡梅倫的文章，也登了英國外交大臣的文章。還是那句話，登與不登在於文章本身。另外，關於內部信息，我想每個國家都會有，差別只在多與少。中國當然有很多，但我相信會越來越少，請給中國更多的時間。再次感謝您。（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