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如何拯救經濟？

看到2007年開始的經濟衰退還在持續，每個人的腦海裏都有一個明顯的問題：為什麼？除非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這次危機的原因，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拿出有效的復甦戰略。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兩者都沒能做到。

我們被告知這是一場金融危機，因此大西洋兩岸的政府均把注意力集中在銀行上。政府表示刺激計劃是暫時緩解問題的補救方法，直到金融部門復甦和私人貸款重現活力才可以撤銷。但是，銀行利潤和花紅早已恢復，貸款卻沒有復甦——儘管長期和短期利率皆已創新低。

銀行聲稱貸款依然受到缺乏信譽良好貸款人的約束，而後者又是拜萎靡的經濟所賜。關鍵數據顯示，銀行這麼説並不是全無道理。畢竟，大企業手握數萬億美元現金，因此錢並不是讓它們不願投資和僱用工人的原因。但是，有些或可能是很多小企業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它們因為缺乏資金而無法增長，不少還被迫縮小規模。

為何美國經濟難以復甦

然而，總的來説，商業投資——建築業除外——佔GDP的比重已經回到了10％（危機前是10.6％）。在房地產業存在大量過剩產能的情況下，不管我們對銀行業實行什麼措施，信心都不可能迅速恢復到危機前水平。

愚蠢的去監管化政策，讓金融領域得以隨心所欲，並犯下不可原諒的魯莽錯誤。這顯然是引爆危機的主因。殘留的房地產業產能過剩和家庭過度負債問題，讓復甦難上加難。

但美國經濟在危機前就已經非常疲軟，只是被房地產泡沫掩蓋了。如果沒有泡沫支持的消費，總需求就會出現嚴重的不足。相反的，個人儲蓄率跌至1％，而且收入較低的80％美國人每年的消費額是他們收入的約110％。即使金融領域完全恢復元氣，即使這些揮霍無度的美國人還沒有領悟到儲蓄的重要性，他們的消費也將被限制在收入的100％。因此，任何關於消費者“捲土重來”的説法——即使是在去槓桿化後——都是痴人説夢。

修復金融領域是經濟復甦的必要條件，但卻不是足夠的條件。要明白我們需要採取什麼行動，就必須理解經濟在危機來襲前存在什麼問題。

首先，美國和全世界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製造業生產力的急速上升超過了需求的增加，這意味着製造業就業量的下滑。勞動力必須轉移到服務業。

這一問題與20世紀初出現的問題非常相似。當時，農業生產力的快速增長將勞動力從農村驅逐到城鎮製造業中心。農業收入在1929-1932年間下降了超過50％，你可能會認為這會導致大規模“遷移”。但工人卻被“困”在農業領域：他們沒有遷徙的資源，下滑的收入也大大惡化了總需求，導致城鎮／製造業的失業率也飆升。

對美國和歐洲來説，勞動力必須脱離製造業的問題因為“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轉變而變得更復雜了：不僅全球製造業職位的總數受到侷限，而且其中美歐國內製造業職位所佔的比重也越來越小。

全球化是造成第二個主要問題——貧富日益懸殊——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收入從會用來消費的人那裏轉移到不會用來消費的人手中，拉低了總需求。同理，能源價格上漲把購買力從美國和歐洲轉移到原油出口國。這些國家意識到能源價格的波動性，自然會將大量收入儲蓄起來。

新興經濟體囤積儲備的問題

造成全球總需求疲軟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新興市場囤積了大量的外匯儲備——部分原因是1997-98年東亞危機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處理不當。東亞國家認定，沒有儲備就會有失去經濟主權的危險。很多人説“絕不能一錯再錯”。但是，囤積儲備——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當前的外匯儲備約為7.6萬億美元——固然能夠保護它們，進入儲備的錢卻是沒有用來消費的錢。

眼下，能夠做些什麼來解決這些根本的問題呢？先説最後一個問題吧。積累了大量儲備的國家能夠更好地抵禦經濟危機，因此，它們有很好的理由進一步囤積儲備。

同樣的，儘管銀行家已經重新獲得花紅，但員工的工資和工時仍然在減少，這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此外，美國也還沒能擺脱對原油的依賴。今年夏天，原油價格再次回到每桶超過100美元的價格——現在也維持在高水平——錢又一次流向了原油出口國。而發達經濟體的結構調整，也就是説必須讓勞動力脱離傳統製造業，卻進行得十分緩慢。

政府在為人民需要的服務如教育和醫療提供資金上扮演着中心角色。而政府資助的教育和培訓對重建歐洲和美國的競爭力尤其關鍵。但歐洲和美國都選擇了財政緊縮，這無疑將使經濟轉型的進程變緩。

解決全球經濟問題必須對症下藥：一是以促進結構調整、幫助推動節能和消除不平等為目標的大規模政府支出；二是能為囤積儲備創造替代方案的全球金融體系改革。

世界領導人——及投票支持他們的選民——最終會認識到這一點。隨着增長前景的繼續惡化，他們將別無選擇。但在此期間我們還要忍受多少痛苦？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