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量化的世界
紐約人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從未上過經濟學的相關課程，他大學攻讀的專業是文學和哲學，拿到了英語文學碩士學位。然而，正是他和上司、標準普爾全球主權評級主管比爾斯，以及副手、美加地區分析師尼古拉斯萬一起，締造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美國債信評級下調大戲。 這幕大戲意味深遠，背景複雜，它顯示瞭如此一幕景象：我們身處的世界，是一個徹底突破了“經典力學”框架的“量子時代”，是一個難以量化的世界，難以預測的世界。任何原本被視為穩定或者線性的結構，被視為難以撼動的準則，都隨時可能像巍然保持了百年AAA級信用的美國國債一樣，轟然破碎，而直接締造這種破碎的，不再是拿破崙或者希特勒，而是錢伯斯這樣不會在史冊上留下記號的人物。 沙堆與夢蝶 1998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韓國伸出援手，歐元計劃提出快一年，道瓊斯指數創出新高，債權利差變得越來越小，亞洲金融危機看起來已經過去，市場一片安寧祥和氣象。 當時聲名赫赫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的發言人帶着得意之情向外界描述：根據他們的模型，該公司管理的資本，無論如何不會在單日內虧損4500萬美元，而一個月內虧掉公司管理資產的40%——也就是能立即導致清盤的風險——為10個西格瑪事件。用通俗的説法就是：地球被小行星撞擊毀滅的概率也大於這家公司清盤的概率。 然而，事實是，7個月之後，LTCM一天就虧掉了5.53億美元，並在一個月內損失了近三分之一的淨值！ 這是一個標誌，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正是從那個時代起，因為金融市場鏈接、互聯網、洲際貿易、國際分工合作、文化和宗教衝突等等因素，合成了一個充斥着“肥尾”和“沙堆”的世界。這也是一個難以用經典政治經濟框架來預測的世界，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都不曾預料到的世界。 事實上，以今天的眼光倒視之，那些締造出次貸危機和美債危機的華爾街量化交易程序，無論從理論框架、模型演進，乃至潰敗的步調，都未跨出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陰影。因為，他們都在沿用一個共同的思維：用一部分精英人類的理論和計算手段，量化並預估這個世界的變動，從而把握並獲得穩定的利益。所以，他們的共同結局是，收穫了一坨坨大小不一的“黑天鵝”。 今天的世界跳出了種種預設的時空和邏輯框架，這是喬舒亞·雷默在《不可思議的年代》裏的核心觀點，也是我們觀察最近一系列事件的最佳出發點。這一系列事件包括而不僅限於：標普大戰美國政府；挪威殺人狂激進作案；英國突發羣體性癲狂騷亂；歐元區三個和尚沒水喝瀕臨崩盤等等。 正如《不可思議的年代》所説：20世紀科學研究的經歷就是不斷地失去確定性。很多事物都從真實的、機械的、客觀的、確定的，變成了虛幻的、不可預期的、主觀的、相互影響的。 這種感覺讓我們時常體會到一絲莊周夢蝶的感覺：每當感覺到已經窮盡了某個事態的全部變化時，突然發現，這只不過是剛開了個頭而已。而每個事態都會有雷默描述的“沙堆現象”，即看上去每增加一粒沙子，對沙堆都毫無影響，但總有那麼一粒沙子，會讓整個系統轟然崩潰。 越地震，越要着地 我在新浪微博和知乎上都創建了以財經觀察為特色的賬號，故此在美債評級下調後的數日，不斷收到一些讀者的詢問，大多數關心這個問題的人都對兩個現象感到好奇：第一，為什麼美國國債的評級下調，會讓中國股市跌那麼多？第二，為什麼美國國債出了問題，美國有可能重開印鈔機，中國還要持有甚至繼續買入美國國債呢？ 這並非技術性的問題，事實上，這是圍繞你採用何種觀察框架展開的問題。假定你用靜態的經典的投資模型來考慮此事件，那麼很簡單，中國股市是被“錯殺”的，中國經濟甚至可能借此崛起稱霸，而中國主權財富管理者應該毫不猶豫地清倉美元。 然而量子式的思考框架是：假定所有的大小經濟體是一列列開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車，它們 大小不一，快慢有序，而作為所有債信評級基礎的美國國債，有着天量的利率互換、保險、抵押以此為基礎展開，它事實上並非一輛特別大的汽車，而是路面！當路面發生抖動，即是地震，當地震來臨，你的第一反應會是什麼？沒錯，是更急迫地讓雙腳踏足地面——越是在基礎不穩定的環境下，基礎的價值就越高。 締造這場地震的源頭更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沙粒”。美國國債近百年來維持AAA級信用等級，標準普爾也是幹了100多年評級的“圈內人”，早非度日如年的莽撞少年了，即便美國在次貸危機後形象受損負債高昂，其實也早就被國際社會默默接受了。標普突然冒出來大戰美國政府，其突變性，不亞於奧巴馬成為首位黑人總統。 更關鍵之處在於，當默默無聞的小人物錢伯斯發佈了這個消息後，儘管美國政府暴怒抵制，克魯格曼 伯南克 巴菲特紛紛公開反駁，卻絲毫不能減緩全球市場的連鎖崩潰。彷彿這正是全球經濟不穩定結構走向倒塌的那粒沙礫，因為，儘管吃夠了苦頭，全球的金融槓桿們依然交織參差互為標的，儘管大家都深知評級機構的不靠譜，為了賺錢，卻依然必須在有限的幾個評級系統中構建金融巴別塔。於是，當地根鬆動，地震不可避免。 這些現象無不印證了“沙堆理論”的描述。當全球的政治經濟生態千絲萬縷地交織，貨幣流動性深深流淌在每個毛孔之中時，沒有任何個人或者組織，有能力抽絲剝繭，看到每個事件會對世界造成何種影響力，因為根本就不能確定，這次堆上去的是否就是那粒要命的沙礫。 美債評級下調，受挫敗最傷的居然不是那些持有美債最多的主權基金，居然直接導致美元的最大競爭對手歐元的瀕臨崩潰，這種傳導機制是經典框架體系內無論如何也不會出現的。 黑人和白人 2010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一份調查顯示，在英國平均每位亞裔被盤查的次數高出白人6.3倍，而黑人更高出26倍。英國著名黑人作家哈維（Darcus Howe）的兒子也被盤查過，他在倫敦發生大規模騷亂事件後接受BBC採訪時，憤怒地宣稱：“這是黑人青年的起義！這些警察和政客，他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何會發生。” 這樣的表達，是否讓人感到很反諷？自從倫敦申奧發生羣體性活動後，英國警方大大加強了保安力量，增加了“截停搜身”（stop-and-search）模式，結果直接導致了托特納姆等地區的白人警察與少數族裔嚴重對立的情緒。同樣的矛盾，我們也屢見不鮮。美國在9·11後加大了全球的反恐活動，投入數千億美元軍事開支後，直接結果就是恐怖組織成員數量增長了數十倍。 在挪威這樣一個人口僅僅500萬的高福利國家，國家為了顯示自己的安定和諧，曾經向一隻企鵝授予軍銜，表示自己不可能參加戰爭，居然發生了聳人聽聞的殺人狂事件。作案者寫了大量博客和推特，聲稱“歐洲獨立”，反對多元文化並存，尤其反對伊斯蘭文化，認為“西方危在旦夕”……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這名兇手屠殺掉的人，絕大部分是白人。甚至連荷蘭極右翼政客維爾德斯都公開評價説：“那個瘋子侮辱了反伊斯蘭化的戰鬥，他既讓人厭惡，也打了全球反伊斯蘭運動一記耳光。” 英國的騷亂和挪威的屠殺，在社會學領域裏揭示的本質也許是一致的：歐洲多年來的福利主義和教條的自由民主的教育滋養了一個數量極大的高度自我為中心的民粹主義羣體。他們對社會不滿不是因為真實貧窮或者被虐待了，而是沒有人能在他們受教育的時候強迫他們自制，強迫他們放棄一部分自我本位來服從這個社會。 當英國的黑人和挪威的白人覺得自己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而且正在被對方侵犯。他們感覺整個世界在動搖，充滿不確定性，充滿了隨時崩潰的危險。而任意一個小小的導火索，都有可能像錢伯斯一樣，導演出一場大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