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聞自由悖論-李希光
作者：李希光 來源：《光明日報》
西方社會歷來將新聞界人物稱之為“無冕之王”，並將他們視為與政府、國會、最高法院配合行動的“第四集團”。這些説法由來已久：它從某種意義上代表了新聞界的能量和地位，作為簡單意義上的“新聞自由”的象徵一直為西方社會津津樂道。建築在理性主義和天賦人權基礎上的西方新聞自由主義理論認為，任何人都有權發表言論，而無需政府的同意；媒體的存在目的是知情、娛樂和銷售商品；媒體的主要責任是幫助發掘真相，做一個監督社會和政府的“看家狗”。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種“自由”一方面被冠以“普遍的”、“全民的”口號，甚至是作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天賦人權”而自吹自擂；另一方面卻由於缺少有效的約束和保障，客觀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令人尷尬的悖論。
新聞自由與保護少數人的權利
西方新聞自由理論認為，新聞與言論的自由體現在多數人的權利、少數人的權利和個人的權利都能獲得保障；在一個民主法制社會里，個人發表意見的權利無需獲得多數人的批准。西方思想家約翰?密爾曾説過，任何企圖壓制他人言論的做法都是對他人重要權利的剝奪。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看到這些理論和觀念卻十分虛弱，不堪一擊。1999年，英國廣播公司駐貝爾格萊德記者約翰?辛普森以“在報道中未能與政府的口徑保持一致”遭到了英國政府的嚴厲批評，被斥為“沒有達到一個老記者‘應有的標準’”。2003年6月5日，《紐約時報》兩名高級主編因報道欺詐醜聞而辭職。非常時期更是採取非常干涉。“無國界記者組織”指責伊拉克戰爭期間駐伊美軍頻頻干涉記者的新聞自由，稱干涉次數之多令人震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資深記者彼得?阿內特“只是説了一些自己的感想”就被公司解僱。2004年1月，美國任命的伊臨管會對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發佈禁令，禁止該台在1月28日至2月27日期間報道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的活動。由15名美國新聞記者合寫的《黑名單》一書中稱，美國新聞自由面臨危險。該書作者之一，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有線新聞電視公司記者克里斯蒂娜?伯耶松在接受《費加羅報》採訪時説，當局控制着媒體傳播的信息，而記者則變成了當局的“速記員”。更令人吃驚的是，2003年4月8日，竟然發生美軍轟炸阿拉伯電視台駐巴格達辦事處、造成一名攝影記者當場死亡的嚴重事件。
新聞自由與客觀公正
西方新聞界認定，為了保障新聞自由，新聞媒體必須是一個專業化企業，政治上保持中立，並獨立於商業價值。但是，在媒體新聞編輯的實際操作中，任何一家媒體都難以確保其提供的新聞是中立的。比如，一家報紙決定什麼新聞上頭版、什麼新聞不報道，其本身就體現了主編的價值觀，表明他反對什麼、提倡什麼。新聞報道“中立”的理論事實上很難在實踐中推行。原因有二：一是任何有爭議或衝突的新聞報道，總是尋找官員或公眾人物的認證，這些人物的聲明構成新聞的合法基礎。此舉的結果是給予這些官員和公眾人物（包括商業巨頭）極大的議程設置權力，客觀上導致他們引導公眾關注什麼、不關注什麼；新聞的這種議程設置功能，使新聞媒體給人一種體制內或主流的感覺。二是在新聞報道中，一條新聞必須掛在一個“新聞鈎”（如突發事件、政府的新聞發佈或示威抗議等）上才有報道價值，而這種新聞鈎的選擇往往體現了編輯或記者的立場和價值觀。比如，2001年7月意大利熱那亞西方8國首腦會議會場外發生10萬知識分子、學生、新聞記者和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平抗議全球化的示威遊行。軍警開槍鎮壓，一名意大利青年學生被打死。對這場轟轟烈烈的示威，西方媒體的報道卻十分吝嗇。報道焦點不是放在抗議羣眾提出的要求和呼聲上，而是放在少數抗議者焚燒汽車，並引用警方的話強調被打死的是個吸毒者，以此暗示參加示威人羣的不合法性和不值得同情。與此同時，西方媒體卻用整版篇幅報道西方首腦們在會上為全球化大唱讚歌的聲音。又如，西方主流媒體每天都有關於美軍士兵在伊拉克戰爭中喪身的報道，但我們卻很少看到關於戰爭是如何令伊拉克婦女兒童陷入悽慘境地以及伊拉克人的艱難生活和悲憤情緒的報道。
新聞自由與媒體的經濟利益
新聞職業化的發展和強大刺激了新聞公共關係產業的興起。通過向媒體提供自己需要的新聞稿、安排專家學者接受媒體提供自己需要的新聞稿、安排專家學者接受媒體訪談（公關公司背後已付了錢）、提供一羣貌似中立的觀眾參與談話節目以及通過製造和包裝新聞事件等，老練的公關機構嫺熟地按照它們所代表的商業和政治集團的利益塑造着輿論。儘管如此，媒體歡迎這種公關公司的存在，因為它們常常低成本地給媒體帶來填補報紙版面或電視欄目的新聞。美國一項調查顯示，公共關係公司組織安排的活動和發佈的新聞佔美國媒體“新聞”內容的40—70％。這類公關公司不僅給記者帶來“新聞”，更會給媒體帶來潛在的廣告客源。公共關係和廣告產業刺激了一個特殊行業即“新聞策劃”業的誕生。新聞策劃出於兩方面需求；一是報紙版面和電視欄目的廣告商，二是這些廣告客户需要有一批不僅對其產品感興趣，同時又有購買力的廣告讀者。因為光靠廣告不僅辦不成報紙，而且也無法吸引讀者，因此，報紙每期需要圍繞這些專版策劃一些新聞故事。這些新聞故事所依賴的是商業公司，特別是一些大公司。為了拉住和吸引更多的大廣告客户，報紙一般是不太願意開罪這些大公司的。比如，一家每期刊登大量電腦廣告的報紙，一般是不會發表不利於微軟、英特爾、IBM、SONY等大公司的新聞的，因為那樣勢必會影響它們的廣告收入。
新聞自由與媒體的非政治化
今天，美國的媒體，包括廣播、電視、報刊等，基本上被七八家媒體集團所統治。媒體集團的老闆們希望新聞媒體也能像電影、音樂、迪斯尼樂園那樣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商業利潤。為獲得更多的利潤，新聞媒體不惜採取裁減記者和編輯人數、關閉海外記者站和大量使用免費公關公司的新聞發佈等手段。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如生態環境惡化、人民健康、大學教育質量等由於採訪報道成本高，或會引起利益集團的不滿而被忽視。美國一位電視主持人指出，“事實上，先不提技術帶來的變化，我主持電視節目30年來看到的最大的變化是新聞內容的變化：政治新聞的鋭減、消費品新聞和名人新聞的劇增”。美國《優秀新聞研究報告》調查統計1977—1997年20年間《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的頭版，ABC、CBS和NBC的晚間黃金新聞節目以及《時代》等刊物後發現，政治新聞從過去每5條中的3條，下降到每5條中的1條；而有關名人的新聞則從過去媒體50條中的1條，上升到每14條中的1條。儘管新聞媒體的首要任務是激發公眾對國計民生、社區和國家安全等政治問題的關心，但媒體越來越多地報道無關痛癢的小新聞，熱衷於揭秘和小道消息，熱衷於煽情性新聞，熱衷於報道刺激消費者和投資者的財經新聞。20世紀40年代，報紙的財經欄目更多報道的是勞資糾紛和勞工運動，當時，幾乎所有報紙都設專職的“勞工記者”。而今天，全美報道勞工的記者不到10人，而且有關工人貧困問題的經濟報道幾乎銷聲匿跡；相反，以報道工商企業和它們老闆成功故事的“財經新聞”成了主流媒體的主要內容。
由於受媒體背後的這些利益集團的操控，人們要想獲得完整真實的信息、完整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都受到了限制——或者是被埋葬，或者是被忽視，或者是被曲解。有學者曾樂觀地預言，互聯網會帶來一個真正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網絡會打破媒體集團和全球性媒體對新聞流通和信息自由流通的壟斷與控制。但是，西方學者最新的研究表明，這樣一個網絡民主的傳播社會遠遠沒有到來。隨着網絡泡沫的破滅，剩下來的是那些背後擁有強大的商業媒體支撐的網絡媒體和網絡。網絡媒體最終生存下來的力量不僅僅是靠技術，更需要的是經濟資本和政治資本。
李希光：西方新聞自由悖論
作者：李希光 來源：《光明日報》
西方社會歷來將新聞界人物稱之為“無冕之王”，並將他們視為與政府、國會、最高法院配合行動的“第四集團”。這些説法由來已久：它從某種意義上代表了新聞界的能量和地位，作為簡單意義上的“新聞自由”的象徵一直為西方社會津津樂道。建築在理性主義和天賦人權基礎上的西方新聞自由主義理論認為，任何人都有權發表言論，而無需政府的同意；媒體的存在目的是知情、娛樂和銷售商品；媒體的主要責任是幫助發掘真相，做一個監督社會和政府的“看家狗”。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種“自由”一方面被冠以“普遍的”、“全民的”口號，甚至是作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天賦人權”而自吹自擂；另一方面卻由於缺少有效的約束和保障，客觀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令人尷尬的悖論。
新聞自由與保護少數人的權利
西方新聞自由理論認為，新聞與言論的自由體現在多數人的權利、少數人的權利和個人的權利都能獲得保障；在一個民主法制社會里，個人發表意見的權利無需獲得多數人的批准。西方思想家約翰?密爾曾説過，任何企圖壓制他人言論的做法都是對他人重要權利的剝奪。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看到這些理論和觀念卻十分虛弱，不堪一擊。1999年，英國廣播公司駐貝爾格萊德記者約翰?辛普森以“在報道中未能與政府的口徑保持一致”遭到了英國政府的嚴厲批評，被斥為“沒有達到一個老記者‘應有的標準’”。2003年6月5日，《紐約時報》兩名高級主編因報道欺詐醜聞而辭職。非常時期更是採取非常干涉。“無國界記者組織”指責伊拉克戰爭期間駐伊美軍頻頻干涉記者的新聞自由，稱干涉次數之多令人震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資深記者彼得?阿內特“只是説了一些自己的感想”就被公司解僱。2004年1月，美國任命的伊臨管會對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發佈禁令，禁止該台在1月28日至2月27日期間報道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的活動。由15名美國新聞記者合寫的《黑名單》一書中稱，美國新聞自由面臨危險。該書作者之一，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有線新聞電視公司記者克里斯蒂娜?伯耶松在接受《費加羅報》採訪時説，當局控制着媒體傳播的信息，而記者則變成了當局的“速記員”。更令人吃驚的是，2003年4月8日，竟然發生美軍轟炸阿拉伯電視台駐巴格達辦事處、造成一名攝影記者當場死亡的嚴重事件。
新聞自由與客觀公正
西方新聞界認定，為了保障新聞自由，新聞媒體必須是一個專業化企業，政治上保持中立，並獨立於商業價值。但是，在媒體新聞編輯的實際操作中，任何一家媒體都難以確保其提供的新聞是中立的。比如，一家報紙決定什麼新聞上頭版、什麼新聞不報道，其本身就體現了主編的價值觀，表明他反對什麼、提倡什麼。新聞報道“中立”的理論事實上很難在實踐中推行。原因有二：一是任何有爭議或衝突的新聞報道，總是尋找官員或公眾人物的認證，這些人物的聲明構成新聞的合法基礎。此舉的結果是給予這些官員和公眾人物（包括商業巨頭）極大的議程設置權力，客觀上導致他們引導公眾關注什麼、不關注什麼；新聞的這種議程設置功能，使新聞媒體給人一種體制內或主流的感覺。二是在新聞報道中，一條新聞必須掛在一個“新聞鈎”（如突發事件、政府的新聞發佈或示威抗議等）上才有報道價值，而這種新聞鈎的選擇往往體現了編輯或記者的立場和價值觀。比如，2001年7月意大利熱那亞西方8國首腦會議會場外發生10萬知識分子、學生、新聞記者和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平抗議全球化的示威遊行。軍警開槍鎮壓，一名意大利青年學生被打死。對這場轟轟烈烈的示威，西方媒體的報道卻十分吝嗇。報道焦點不是放在抗議羣眾提出的要求和呼聲上，而是放在少數抗議者焚燒汽車，並引用警方的話強調被打死的是個吸毒者，以此暗示參加示威人羣的不合法性和不值得同情。與此同時，西方媒體卻用整版篇幅報道西方首腦們在會上為全球化大唱讚歌的聲音。又如，西方主流媒體每天都有關於美軍士兵在伊拉克戰爭中喪身的報道，但我們卻很少看到關於戰爭是如何令伊拉克婦女兒童陷入悽慘境地以及伊拉克人的艱難生活和悲憤情緒的報道。
新聞自由與媒體的經濟利益
新聞職業化的發展和強大刺激了新聞公共關係產業的興起。通過向媒體提供自己需要的新聞稿、安排專家學者接受媒體提供自己需要的新聞稿、安排專家學者接受媒體訪談（公關公司背後已付了錢）、提供一羣貌似中立的觀眾參與談話節目以及通過製造和包裝新聞事件等，老練的公關機構嫺熟地按照它們所代表的商業和政治集團的利益塑造着輿論。儘管如此，媒體歡迎這種公關公司的存在，因為它們常常低成本地給媒體帶來填補報紙版面或電視欄目的新聞。美國一項調查顯示，公共關係公司組織安排的活動和發佈的新聞佔美國媒體“新聞”內容的40—70％。這類公關公司不僅給記者帶來“新聞”，更會給媒體帶來潛在的廣告客源。公共關係和廣告產業刺激了一個特殊行業即“新聞策劃”業的誕生。新聞策劃出於兩方面需求；一是報紙版面和電視欄目的廣告商，二是這些廣告客户需要有一批不僅對其產品感興趣，同時又有購買力的廣告讀者。因為光靠廣告不僅辦不成報紙，而且也無法吸引讀者，因此，報紙每期需要圍繞這些專版策劃一些新聞故事。這些新聞故事所依賴的是商業公司，特別是一些大公司。為了拉住和吸引更多的大廣告客户，報紙一般是不太願意開罪這些大公司的。比如，一家每期刊登大量電腦廣告的報紙，一般是不會發表不利於微軟、英特爾、IBM、SONY等大公司的新聞的，因為那樣勢必會影響它們的廣告收入。
新聞自由與媒體的非政治化
今天，美國的媒體，包括廣播、電視、報刊等，基本上被七八家媒體集團所統治。媒體集團的老闆們希望新聞媒體也能像電影、音樂、迪斯尼樂園那樣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商業利潤。為獲得更多的利潤，新聞媒體不惜採取裁減記者和編輯人數、關閉海外記者站和大量使用免費公關公司的新聞發佈等手段。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如生態環境惡化、人民健康、大學教育質量等由於採訪報道成本高，或會引起利益集團的不滿而被忽視。美國一位電視主持人指出，“事實上，先不提技術帶來的變化，我主持電視節目30年來看到的最大的變化是新聞內容的變化：政治新聞的鋭減、消費品新聞和名人新聞的劇增”。美國《優秀新聞研究報告》調查統計1977—1997年20年間《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的頭版，ABC、CBS和NBC的晚間黃金新聞節目以及《時代》等刊物後發現，政治新聞從過去每5條中的3條，下降到每5條中的1條；而有關名人的新聞則從過去媒體50條中的1條，上升到每14條中的1條。儘管新聞媒體的首要任務是激發公眾對國計民生、社區和國家安全等政治問題的關心，但媒體越來越多地報道無關痛癢的小新聞，熱衷於揭秘和小道消息，熱衷於煽情性新聞，熱衷於報道刺激消費者和投資者的財經新聞。20世紀40年代，報紙的財經欄目更多報道的是勞資糾紛和勞工運動，當時，幾乎所有報紙都設專職的“勞工記者”。而今天，全美報道勞工的記者不到10人，而且有關工人貧困問題的經濟報道幾乎銷聲匿跡；相反，以報道工商企業和它們老闆成功故事的“財經新聞”成了主流媒體的主要內容。
由於受媒體背後的這些利益集團的操控，人們要想獲得完整真實的信息、完整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都受到了限制——或者是被埋葬，或者是被忽視，或者是被曲解。有學者曾樂觀地預言，互聯網會帶來一個真正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網絡會打破媒體集團和全球性媒體對新聞流通和信息自由流通的壟斷與控制。但是，西方學者最新的研究表明，這樣一個網絡民主的傳播社會遠遠沒有到來。隨着網絡泡沫的破滅，剩下來的是那些背後擁有強大的商業媒體支撐的網絡媒體和網絡。網絡媒體最終生存下來的力量不僅僅是靠技術，更需要的是經濟資本和政治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