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新思維才會有新格局-鄭永年

中國包括經濟和軍事在內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崛起，不僅其在國際政治所起的實際作用越來越大，而且國際社會也是這麼期望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國的外交格局似乎是受到越來越多的制約。尤其是今年年初以來，外交全方位面臨很大的連鎖壓力。在壓力之下，中國大多表現為抱怨和憤怒，處於消極的防禦狀態。儘管在一些領域也表現為強硬，但這些強硬的舉措往往引出相關國家更為強硬的反應。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如果外交處理不好，更有可能演變成為深度外交危機。

連鎖壓力發生在中國和東亞、東南亞和美國的關係中。東亞和東南亞是中國睦鄰政策的重點，但是現在可能很少會有人真的相信，中國和鄰居的關係是和睦的了。今天，儘管中國和鄰居的經貿關係越來越緊密，但鄰居對中國的戒心和懷疑也與日俱增。一些國家擔憂中國崛起對他們負面的影響，另一些甚至恐懼於中國的崛起。於是，這些國家在努力和中國發展經貿關係的同時，就開始想方設法來預防中國崛起對他們所能造成的“威脅”。而中國各方面並沒有意識到鄰居的這種心態，因此沒有能夠從鄰居心理的角度，來考慮自己的外交關係和外交行為。結果，一些外交結局剛好和自己原來的設想相反。

從朝鮮半島“天安號”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和亞洲的關係幾乎是一瀉千里，每況愈下。首先是和韓國的關係。在朝鮮問題上，世界上所有國家視中國站在朝鮮一邊。韓國和日本視朝鮮為威脅，對美國來説，這個威脅並非壞事，因為剛好論證了美國力量在亞洲存在的合理性。“天安號”事件之後，美、日、韓同盟的軍事戰略關係變得更加密切。之後，南中國海問題出乎中國意料地浮上台面。因為南中國海問題不容易解決，在今後的日子裏一直會牽涉中國諸多外交精力。和南中國海問題一樣，東海釣魚島事件是個老問題，同樣具有主權糾紛的性質。隨着日本國內民族主義的崛起，日本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會面臨巨大的挑戰，這反過來又會影響中日關係。

中美關係對立加劇

不過，最關鍵的還是和美國的關係。在一個實際上的G2結構之內，中美之間的關係有合作也有衝突，但保持合作至為關鍵，一旦發生重大的衝突，整個世界就要遭殃。但是，中美兩國儘管同處一個結構，但行動共識則很少。美國也開始把重點轉移到如何遏制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和“威脅”了。從戰略到經濟各個層面，美國已經擺好了和中國較勁的姿態。在小布什時期已經形成的亞洲“小北約”因為“天安號”事件而得到強化。如果南中國海問題解決不好，這個小北約也有可能擴展開來。同時，小布什時期已經提出來的“民主同盟”現在也有了形成之勢。美國和民主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和印度等的關係發展迅速，發展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是美國遏制中國“挑戰”和“威脅”的重點。在匯率問題上，“貨幣戰”有一觸即發之勢，而貨幣戰就其本質來説，就是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較量。

中國當然已經不是從前的弱國，具有相當的能力來抵禦外交壓力。比如在經濟上，中國可以做“稀土”文章或者使用其它的具有“經濟制裁”味道的手段。因為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經濟的一部分，中國的確可以利用經濟槓桿向一些國家施加壓力。美國和西方也一直是這樣做的。正因為這樣，在美國向人民幣施壓的時候，美國就顯得比較孤獨。因為各國和中國經濟的關聯度不一樣，各國的立場就不同，美國很難協調。例如美國的傳統盟友歐盟，在人民幣問題上就和美國的立場不盡相同。這次G20峯會的結果很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再者，連鎖的壓力對中國來説也不是世界末日，中國也有其他的選擇。中國可以選擇和其他一些國家的結盟來應付美國的壓力。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設。不過，一旦這個局面形成，將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所追求的國際關係局面大相徑庭。

改變大資源、小外交的局面

要改變目前被動的局面，開創外交大局，提高外交影響力，中國還是要訴諸於理性。理性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往往被視為是軟弱和屈服。實際上，理性並非軟弱，更非屈服，理性是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和使用中國日益增加的外交資源，改變大資源、小外交的局面。如何達成這個目標？這是個思維問題。如果思想不能解放，被老教條所框，那麼就會白白浪費外交資源，不僅不能使國家利益最大化，反而會不明不白地損害國家利益。

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左”的思維定式。外交中“左”的傾向似乎各國都有，表現在強硬、民粹、愛國等等話語中。中國近來也有這種左的傾向性，並且是越來越明顯。對“左”的思維來説，外交上就是“對抗有理”。和自己的對手（如美國和日本）對抗就是“愛國”，強硬的外交行為總能贏得社會的一片叫好聲。相反，理性一些就被視為是不愛國，甚至賣國。在這樣的情景下，到頭來，強硬立場總是贏得“勝利”。儘管非理性的強硬往往是損害和破壞國家利益，但各方總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一句“敵對勢力”就可以向社會交代。在國際政治中，“敵對勢力”當然存在，沒有人會幻想一個沒有“敵人”的國際關係。但“敵對勢力”的存在不能成為外交小格局的藉口，更不能成為外交惡化的理由。

有很多問題需要人們做理性的反思。例如朝鮮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外界的感覺是中國已經被朝鮮深度“綁架”。在他國看來，中國一直在“縱容”朝鮮，因為每一次朝鮮製造事端之後，總有中國站在背後，為其“撐腰”。而每次危機之後，中朝的關係似乎更進一步。但與此同時，中國和其他不認同朝鮮的國家則越走越遠。中國在這方面的現狀表明，其距離區域領導權還遠得很，更不用説是主導全球事務了。要在區域外交事務上扮演領導角色，中國的行為必須得到區域大部分國家的接受。這不是説中國要放棄朝鮮，因為地緣政治關係和穩定的考量，中國是不能放棄朝鮮的。但中國在支持朝鮮的同時，也必須施加足夠的壓力，促使其實行改革開放，和國際社會融合，至少要遵守一些國際規則。

處理南中國海問題要更靈活

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似乎已經迷失在雙邊和多邊的關係上。因為搞不清陸地主權和海洋主權的區別，比較機械地固守着傳統的雙邊主義。因為中國和很多周邊國家解決了陸地邊界問題，很多人也天真地相信中國可以通過類似的雙邊關係來解決海洋主權糾紛。這就引出了人們今天看到的很多麻煩。較之中國，東南亞都是小國，都不希望直接面對中國這個大國。因此，它們歡迎美國的“回來”，即使美國不願意回來，它們也會邀請美國回來的。這一點不難理解。但中國的有關方面似乎不理解這一點，因此視美國的“回來”是對中國的威脅。而中國的“拒絕”美國不僅被美國視為是中國搞亞洲版“門羅主義”，也使得東南亞國家非常擔心中國的“霸權”，因此更需要美國力量的存在來平衡中國。因此，有觀察家指出，是中國本身“引狼入室”。這話説得過分，但中國對此也可以作些思考。

在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上，中國在經濟多邊主義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海洋主權問題上過於死板。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早些時候做多邊主義的文章，願意和有關國家在多邊構架內討論雙邊問題，那麼情況也不至於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主權問題上的多邊不是説中國和東南亞；在多邊的構架內，和中國沒有主權糾紛的國家，根本不會站在越南或者馬來西亞或者菲律賓一邊，最多隻是個觀察者。現在固守雙邊，就導致美國力量的介入，即大國政治化。美國和東南亞國家各方面的關係已經高度制度化，並且美國是唯一一個經過考驗的大國。美國和東南亞國家如果感覺到中國在排擠美國，東南亞和美國的關係會變得更加緊密。

南中國海問題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很難找到各方可以認同的解決方式（例如提交國際法庭仲裁），但控制和管理是可以的，就是不要讓問題暴露出來，影響各國間正常的外交關係。沒有人感覺得到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有能力通過雙邊來解決南中國海問題。那麼，多邊有何不可呢？即使在釣魚島事件上，現在美國提出要設立“中、美、日”的多邊機制來討論，這也不見得對中國不利。多邊當然有它的風險，也不見得是能夠解決主權爭議，但從控制和管理的角度，多邊主義就變得有效。

封閉性軍事思維需改變

與此相關的是中國軍事現代化問題。這方面對鄰國和美國最為敏感。隨着經濟的發展，軍事現代化變得不可避免。中國又是進出口貿易大國，對海洋航道安全非常敏感，同時也要保護自己“走出去”的利益。中國因此有充分的理由來論證軍事現代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每當中國在軍事現代化上有所舉動，就引出一片懷疑和質疑。在這方面，中國一方面需要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必須加緊和各國展開軍事方面的合作。對很多國家來説，中國的軍隊還是個謎，在不知道中國軍事現代化是何物的情況下而懷疑，並且對未來感受到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儘管對外作了很多解釋，但這些解釋都無濟於事。如果目前封閉性的軍事思維不改變，中國軍事合作的國際空間會變得越來越小。同時，中國的亞洲鄰居和美國等大國的軍事合作也會越來越緊密。

甚至在經濟貿易和人民幣問題上，中國也欠缺考慮到國際因素。金融危機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產物，各國都有責任，但目前各國已經陷入了互相指責的狀態。中國實際上為挽救金融危機盡心盡力，是這些年來世界經濟走出深度危機的主要因素。但美國等國把矛頭指向中國，好像中國是危機的主要責任者。變相的“貨幣戰爭”已經開始。當然，美國也不見得能贏得這場戰爭。不過，這場戰爭對於握有大量美元的中國絕非好事。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存在很多年，一直得不到解決。美國等國指責人民幣匯率主要是基於中國的出口盈餘。

在這方面，中國應當盡什麼國際責任呢？中國堅持人民幣不升值有自己的理由，那麼就要用其他途徑減少出口和增加進口。不難理解，提高勞動者工資要比提高人民幣匯率會有效得多。提高勞工工資是利己利人。對己，它意味着增加勞動者收入，從而減少社會羣體的收入差異，有助於消費社會的建設。同時也會對企業產生壓力，要求企業轉型，通過技術創新而增加利潤等等。因為勞動力成本過於低廉，企業沒有動機來做投資於技術，中國的產業遲遲不能升級。對外，提高勞動者收入意味着可以減少出口，實現貿易平衡。但在這方面，有關方面一味地屈服於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勞動者工資仍然維持在一個最低的限度。人民幣升值不一樣，能夠從人民幣升值獲得好處的仍然是富人，而非勞動大眾。如果勞動者工資不能很快提高，又堅持人民幣不升值，那麼貿易失衡問題會惡化下去，國際壓力也會越來越高。

無論從哪一方面説，今天的中國外交處於一個轉折點。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尤其顯著。西方仍然深陷經濟危機，經濟復甦緩慢。面臨結構性問題，西方需要很長的時間來調整。中國經濟儘管也有結構性問題，但受危機影響程度輕，並且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西方自己無力迴天，希望中國多承擔責任，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國際社會的這種呼聲表明的是中國外交資源的增加。不過，很顯然，越來越龐大的外交資源不會自動轉化成外交空間。如果搞不好，反而會走向反面。一旦中國的成長被其他國家視為是威脅，那麼它們就要用各種方式來擠壓中國的外交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外交如果沒有新思維，不僅會浪費巨大的外交資源，而且也使得外交難有大局面。

來源：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