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的大變局與大選擇-鄭永年

在五中全會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重提要增強“機遇意識”和“憂患意識”的問題。這兩個“意識”當然具有非常廣泛的含義，但如果把它們放在中國外交所面臨的大變局中，再也確切不過了。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的外交正面臨史無前例的大變局。在經濟上，就GDP總量來看，中國前不久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為中國人均GDP仍然很低，人們不認為這一變化對自己有什麼具體的影響。但在海外，中國超越日本的事實則是意義非凡。再者，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是開放狀態下取得的，中國經濟現在已經是世界經濟的內在一部分。正因為如此，中國也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動力。當發達國家都在推行各種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作為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則在全力推動貿易自由主義。

中國經濟的外在影響，也必然反映在世界權力分配上。中國進入世界體系之後，在體系內部一步步穩定地往上升。儘管諸多國際經濟組織，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都是西方建立的，但中國在這些組織中間的地位則在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這意味着中國至少在經濟領域開始和其他大國一起“掌管”世界經濟秩序。中國早已經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不過，中國在世界經濟秩序中的角色，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開始有能力“掌管”世界經濟秩序，為中國提供了什麼樣的機遇？這是人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另一方面，中國也面臨着非常嚴峻的外交局面，表現在方方面面。在經濟上，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被認為是應當為全球經濟失衡負責。在這一認知下，美國（和西方）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被認為是和其它國家競爭資源。而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氣候和環保問題，也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一環。更典型的是在戰略方面，中國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不僅表現在大國關係，而且也表現在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上。

進入2010年以來中美關係、中韓關係、中日關係、中國和東盟（亞細安）的關係都在發生鉅變。在所有這些關係裏，美國等國家和中國的互動方式令人擔憂。美國是今天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大國。因為美國在經濟方面的力量開始顯得力不從心，使得美國更加偏向注重軍事力量和軍事手段。美國不斷和中國周邊國家在中國近海搞軍事演習，而中國也不甘示弱。雙方強硬的軍事聲音，似乎大於理性的外交聲音。

中國的抉擇決定世界未來格局

很顯然，中國面臨“機遇”，也面臨“憂患”。“機遇”和“憂患”，説穿了就是兩種互為矛盾的力量。人們既可以利用“機遇”來克服“憂患”，但也有可能因為防範“憂患”而忽視或者放棄“機遇”。抓住了“機遇”，“憂患”就不成為“憂患”，單純地防範“憂患”，“憂患”則會變得更加真實和深刻。因此，這裏就面臨一個“如何選擇？”的問題：如何抓住“機遇”？如何防範“憂患”？實際上，中國的選擇不僅會決定中國自身的未來，而且也決定世界權力格局的未來。

中國現在的選擇決定未來，這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所證明了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儘管世界還處於美蘇冷戰時期，但鄧小平敏鋭地感覺到了中國的機遇，毅然作出了“改革開放”政策的選擇。中國的這一選擇既改變了中國自身，也改變了日後的世界。當時貧窮的中國，要發展就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但這樣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自己爭取來的。為此，中國放棄了從前的封閉政策，打開國門，改革自己，和世界接軌。在沒有多長時間裏，中國成為了世界體系的一部分。如果沒有當時鄧小平的理性選擇，很難想象中國今天在國際社會的地位。

中國的選擇也改變了世界。最直接的就是給當時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陣營產生了很大的壓力，引誘出日後的鉅變。有人説，中國改革開放就決定了柏林牆要最終倒塌，這不無道理。

今天，中國面臨新的國際局勢和權力分配，再次面臨選擇。但中國的選擇並非是自由選擇，而是取決於國際權力格局。理性的選擇，取決於中國能否準確認識自己在國際權力格局中所處的位置。

從結構因素看，現在面臨一個實際上的G2結構：中美兩國同處一個國際結構，並且兩國都處於這個結構的頂端。兩國的互動因此極為關鍵。所謂的互動，就是一方的行為影響着另一方。

美國是這個體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中國是後來者。美國的行為深刻影響着中國，中國如何回應美國的行為，又決定着美國日後如何行為。

一個顯着的特點是，美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越來越突顯其軍事力量。自冷戰時期以來，在很長時間裏美國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三權合一”，即在政治（民主、自由和人權）、軍事和經濟方面，美國的力量都是無以倫比的。美國“三權合一”的優勢在冷戰之後達到了頂峯。但是，好景不長。美國濫用權力，要以民主政治和經濟自由主義來“終結”世界歷史。結果，在推行民主方面連連受挫，而經濟上毫無約束的新自由主義，更是導致了國內深刻的經濟危機。近年來，受金融危機極度影響的美國經濟，似乎沒有能力得到快速的恢復。可以想見，在美國全面恢復其經濟和政治信心之前，軍事力量很容易走上美國外交和國際關係的前台；在一些時候，軍事力量的使用甚至變得不可避免。

經濟依賴不是和平的保證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何反應成為關鍵。中國如果如蘇聯那樣，同樣使用軍事力量來反制美國，那麼就很有可能再次把世界體系一分為二。這種“以牙還牙”方式是西方盛行多年的所謂的現實主義的邏輯。有人認為，因為中美兩國的經濟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互相依賴程度，不可能想象世界秩序還會一分為二。不過，相互依賴只是增加了美國或者中國退出這個體系的成本和代價，而不能從制度上阻止任何一個國家的退出。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情形也是這樣。當時歐洲各國經濟貿易往來頻繁，形成了一波早期全球化浪潮，一些人認為沒有任何國家能夠不顧其巨大的經濟利益而和他國發生戰爭，他們因此預言歐洲的永久和平與發展。但經濟上的互相依賴終究沒有能夠阻止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此後，西方社會一直在尋找什麼樣的機制能夠阻止國家間戰爭的爆發，包括權力平衡和制衡理論、霸權理論、民主政體等等。）

中國會不會步西方帝國（包括蘇聯）的軍事邏輯？面對外在的巨大壓力，中國必然會、也必須要加速其軍事現代化來加強其國防。沒有一個國家會陷入沒有軍事力量，其國家利益會得到有效保護的迷思。同時，因為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無論進出口還是投資，其經濟和世界經濟體的相關性會繼續強化，這也要求中國發展軍事力量來保障其海上航道的安全。實際上，保障海上航道的安全不僅僅是美國和其他大國的關切，更是中國的關切。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中國能夠保障其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地位也要求其有能力來為維持世界秩序做些事情，就是説，中國要發展出自己承擔和履行國際責任的能力。在這方面，中國（正如一些美國學者所強調的）一直是一個“搭便車者”（free rider）。無論是自身經濟安全的需要還是履行國際責任，中國本身必須具備能力，“搭便車”是不可持續的。

但是，這並不是説，中國必然成為另外一個西方式帝國。中國可以做這個選擇，但從歷史經驗看，中國更可能選擇繼續目前的經濟現代化道路。就是説，中國會繼續是一個經濟大國，而軍事的現代化會繼續處於次要位置，僅僅是為了上述各種需要：自我防衞、經濟安全和履行國際責任。

自近代以來，中國今天第一次開始真正發揮具有實質性的外交影響力。儘管各種內部制度因素繼續制約着中國的外交影響力，但外在世界已經感受到了中國日益高升的外交影響力。很顯然，這種影響力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相關性，而非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這次和日本在釣魚島“撞船”事件上的較量，已經充分顯示出中國經濟的能量。從前總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但中國現在也已經具備了這種能力。西方國家對中國出口貿易和人民幣幣值的關切，也是中國經濟能力的反映。這方面的能力必然會隨着中國的經濟發展而持續得到加強。

中國的選擇

從歷史的經驗看，中國的理性選擇或者不選擇應當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不可選擇（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退出現行國際體系。這裏會有兩種情形。一是當中國感到外在世界太麻煩了，就選擇孤立，自我封閉起來。二是另組一個國際舞台，如同蘇聯一樣。在當今世界，也的確有些國家（尤其是那些被西方視為“敵人”的國家）希望中國能夠站出來和西方美國對立。孤立主義顯然行不通。封閉就要捱打，這是近代歷史給中國最慘痛的教訓。而一旦選擇另組體系，中國必然面臨一個規模和能量無比的對立面體系。

第二，中國不可選擇走軍事國家道路，包括德國、日本和蘇聯。中國要進行軍事現代化，但軍事現代化要最大限度限制在防禦政策界內。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是否可以持續，最終還是要取決於經濟實力。單純的軍事現代化不足以成為一個大國，並且一旦走上軍事道路，經濟就會變得不可持續。和前一種情形一樣，一旦中國選擇軍事國家道路，就必然會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即另外一個視中國為威脅的軍事國家或者集團。

第三，中國不可選擇美國的道路，到處擴張，並且動不動就使用軍事力量。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問題，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動用軍事力量的結果。當然，動用軍事力量也已經給美國造就了巨大的負擔。美國在維持世界秩序方面遠不及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

第四，中國應當繼續選擇做經濟大國。歷史上，中國成為亞洲大國是因為其經濟力量及其和經濟力量相關的文化崛起。同樣，中國用來維持亞洲國際體系的也是經濟力量，即“朝貢制度”（貿易安排），而非軍事力量。在所有這些方面，今天也不例外。中國的選擇也會制約着美國往軍事國家方向發展。就是説，中國經濟能力增加這個事實，本身可以促使美國走向同一“跑道”，即經濟競爭。中美兩國經濟上的競爭要好於軍事競爭。

第五，中國要選擇在和其它國家互動過程中，來確立和培養自己的國際責任感，而不是像美國那樣簡單地把自己界定的“國際責任”強加給他國之上。當然，中國也必須發展其承擔和履行國際責任的能力。

不管怎樣，人們希望看到的中國並不是另外一個西方式帝國，而是另一類型大國。隨着中國經濟的持續崛起和文化信心的迴歸，中國必然也必須作此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