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應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分析-胡鍵

從俄羅斯近期的外交行為和外部環境變換來看，我們可以對俄羅斯對外戰略的近期趨勢作出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俄羅斯的戰略視線正在東移。中國作為俄羅斯東邊最大的鄰國，也是在轉型中發展最快的國家；同時，由於俄羅斯也正在謀求經濟復興和重振大國地位，因此中國無疑是俄羅斯對外戰略中最重要的國家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對中國崛起認知，不僅是俄羅斯在主觀上建構中國的國際角色，而且這種角色認知和政策應對也關係到中俄戰略伙伴關係的未來前景。

自2003年12月1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首次全面闡述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思想以後，這一課題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廣泛的關注。 俄羅斯作為中國的最大鄰國，同時也是一個正在復甦的大國，因此，“中國崛起”同樣也引起了俄羅斯各界的高度關注。 中國的崛起在俄羅斯的看來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崛起？是和平崛起還是擴張性崛起？中國的崛起對俄羅斯是一種威脅還是俄羅斯復興的機遇？研究俄羅斯對中國崛起的認知及其應對的戰略安排，對中國處理中俄關系和深化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一、關於俄羅斯對外戰略近期趨勢的基本判斷

研究俄羅斯如何對“中國崛起”進行認知，首先要對俄羅斯近期的戰略趨勢作出基本的判斷。如果俄羅斯在戰略上仍然是以西方為重點，那就意味着中國對俄羅斯是無足輕重的，因此研究它對“中國崛起”究竟如何認知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但是，這樣的假設恰恰與事實相反。從俄羅斯近期的外交行為和外部環境變換來看，我們可以對俄羅斯近期的對外戰略趨勢作出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俄羅斯的戰略視線正在東移。需要強調的是，這裏講的是戰略視線東移，而不是整個對外戰略東移，它反映出來的事實是東部在俄羅斯戰略上得到了超乎尋常的重視，但俄羅斯仍然繼續在努力經營並試圖改善西部的戰略環境。這一基本判斷的依據在於：

首先，歐亞地緣的歐洲部分在“顏色革命”之後，在西方的擠壓下已經喪失了歐亞的地緣色彩，而明顯地轉向了西方，有的國家甚至很快就會成為西方的一部分。2003年，格魯吉亞在“玫瑰革命”勝利後，薩卡什維利政權完全與俄羅斯拉開了距離而全面投入到美國的懷抱中；同時，在對外政策上，格全面脱亞入歐，並把加入歐盟作為既定的外交目標。格魯吉亞局勢的變化只是歐亞地緣政治變化的第一步，隨之而來的是烏克蘭和摩爾多瓦。摩爾多瓦雖不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它的西方化傾向對俄在戰略上來説也意味着失去了一枚重要的棋子。至於烏克蘭的戰略地位就非同一般了。烏克蘭被布熱津斯基認為是歐亞大陸起着五大地緣政治支軸國家之一，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就不再是一個歐亞帝國。 也正因為如此，俄羅斯才對2004年烏克蘭發生的“橙色革命”予以高度關注。但是，烏克蘭最後還是選擇了親西方的尤先科陣營，尤先科獲勝之後當即就宣佈烏克蘭要通過加入北約和歐盟全面融入歐洲。儘管烏迄今還沒有融入歐洲，但俄羅斯事實上已經失去了烏克蘭，至少在“橙色革命”之後一段時間內是這樣。因此，2006年初爆發的俄烏能源之爭，表面上看是俄烏之間的事，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很明顯也是俄為維護自身地緣利益而對西方動用的一種新的地緣手段，就是連美國也不願袖手旁觀 。不過，無論俄羅斯採用什麼樣的措施，歐亞地緣已經進行了重組，俄羅斯的西部地緣空間受到了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嚴重的擠壓。

其次，西方對俄羅斯車臣政策的指責並沒有因反恐戰爭和反恐聯盟的建立而淡化，相反越來越多地認為俄在車臣不是反恐，而是“有計劃地侵犯人權”的舉動。這就是説，“9?11”事件以後，國際反恐聯盟雖然得以建立起來，但各國對恐怖主義定義是有很大分歧的。在俄羅斯看來，車臣非法武裝是一羣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他們製造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恐怖事件如普希金廣場爆炸事件、別斯蘭人質事件等，不嚴厲打擊，俄羅斯就沒有安定的日子。所以，普京總統早就對外聲明：決不與恐怖分子談判，惟一有效的辦法就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但是，西方卻認為，俄羅斯的車臣政策有悖於人權。恐怖主義的雙重標準必然導致對反恐具有雙重的認識。在這方面的分歧，俄與西方根本沒有調和的餘地。

再次，別斯蘭事件以後，普京進一步加強了中央的垂直權力，特別是對政權進行了改組，包括地方行政長官的產生、國家杜馬的選舉形式等，西方指責普京的政權改組是走向集權，認為是民主的倒退， 在政治上存在着嚴重的“民主赤字”。

基於上述原因，俄羅斯近期將很難在西部地緣政治博弈中有更大的作為。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戰略視線東移就成為必然的趨勢。這是因為：

首先，在東方，對俄羅斯戰略利益至關重要的兩個大國中國和印度正在不斷崛起，而且早在1999年普里馬科夫提出的中俄印三國戰略關係得到了具體的落實，儘管其實際的內容與普里馬科夫的構想有質的差別， 但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所以，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其東部的地緣空間和戰略利益。

其次，中俄關系作為俄羅斯東線最重要的一個雙邊關係目前“處於歷史最好時期”。自俄羅斯獨立以來，中俄關系一直平穩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期，兩國元首正式宣佈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是，由於俄羅斯在葉利欽時代外交重心主要是在西方，葉利欽後期的“雙頭鷹”外交仍然有主次之分，同時又由於當時中俄雙方在經濟合作上沒有找到合適的重大項目，以至於雙邊經濟關係長期停滯不前，從而使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缺乏必要的經濟基礎。普京執政以後，更是把“迴歸歐洲”作為復興俄羅斯大國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普京在對外政策上確立了三環外交，即獨聯體是第一環，其次是歐洲和美國，再次是周邊大國，最後是其他國家。也就是説，中國儘管是俄羅斯的最大鄰國，但在其外交中排在第三的位置。這是與兩國的地位是很不相稱的。隨着普京外交務實主義色彩的增強，俄羅斯越來越明顯地感到東方特別是中國對俄羅斯的戰略利益至關重要，也正是在這種認知基礎上，兩國在2002年終簽訂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與此同時雙邊邊界問題也最終得以解決。所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05年6月17日在會見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格雷茲洛夫時説，“中俄關系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無獨有偶，普京也表示中俄兩國“……在地區問題和國際機構中進行了戰略性、夥伴性質的合作，並在軍事、政治領域積極開展合作”。應該説，兩國元首的這些評價都是客觀的。

再次，俄羅斯對上海合作組織的重視超乎尋常。特別是在美國的阿富汗反恐戰爭之後，俄羅斯明顯意識到美國在中亞的反恐謀求的是反恐背後的“副產品”——控制中亞。儘管美國對中亞的滲透在中亞獨立初期就已經開始，但俄羅斯仍然是該地區的主導者，然而，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以反恐為名在中亞地區建立了多個軍事基地；隨後，美國又借中亞國家的選舉推行“民主改造”，因此美國勢力大有包圍俄羅斯之勢，使俄羅斯感到地緣空間受到嚴重擠壓。在這種情形下，俄羅斯一改過去對上海合作組織冷淡的態度，積極推進這一多邊組織發展。

此外，在東線戰略上，俄羅斯積極參與東亞多邊合作。近兩年來，俄羅斯從多方面積極參與東亞的多邊合作機制：一是積極推動朝鮮半島六方會談，積極促進朝鮮半島無核化；二是積極謀求加入亞太地區政治經濟組織和地區一體化進程；三是加強俄羅斯與東盟國家的對話與合作。2005年12月12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應邀作為嘉賓出席東亞峯會，普京手中握着能源、軍火和經貿三張牌同東盟舉行了俄羅斯—東盟峯會，並與東盟簽署了《俄羅斯與東盟雙邊協議》，旨在進一步推動雙邊經貿合作的經濟與發展合作協議。普京此行同上述情況一道，反映了俄羅斯對外政策中東方外交價值日益上升的趨勢。

二、俄羅斯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認知

既然俄羅斯的戰略視線東移，那麼，中國作為俄羅斯最大的鄰國，也是在轉型中發展最快的國家；同時，由於俄羅斯也正在謀求經濟復興和重振大國地位，因此中國無疑是俄羅斯對外戰略中最重要的國家。在這樣的雙邊格局下，中國的崛起究竟有何影響呢？當然，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毫無疑問，中國的和平崛起為世界各國的發展帶來的是機遇而不是挑戰，對俄羅斯的復興來説同樣也是機遇。不過，中國的崛起對俄羅斯究竟意味着什麼，不光是由中國自己來判斷，還要看俄羅斯對中國崛起究竟怎樣認知。自“中國崛起”提出來後，俄羅斯方面的總體性認知還是積極的，認為不斷崛起的中國是俄羅斯可以進行合作的夥伴。主要依據在於：

首先，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轉型模式對俄羅斯同樣產生了一定的示範效應。中國模式不僅在越南、古巴等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示範作用，而且甚至在現存世界的資本主義的制度下，也是一種可行的、可資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 實際上，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轉型失敗以後，俄羅斯開始關注中國的轉型模式並提出要“向中國學習”，俄羅斯的一些政治家和學者在不同的場合下都表達過學習中國模式的願望。據調查，在1990年只有4%的人認為俄羅斯應當學習中國，而最近幾年這一數字發生了很大變化，關於借鑑中國的經驗問題，有41%的受訪者認為“大概可以”借鑑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4%的人認為“完全可以”，28%的人認為“也許不能”，只有9%的人認為“完全不可以”。2000年進行的調查表明，中國是俄最友好的12個國家之一，遠遠超過了美國，甚至超過了烏克蘭；有52%的人認為中國是友好的，只有9%的人認為俄中關係是複雜的。2004年多數受訪者（71%）認為俄中關係比較好，9%的人認為非常好，14%的人認為比較壞，只有1%的人認為非常壞。39%的人認為，與中國的關係今後5年將得到改善，45%的人認為俄中關係不會改變，只有6%的人認為俄中關係會惡化。這些情況雖然不能判定兩國是戰略伙伴，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俄羅斯對中國的認識在不斷改善，這必然有力地促進俄羅斯加強對中國合作與交流的願望。

其次，俄羅斯雖然已經走出了危機的低谷，甚至普京還公開對外表明，“俄羅斯今天可以展現自己的大國姿態了”，但是它仍然還處在復興的道路上，還沒有足夠的實力在關係到其國家利益的重大國際事務中與西方討價還價。而中國的發展增加了自身在國際舞台上的分量，因而在國際事務種的發言權也越來越大。同時，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和而不同”的理念使中國往往成為一個最好的談判者和合作者。這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就有可能成為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中可以借重的重要力量。

再次，作為兩個相鄰的大國，中國與俄羅斯之間存在着廣泛的共同利益，不僅表現在雙邊關係上，而且也表現在地緣安全利益和地緣經濟利益上。在雙邊關係上，俄羅斯作為蘇聯解體的主要繼承國，有許多雙邊問題需要中俄之間加強合作、共建互信。例如沒有雙方的互信就不能解決兩國的邊界問題，很顯然，自俄羅斯獨立以來，除了邊界問題外，在中俄之間還有許許多多的歷史遺留問題，因而雙方都需要建立高度的互信機制。在多邊關係上，一是在全球層面上，由於西方對俄羅斯的警惕和對俄羅斯重新復興的不放心，西方毫無疑問地要擠壓俄羅斯的國際空間，在西方的擠壓下，俄羅斯的“雙頭鷹”毫無疑問要向東方顧盼。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俄羅斯加強了對中國的分量，除了表現在兩國不斷深化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外，更集中體現在2005年7月1日兩國元首在莫斯科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中。二是在地區層面上，特別是在維護中亞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符合中俄兩國的國家利益。中亞地區一直遭受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的肆虐，而俄羅斯車臣非法武裝分子與中亞地區的三股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車臣問題被認為是俄羅斯政府當前的四大危機之一。 因而，治理車臣問題與治理中亞地區的三股勢力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同樣遭受恐怖主義的危害。目前，國際恐怖主義從三個方向向外延伸，構成了三條“恐怖新月地帶”：第一條是高加索—中亞—阿富汗；第二條是中亞—阿富汗—南亞—東南亞；第三條是中亞—高加索—中東—歐洲。這三條新月地帶的中心就是中亞—阿富汗，而這裏也正是中國“東突分子”最活躍的地區。因此，在中亞地區打擊恐怖主義同樣是中國的義務所在。此外，能源的高消耗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懷疑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依據。維護中亞地區的穩定，既是為了中國實行能源進口多元化戰略，也是為了確保中亞成為國際能源一個新的可靠的供應地。基於對解決上述雙邊歷史遺留問題的考慮，才建立了“上海五國”對話機制，而基於在更大範圍內的合作，才促進了“上海五國”向上海合作組織的機制升格，並進一步促進了上海合作組織的向更加成熟的多邊機制發展。

但是，在總體上把中國視為戰略伙伴的認知框架下，同樣有着對中國錯誤的認知，尤其是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言論在時而不時地見諸報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歷史研究所所長B?拉林曾作過統計，1993－1995年間，在俄羅斯各種刊物上刊登的關於警告“黃種人危險”的文章達150多篇。 近年來，俄羅斯各界對中國的認知有所改善，但“中國威脅論”、“人口擴張論”並沒有銷聲匿跡。俄羅斯對待中俄戰略協作是實用主義的態度，而對待上海合作組織則是機會主義的態度，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俄羅斯對中國的迅速發展始終都懷着極強的戒備之心，更擔心中國在中亞影響的不斷上升會削弱俄羅斯的傳統影響。例如，俄羅斯政治和軍事研究所所長A?沙拉温在其撰寫的《第三種威脅》文中，公然把“中國威脅”視為繼車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之後對俄形成的第三種威脅，而且這將是一場“導彈核戰爭”的威脅。 他還指出，中國雖然目前的政策並未對俄構成威脅，“但是10年以後誰能保證中國不會分割俄羅斯的版圖？” 中國強大以後必然會收歸這些領土，因此，在“今天的中國擁有450枚核彈頭：150枚戰略核彈頭，150枚機載核彈頭和150枚核炮彈”的情況下，中俄之間很有可能爆發核戰爭。 早在10年前，俄前代總理葉戈爾?蓋達爾就曾説過:“在我們兩國的接壤地區，中國領土上的人口密度大約是我國的100倍，中國人口總數是俄羅斯的8倍”，“我們的衰落以及我國遠東地區廣闊且尚未開發的領土正是危險的誘因”。 俄羅斯遠東地區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當地差不多50%的居民認為10年以後遠東地區的中國移民數量將佔到當地人口的20%－40%，20%的當地居民甚至相信這一比例將高達40%－60%。 無獨有偶，2004年8月21日，俄羅斯著名星相家亞歷山大?列賓在接受《共青團真理報》採訪時聲稱，在他的遠東星相圖上，到2040年俄濱海邊疆區將變成中國領土。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副所長B?米亞斯尼科夫曾對中俄邊境合作對俄羅斯會帶來什麼益處表示懷疑，毫不客氣地指責中國商人在掠奪俄國的資源和硬通貨。 上述情況表明，美國等國關於“中國威脅論”的討論，大多是基於對中國日益強大後成為現存國際體系的挑戰者的擔憂，而俄羅斯的“中國威脅論”則更多的是對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上的考量。

與“中國威脅論”、“人口擴張論”、“資源掠奪論”等相伴的“中國崩潰論”在俄羅斯同樣也存在。認為中國崩潰的依據在於，一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以高投入、低產出為特徵的經濟模式正在逐漸步入死衚衕，並終將難以為繼，一旦20多年積累下的問題突然迸發，勢必迅速導致中國經濟的停滯不前，甚至是大崩潰，特列寧還妄下斷言，“中國共產黨的朝代已經走到了盡頭”； 二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於經濟，認為中國政治上仍然保留着權威主義體制，而“經濟多元化與黨對政權的壟斷之間的矛盾已經孕育着嚴重的政治危機”； 三是中國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必將把自己推向與美國發生衝突的邊緣，美國將乘機促使中國政權更替 ；四是中國存在着非常棘手的地區民族問題，認為“倘若中國政局失控、國家出現分裂，必將引發大規模移民，這會嚴重殃及俄羅斯”， 而如果中國出現民族騷亂，特別是西藏與新疆地區出現民族騷亂，將波及到哈薩克斯坦與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將被捲入維吾爾族與哈薩克族、維吾爾族與漢族間的跨境民族衝突”。 在關於“中國崩潰”的討論中，俄羅斯同一些西方國家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一是為其敵視中國冠以堂而皇之的理由；二是出於對自身安全利益的考慮，希望俄羅斯避免被“失敗中國”拖下水。當然，也不排除有的是出於對中國的發展所作的善意提醒。

國際政治心理學派專門研究了錯誤知覺的生成機制，認為錯誤的認知來自於三個方面 ，即認知相符性、誘發定勢和歷史包袱。俄羅斯對“中國崛起”的錯誤認知，在上述三個方面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更現實地表現為，由於俄羅斯在尚未恢復大國地位之前反映出來的民族自信心嚴重不足，特別是由於俄羅斯國力衰退在民眾心理上形成的一種失落和悲觀心態，缺乏對國家振興的信心，從而在對外上表現出極端排外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也由於俄羅斯親西方的思潮仍然有相當的市場。俄羅斯國學大師德?謝?利哈喬夫在他的絕筆之作中就指出，“俄羅斯從來不是東方”， 而這一思想曾經深深地影響了普京的執政理念。此外，由於缺乏對中國的瞭解而對中國走和平發展之路嚴重不信任，如自由民主黨主席日裏諾夫斯基本就是一名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也曾經是“中國威脅論”的鼓吹者，但在他來中國訪問後其態度完全轉變，認為中國是可以信賴的夥伴，甚至要求遠東天然氣管道應優先考慮中國。更可笑的是俄羅斯民族主義激進派、歐亞黨的發起人和理論家A?杜金竟然把中國看作是西方的同盟者，認為中國在地緣上對俄羅斯構成威脅是很現實的，因為中國是一個“作為大西洋主義的地緣政治的基地以及作為尋找‘無主空間’的人口密度很高的國家” 。親西方的思潮對中國的看法往往是誇大和歪曲事實，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則是因缺乏對中國的瞭解而以偏概全，兩者都表現為對中國的不信任。

三、俄羅斯應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安排

俄羅斯始終沒有出台過對華戰略報告，但是這並不是説它沒有對華戰略，相反，俄羅斯對華戰略是十分明晰的。透過俄羅斯高層的言論，我們可以發現俄羅斯對華戰略的基本輪廓。該戰略可以分為應對中國崛起的近期政策手段和和中長期政策手段。

從近期政策手段來看，在經濟上，俄羅斯是對華是看重兼借重。中國的戰略機遇期與俄羅斯的復興期處於同一個歷史時期，由於俄羅斯經濟仍然處於復甦的過程中，同時普京總統也提出了經濟翻番的目標，但是，究竟怎樣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以達到翻番的目標，俄羅斯至少在具體的政策上缺乏可行的措施，近年來的經濟快速增長主要是能源出口拉動； 而中國不僅用自己的政策塑造了獨特的轉型模式，而且在這種模式中創造了經濟發展的世界奇蹟。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俄羅斯一些有遠見的人就感到與高速發展的中國相比之下俄羅斯的發展壓力。俄國獨立後的首任駐聯合國大使弗拉基米爾?盧金曾經指出：“過去俄國雖然落後於歐洲，但卻自認為比亞洲先進。但從那以來，亞洲發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們發現自己不再處於‘現代化的歐洲’和‘落後的亞洲’之間，而是處於‘兩個歐洲’之間的一個奇怪的中間地帶。” 這使俄羅斯深感面臨着來自歐洲和來自亞太地區的雙重經濟壓力。 因此，包括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在內都提出要重視中國發展的模式。俄羅斯的確是非常看重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同時更想借重中國經濟高速穩健的發展來振興俄羅斯經濟，尤其是對其遠東地區發展，俄羅斯更是想借中國振興東北的東風。自羅蒙諾索夫時代以來，俄羅斯就一直認為其東部土地可以“增加俄羅斯的威力”；直至今天它不僅能增加俄羅斯的“威力”，甚至決定着俄羅斯國家本身的命運。 而在中國經濟的帶動下，東亞地區經濟突飛猛進，這種情況極大地刺激了俄羅斯，東亞的經濟奇蹟對俄羅斯更是產生了直接的誘惑。同時，借重中國的快速發展，俄羅斯還可以有機會參與東亞多邊合作，並通過這一多邊機制加強其在東北亞地區的影響力，維護其遠東地區安全，此外還可以使之在整個亞太發揮大國作用。 關於對華的借重，俄羅斯的一些精英絲毫不加以避諱，認為俄羅斯與中國合作的目的就是借重。莫斯科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副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寧就指出，俄羅斯的對華政治戰略“旨在同中國建立對俄羅斯有利、同時不會使俄羅斯成為中國附庸的友好平等關係”。 當然，俄羅斯畢竟是一個歐亞國家，它在歐洲和在亞洲都擁有特殊的地緣利益，俄羅斯重視亞洲和中國，並不意味着它要推行“脱歐入亞”的戰略。

不過，俄羅斯借重中國的同時也對中國崛起存有相當大程度的戒備之心，尤其是在國際事務和地緣利益上。一方面，在西方的擠壓下，例如美國對中亞的滲透和用隱蔽之手操控獨聯體一些國家的“顏色革命”，更是直指俄羅斯，在這種情形下，俄羅斯需要中國的支持，所以一改過去對上海合作組織冷淡的態度轉為積極支持，實際上是通過該組織欲繼續掌控獨聯體的一部分，同時也可以在這一組織內能夠確保中國對美國和西方不至於無所顧忌。但是，由於在上海合作組織內中國擁有較強的機制首創能力，因此，俄羅斯擔心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增強而抵消了俄羅斯的力量。俄漢學家B?格爾布拉斯在一次採訪中就毫不掩飾對中國的戒備：“可惜我們有時是巴結中國……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就是在政治上承認北京的勢力範圍向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一部分地區擴展這一現實。”俄羅斯對中國的這種戒備之心甚至可以説是作為與中國相鄰的大國所固有的。

從中長期的政策手段來看，俄羅斯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是懷疑兼防範，即對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表示懷疑，因而在政策上防範中國的所謂“經濟擴張”、“人口擴張”和軍力的增強。俄羅斯歷史上是一個通過軍事擴張而發展起來的帝國，這樣的歷史藴育了一種對他國強大起來而不安的民族心理。這種心理也必然反映到對中國崛起的認知上，認為中國的不斷強大必然走上向外擴張之路，至於中國官方所提出的和平崛起，不過是一種對外政治宣傳；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在高投入、高能耗的基礎上實現的；中國巨大的人口壓力將對周邊國家構成挑戰；中國軍費開支的不斷增加，名義上是國防現代化和防禦的需要，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主權爭端以及台灣問題的存在，使國際社會很難相信中國能夠真正走和平發展之路。這正如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下屬組織“新一代”國際俱樂部的報告所説：“中國未來的強大和急劇動盪都意味着對地區性與全球性穩定與安全的挑戰。中國未來的強大將促使其領導人更積極地謀求地區主導地位，甚至是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挑戰……中國的急劇動盪將導致其人口的失控，中國居民將分化成自治的擴張性集團，並不可避免地如洪水一般漫過國界。此外，中國積累的大批武器也將失去控制”。

因此，俄羅斯在與中國的合作中也將附帶着防範。這可以從俄羅斯對華合作的歷史中得到印證，特別是在軍事技術和能源合作中，俄羅斯的防範意識尤其明顯。眾所周知，中國、印度是俄羅斯軍火最大買主，但對比俄國出售給中印兩國的武器系統，不難發現俄國出售給印度的武器系統一是數量多範圍廣，二是同級的武器系統印度一般都早於中國裝備，三是即使是同級的武器系統，出口到印度的武器系統通常都要比出售給中國的武器系統先進。那麼，為什麼俄國在對中印的軍售問題上厚此薄彼呢？原因就在於俄羅斯有一種心態，認為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將在中、長期對俄羅斯安全構成最大的威脅，雖然目前中俄之間有相互利用的必要，但俄羅斯必須與中國保持十年左右軍事技術優勢。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在戰略伙伴關係的光環之下，俄羅斯內部對華軍售的爭論一直十分激烈，包括俄前國防部長格拉喬夫大將、羅季奧諾夫等軍方高層將領在出訪中國對華示好、表示要加強兩軍合作，共同反對美國霸權的同時，也曾發出“中國威脅遠東安全”和“中國威脅論”等不和諧的聲音。

在能源合作中，俄羅斯對華政策更是一反一復。2002年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嘗試參與俄羅斯斯拉夫石油公司民營化投標，卻無端遭到俄羅斯杜馬議會的否決。此外，關係中俄能源合作的石油管道項目幾經波折，俄方一直搖擺不定，至今無法簽訂最終合同，整整耗費了中方為“安大線”論證方案所投入的多年時間和相關的人力與財力。從俄方最先提出該建議到俄方出現動搖變卦，這其中的背後不純粹是受經濟利益因素影響，而是防範中國擴張、擺脱中國牽制的意識左右了俄政府的最終決策。上述顧慮、擔心，以及不正常的心態，俄羅斯在中俄合作中有所保留也就可以理解了。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