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仇富仇官仇高情緒歷史探源-寒竹

今天的中國跟所有經歷過現代化轉型的國家一樣，正在進入一個社會矛盾的高漲期。由於中國以一代人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幾代人走過的路，原本可以逐漸解決的社會問題集中湧現。中國社會正在呈現出一種值得重視的剪刀差：一方面是社會自由度的迅速擴大和民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是一部分民眾表現出來的對富人和官員不滿的情緒日趨強烈。這個日益增長的剪刀差説明民眾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擁得更多自由並不意味着民眾必然對社會發展有更多的正面認同。社會發展和社會認同的反差幾乎是所有轉型中的社會都必然會遭遇的。但是，社會高速發展引發的不滿直接表現為仇富和仇官的民粹主義情緒卻是中國網絡輿論的一個特點，也是中國社會在轉型中面臨的一個特別風險。網絡輿論中仇富仇官的情緒根源何在？如何把仇富和仇官的情緒引導為一種理性的社會批評？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點初步的探討。

一，批評富人和官員的歷史根源

中國自秦漢以降的古代社會有兩個不同於其他古代社會的顯著特徵。一個是中央集權的科層化制度，一個是土地的自由買賣和以國家為疆界的統一商品市場。這是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理解中國歷史傳統的兩個關鍵之點。

秦漢時代確立的郡縣制和隋代定型的科舉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層化制度。這種非血緣、非世襲的官僚制度把社會分成了官員和庶民兩個基本羣體，官員構成了上層社會的主體，而農民構成了下層社會的主體。這跟西方以血緣為基礎的奴隸制和封建制完全不同。在西方封建社會，是領主與農奴的對立，而相應的中國社會則是政府官員與庶民的對立。中國社會矛盾的解決以至改朝換代都是通過官民衝突來實現的。由於社會制度和結構的原因，中國民間社會對上層社會的批判主要是通過對官員，即奸臣和貪官的鞭撻來表達。從這一點上説，中國庶民百姓對政府官員的批判是中國社會制度的產物。

與許多中外學者想象的不一樣，中國的古代社會的商品經濟遠比西方社會發達。從秦漢以來，中國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給商品經濟提供了兩個最基本的條件，一個是私有土地的自由買賣，再一個是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而西方國家一直要到文藝復興之後才逐漸具備這兩個條件。土地的自由交易和全國的統一市場使得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非常發達，與此相適應的是貫穿於中國中古社會的貧富分化異常嚴重。許多學者常常習慣於用中國古代“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的政策來斷言中國商品經濟的不發達。這實際上是一個誤解。自秦漢以降歷朝歷代之所以大都實行“重農抑商”的國策，恰恰是因為中國古代發達的商品經濟不斷地製造土地兼併和財富分化。為了防止社會在商品經濟製造的土地兼併和財富分化中斷裂，歷朝歷代的中國政府總是運用國家的政治力量來干預市場，不同形式的“限民名田”和“抑制商賈”幾乎是每一個朝代的基本國策。但無論政府怎樣干預市場，商品經濟仍然以其自身的規律強有力地製造着社會分化，不斷地把社會成員分化為富人與窮人，不斷地把社會推向兩極化。當失地者和貧困者成為社會多數的時候，中國民間社會對富人的譴責就會變得越來越激烈。

中國古代社會的上述兩個特點決定了整個社會形成了一個具有流動性的金字塔結構。中國的官僚制度和土地的自由交易不斷地把官員和富人推上金字塔的頂端，而把庶民百姓和窮苦百姓壓在底層。在這麼一種社會結構中，普通民眾常常用貪官和姦臣來表達對官員的仇視，用為富不仁、土豪劣紳來表達對富人的怨恨。

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社會對富人和官員的批評實際上是社會制度和社會模式的產物，是中國社會為了防止自身在分化中斷裂而產生的一種自我矯正力量。這種社會矯正力量在上個世紀曾得到空前的發展，對富人和政府的批評實際上已經成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輿論的主流，併成了中國現代民族建國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

二，批評富人和官員的現實根源

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為了防止政府官員的腐敗和官僚化，為了防止社會貧富懸殊，政治運動成了一種社會常態。但是這種以繼續革命為口號的政治運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會的分化程度，但卻嚴重壓制了公民自由和社會經濟發展。為了擺脱這種對社會分化過正的矯枉，中國社會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進入了以自由市場為導向的改革。

關於中國改革的書籍和文章如汗牛充棟，無需再贅述。這裏要探討的是三十年的改革為何會導致社會對政府官員和富人的強烈批評。中國三十年的改革有兩個重要標誌，一個是經濟的市場化，一個是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主導。這兩個特徵恰恰是導致社會普通民眾對政府官員和富人持強烈批評的基本原因。

眾所周知，市場的競爭不僅是社會經濟最強大的發動機，同時也是社會財富最強大的分化器。市場競爭必然造成的社會財富分化。遺憾的是，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對自由市場持有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情結，以為只要是公平透明的市場機制，社會的發展就只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而不會出現巨大貧富懸殊。其實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只是聽任市場的自由競爭，那麼社會必然叢林化，社會最後只有在自由競爭中因兩極分化而斷裂。無論是中國的古代社會，還是西方的先發國家，都是運用國家的政治力量對自由市場進行干預。前者運用的是皇權和朝廷的力量，後者運用的是社會主義政策。中國三十年改革的一個重大缺失就是社會主義機制發育不完全，政府很少用社會主義的政策來平衡自由市場的發展，結果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急劇分化。當一個社會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時，無論少數富人是用什麼手段積聚的財富，都會遭到大眾的怨恨。從這個意義上説，由於中國社會主義機制發育不全而導致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和民眾對富人的批評。

中國三十年改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是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為一個被迫捲入現代化進程的後發國家，中國經濟體系在全球競爭中是脆弱的，如果僅僅依靠市場自身的機制很難抗衡發達國家的強勢經濟和壟斷，也就是説，在改革過程中，中國經濟僅僅靠市場本身是無法建立起市場經濟體系的。中國要想建立起完整和獨立的市場經濟體系，唯有依靠政府在經濟領域裏的引導和整合。但是，政府全方位地進入微觀經濟領域，勢必導致權力尋租和官員的腐敗現象。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由於科層化社會結構，政府官員一直是中國上層社會的主體和社會財富的主要佔有者。在這樣一種傳統文化的支配下，中國的一些政府官員很難接受自身的經濟地位低於商人的現實。官員利用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全方位介入而把權力變為財富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最終的結果是引起民眾對官員腐敗的痛恨。

所以，中國社會今天對富人和政府官員的批評不僅有深厚的歷史傳統，也有深刻的現實根源。要想在短期內徹底消除社會中對富人和政府官員的不滿情緒，既不可能、也不現實。

三，網絡媒體把對富人和官員的批評放大為仇富和仇官

但是，中國社會對富人和官員的批評雖有歷史和現實的根源，但這並不等於是説中國的貧富差距和官員腐敗已經到了引發社會崩潰的邊緣。事實上，無論是貧富差距還是政府的腐敗程度，中國在處於同一發展水平國家中的表現還是不錯的。中國網絡媒體中出現的仇富和仇官的極端情緒跟真實的現實生活實際上有着很大差距。下面是一些基本的數據

根據總部位於德國的國際透明組織的統計，中國社會的腐敗程度在全球位於78名，印度87名，墨西哥98名、阿很挺105名、印度尼西亞110名、越南116名、菲律賓134名。

中國的基尼係數通常認為是0.47，但這個係數主要是被沿海和內地、城市和農村的貨幣收入差距所支撐。考慮到各個地方不同物價和生活成本，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實際上是被放大了。

根據世界著名民意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關於中國社會民意的調查報告，最近四年中國民眾對自己國家發展方向的滿意程度分別為2007年83%、2008年86%、2009年87%，2010年87%。民眾這麼高的滿意度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而且，中國民眾的滿意度還呈現一個遞增的趨勢。

如果我們僅僅看網絡媒體，很容易得出中國是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大的國家，貪污腐敗最嚴重的國家，而大多數老百姓對富人的囂張和飛揚跋扈、對政府的腐敗已經失去信心。中國似乎已經佈滿了乾柴，一個火星都會引發燎原大火。客觀地講，由於網絡媒體的表現形式，網絡上出現民粹主義是一種比較難以避免的現象。世界各國的網絡媒體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民粹主義傾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的狂熱，特別是有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狂熱”，中國一些網絡媒體表現出的民粹主義帶有一種鬥爭哲學的色彩，對社會起着毒化和撕裂的惡劣作用。

這種具有階級鬥爭色彩的民粹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是用炒作當事人社會身份的方式來取代對客觀事實的報道和實事求是的分析評論。一些網絡媒體在進行新聞報道或發表評論時，不去關心事件的來龍去脈和是非曲直，不是從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對具體事件進行分析評論，而是專注於事件當事人的身份進行無事實根據的引申，並且把當事人的身份用來作是非評判的標準。2010年年3月23日，貴陽發生一起因交通違規引起的動手打人事件。國內一些網絡媒體在第一時間以“強悍‘中華女’當街暴打女記者”的標題迅速地傳播了這一消息。許多網站都出現了一片對違規駕駛車主暴力行為的譴責。但僅在兩天之後，被打女記者被網絡人肉搜索出是貴陽市某部長夫人侄女，網上輿論立即大轉，網民的矛頭轉而對着捱打的女記者。在這些網絡媒體報道和評論此事件的過程中，當事人的身份基本上成了評判是非的標準，而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已退居其次，淪為當事者身份的註腳。一些網絡評論一開始對打人的“中華女”的強烈譴責，是因為傳聞該女開一輛豪華跑車,屬於富人階層,是為富不仁而打人,當然被譴責。而媒體後來得知女記者為官員侄女，輿情大變，因為“官”比“富”更值得憎恨，所以輿情又從“責富”轉為“責官”。類似的報道在一些網絡評論中比比皆是。官員、富人、警察、大學生等人的身份常常成為報道的焦點，事件本身的過程倒成了次要的。這種由當事人社會身份來決定一個社會事件的是非曲直，實際上是過去階級鬥爭絕對化在今天的翻版。一些網絡寫手把今天的“官”和“富”都視為某個社會羣體的“原罪”，跟過去階級鬥爭絕對化時期由階級成分來判別是非黑白在本質上沒有區別。

四，仇富和仇官情緒給執政黨提供的發展空間

如上所述，在今天以政府為主導的市場化改革中，要徹底消除社會中對富人和政府官員的不滿情緒是不可能的；而在網絡媒體方興未艾的時代，要想阻止網絡媒體把對富人和官員的批評極端化為仇富和仇官也是很難的。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平民建國的社會，作為一個以社會主義為基本制度的社會，仇富和仇官的情緒卻給執政黨提供了更為深遠的發展空間。

由於傳統和現實的原因，中國民眾對貧富分化和政府腐敗現象的批評將會繼續，而這種批評恰恰需要執政黨進一步地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環顧當今世界，對自由市場和貧富分化的制約都是依靠社會主義政策而非靠自由市場本身。在當今的社會結構中，由共產黨推進社會主義政策顯然是共產黨宗旨的應有之義。所以，中國社會仇富的情緒將迫使執政黨通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來解決社會的貧富分化問題。

中國社會的腐敗問題主要是由政府在實踐中常常不自覺地把強勢政府和全能政府混為一談，這是導致中國市場經濟發育不足，進而導致政府官員腐敗的一個根本原因。由於受過去前蘇聯體制的影響，相當多的政府官員把政府的強勢理解為全能，以為在現實中不斷擴大政府的管轄範圍，以為政府的職能越多，權力越大，政府就越強勢，結果造成了政府規模在數量上的惡性膨脹，嚴重阻礙了自由市場的健康成長。由於缺乏市場的自然調節機制，政府全方位地介入經濟活動，各級政府官員都身體力行地投身到經濟活動中，這樣，政府的社會角色就不僅僅是決策者、執法者和仲裁者，同時也是經濟活動者。政府自身成了經濟活動的主體，政府所從事的經濟活動就無法得到有效監控，因為政府很難自己監督自己。由於這個原因，政府的經濟活動基本處於一種缺乏制約的狀態，各級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成了一種難以根除的弊端，無論何種嚴刑峻法都無法阻止在商業大海里冒險違法的政府官員。所以，社會輿論中的仇官情緒將促使中國政府逐步從微觀經濟領域中退出來。

概而言之，中國社會輿論中的仇富仇官情緒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現象。微觀地看，這種非理性的極端主義可能會喚起階級鬥爭的熱情，可能會撕裂社會。但是，宏觀地看，仇富仇官情緒只是中國社會快速轉型過程中被網絡放大的非理性現象，這種現象在現實中缺乏基礎，但卻可能起着平衡社會發展的作用。如果執政黨能夠因勢利導，在仇富和仇官的輿論中進一步強化執政黨的社會主義色彩，進一步擺脱全能政府的包袱，中國社會可能會更加穩定和平衡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