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童世駿

回答中國模式是否存在的問題，往往與中國模式有無普遍性的問題連在一起。但我想把這兩個問題分開，先來看看發展模式的普遍性是什麼意思。

一個當然的參照系是西方。西方的現代性被認為有普遍性有一定時間了，但後來發生了對西方的現代性的批判，現在學術界一般認為西方的現代性對非西方是不具有普遍意義的。但社會學家艾森斯塔則説，西方現代性雖然只是多重現代性中的一種，但發生於西方的這種現代性模式結果擴散到全世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説西方的現代性依然有普遍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角度，可以啓發我們考察中國模式的問題。艾森斯塔這裏所説的“普遍性”與類型意義上的或邏輯意義上的“普遍性”不一樣，它是因果的、歷史的，即先有一個特定的原點，然後從此擴散開去，發生普遍的影響。

中國模式如果存在的話，它即使沒有類型意義上的普遍性，也很可能有因果意義上的普遍性，理由很簡單，就是中國是一個特大型國家。以中國的幅員之廣、人口之眾、傳統之深，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對整個世界發生普遍影響。中國模式如果存在的話，那麼它再怎麼不可複製，也都是有世界影響的。在這點上，“中國模式”註定與“新加坡模式”甚至“日本模式”不一樣。中國模式對世界是禍是福，與其他國家能否照搬沒有關係。其他國家無法照搬，照樣會受到中國的影響，因為中國是個大國。也就是説，在“中國模式”的兩個方面即“中國”和“模式”當中，哪怕“模式”不具有普遍性，“中國”也具有普遍性，也就是上面所説的因果上的普遍性。

但嚴格地説，只要談論“模式”，就一定具有某種意義上的普遍性。我們在討論模式的時候，總要進行概括，得出的結論往往是“因為如此，所以那般”，甚至是“如果A，那麼B”。要注意，這是一個假言判斷，而在假言判斷中，條件（A）和結果（B）之間的關係可以是具有普遍的有效性的。即使在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傢俱有中國這樣的條件，也就是説對世界上其他國家而言這個假言判斷的前件是假的，但只要這個判斷後件同時也是假的（也就是説沒有出現中國這樣的發展結果），這整個判斷從邏輯上説就仍然是真的；不管你在哪個國家和地區討論這個問題，你都要承認這個判斷是真的。因此，中國模式能否總結出來，與中國模式如果總結出來的話是否具有普遍性，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既不能因為沒有普遍性而否定它存在，也不必為了要肯定它存在而主張任何一種發展模式都不一定有普遍性。

中國模式的普遍性問題還可以從構成中國發展的各個要素及其組合方式來考察。中國發展作為一個整體包括很多要素，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三個：民族復興、現代化和社會主義革命。廣義來説，我們今天談論的“中國發展”可以一直追溯到鴉片戰爭；從那時起直到十七大和最近的五中全會，民族復興都是中國發展的最基本的主題。鴉片戰爭開始出現的民族危機，激勵中國的仁人志士奮發圖強，救國救民，為此首先想到的是現代化；後來發現現代化不成功，意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但後來又發現，社會主義沒有現代化也不行，兩者要結合起來才行。給中國發展帶來巨大推動的改革開放，就開始於意識到民族復興、現代化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三者必須結合之時。以這三者綜合為起點所展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的成績；由於社會主義加現代化的成功，我們今天可以説中國人民不僅終於站立起來，而且可以對人類做出更大貢獻了，在一個更高水平上回到了民族復興的主題。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中國模式的主要背景。

在上面所説的整個過程中，民族復興、現代化和社會主義革命，三者互為體用，也就是説既互為手段，又相互詮釋。比方説，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過程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具有被用來實現民族復興目標的工具價值，而同時也具有對民族復興這個目標進行重新定義的內在價值。換句話説，在當今中國，不僅在思考“中華民族該如何復興”的時候，而且在思考“中華民族之復興該如何理解”的時候，我們都不能離開現代化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大主題。反過來也一樣：在當今中國，追求單一的現代性模式，就像回到純粹的本土傳統一樣，既不可行，亦非可欲；在當今中國，民族個性已經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素，就像社會主義已經是中華民族傳統的最新成分一樣。同樣的關係也存在於現代化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在當今中國，追求現代化目標卻對社會主義的價值視而不見，建設社會主義卻把現代文明成果拒之門外，都不僅會妨礙其所持目標的真正實現，而且會造成其所持目標本身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的匱乏。

這裏要強調的是，如果存在着中國模式的話，那麼在民族復興、現代化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三個方面的互為體用的關係當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明顯的特殊性，也可以看到明顯的普遍性。這三個要素要同時具備，是非常特殊的現象，因此中國發展一定是特殊的。但是就每個要素來説，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有具有相當高程度的可比性，就此而言中國發展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復興或民族獨立，現代化，以及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發展中的這每一個要素都可以在世界上其他許多民族中找到，但這三個要素匯聚在一起，而且以中國的這樣一種方式結合起來，則顯然是獨一無二的。

我上面討論的問題是，中國模式如果存在的話，它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我想強調的是，對於“中國模式是否存在”這個問題，我不願意做出過於簡單的回答。作為一箇中國學者，作為中國發展的參與者，我們對中國模式的任何判斷，都是不僅是一個客觀描述，都不僅具有認知意義，而同時也是一種主觀態度，具有實踐意義。中國發展的複雜性和長期性，使得我們基於現今階段的發展狀況做出的理論概括，都具有複雜而重大的實踐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説，我們甚至不妨説，重要的不是有沒有中國模式，而是有沒有對中國模式的恰當討論。或者説，中國模式之爭的核心問題不是到底有沒有中國模式，而是我們能否通過討論“中國模式”而在中國發展的上述三大主題之間形成新的平衡，在分別側重這三條線索之一的人們之間達成新的共識，並且使整個民族在未來發展中既具有更高的自信心，又具有更強的自省力。中國發展時至今日，我們已沒有理由缺乏自信；但中國發展來日方長，我們也沒有理由放棄自省。中國模式討論給我們一個機會來同時提高自信心和加強自省力，對這個寶貴機會，我們一定要認真用好。

（作者繫上海社科院黨委副書記、哲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