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馬雲錯了嗎？

支付寶轉讓惹風波

6月12日，《新世紀》週刊總編輯胡舒立的一篇《馬雲為什麼錯了》，在中國媒體界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胡舒立在文中批評馬雲未經股東授權就轉讓支付寶所有權，違背了契約原則。面對指責，正在美國出差的馬雲與胡舒立很快以短信方式進行了交談。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暫且不論一些具體的分歧，這個交談實際上代表了中國傳統的人文知識分子與現代企業家之間的對話。兩人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決定了對現實問題的看法分歧。馬雲立足現實，就事論事，體現了一個企業家的眼光；而胡舒立更多的是基於理想原則，不免有泛政治化和上綱上線的傾向。

這種過度高遠的論斷，很難不在當前的現實中碰壁。胡舒立曾斷言“軟銀拒絕表態也拒絕參加談判，仍留有後手”。但話音剛剛觸地，軟銀董事長孫正義就在6月20日公開表示，阿里巴巴和軟銀是很好的合作伙伴，雙方將很快就支付寶股權轉讓問題達成協議。在6月24日的軟銀股東大會上，馬雲以99%的得票率連任軟銀集團董事會成員。當事人基於商業合作的理性考慮，與一些局外人受意識形態熱情驅使的大義凜然，不啻有雲泥之別。

在當事者阿里巴巴、雅虎和軟銀看來，支付寶的轉讓是單純的商業行為。轉讓的具體過程肯定有不妥，但也僅限於商業合作領域，並不會因此上升到“踐踏契約原則”的高度。事實上，關於支付寶的轉讓，三方一直在商業的框架下進行磋商。在5月底，雅虎已和阿里巴巴商定了和解框架，內容包括賠償和支付寶的價值等。軟銀當時雖未正式表態，但也不曾拒絕與阿里巴巴談判，孫正義最近的聲明更是明證。

截至目前，當事三方的聲明和行動都堅守了企業管理者的基本原則，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要求談判的對方讓步，但從不把經濟上的紛爭抬高到意識形態層面，更不會給合作伙伴或談判對手扣上“踐踏契約原則”這類大帽子。因此，儘管支付寶轉讓之事尚未塵埃落定，爭執可能還會繼續，但可以肯定的是，各方都無意將此事無限拔高。

契約原則最神聖？

與當事者的冷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胡舒立的批評，其中有過多的原則陳述，以及與事實隔閡的結論。“偷天換日”、“踐踏契約原則”之類的武斷定性，難免會損害批評本身的價值。在事實水落石出之前，胡文已經給出了一個居高臨下的判決：

“此事件最終如何落幕仍有懸念，但其中的是非曲直，公眾已有評判。我們贊同多數人的看法，認為馬雲錯了。錯在違背了支撐市場經濟的契約原則，其後果不可小視。”

這真是某些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典型判斷，判決馬雲的行為違背了市場經濟的支柱，即契約原則，並以公眾的名義嚴正陳述。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透露的相關事實尚難支持這個判決。“公眾已有評判”的斷言更是把公眾推到了“被代表”的位置。事實上，胡文不僅缺乏調查公眾意見的數據支持，而公眾對胡文的網上評論也不利於胡的説法。顯然，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巧妙的春秋筆法，而非基於客觀現實的陳述。

胡文的指責儘管高屋建瓴，但並沒有為公眾帶來對事實的更多瞭解。要解開支付寶的轉讓爭議，必須回到問題發生的背景。胡文認為支付寶的轉讓有違股東與股東、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契約，這個説法並沒有錯。但在此之外，胡文顯然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企業間的協議對市場經濟至關重要，但也無法凌駕於相關法規之上，契約原則和自由市場依然要受到各國政治權力的規制。

全球化誠然是當今世界的潮流，但這個潮流離不開各國政府的推動和參與，市場要素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同時也是在既有的主權國家體系下流動。理解、認同並遵循各國的政策和法律，在跨國公司的運營中已成為基本常識。

中國央行出於對金融安全的考慮，限定只對內資企業發放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寶持有大量個人和企業用户的金融信息，不僅涉及個人隱私、商業秘密，還會關係到國家金融安全，不論支付寶在商業上有何契約，最終都必須服從中國的相關法規。而馬雲本人表示，遵守法規是企業家的職責，他尊重央行對未來國家安全的考慮。

國家利益不可逾越

撥開意識形態宣傳的面紗，不難發現契約和自由市場原則在現實中一再擱淺。在世界範圍內，在那些以鼓吹相關原則著稱的國家，亦是如此。

1996年，中國與以色列達成一項合同，規定由以方幫助中方建造預警機法爾康系統。當時的美國政府對以方施加壓力，儘管後者表示要信守已經簽署的國際協定，但最終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取消了合同。

2005年，中海油進軍美國，試圖收購優尼科石油公司。在美國國會的干預下，儘管中海油的報價有很大優勢，最後還是鎩羽而歸。

2011年，中國民營企業華為試圖收購美國三葉公司，但被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建議撤銷交易，華為遂因政治壓力黯然退出。

這些事實説明在全球化大行其道的今天，自由市場仍然無法打破國家的藩籬。各國包括美國這樣對自由市場推崇備至的國家，都將國家安全列為優先考慮。為此，政府常常出面干預市場上的商業交易，甚至不惜單方面撕毀合約。這些現象，顯然是契約原則和自由市場等抽象理論無法解釋的。

經濟學家陳志武最近為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辯護，也有提及契約原則。相比於胡舒立的神聖化，陳志武的辯護更為坦率和直接。他表示，人們有理由不滿美國的政策，也可以懷疑美國的信用，但任何債權契約中都包含發債方違約的隱性權利。不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代，違約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因此美國用美元貶值降低其債務水平時，中國人不應該吃驚。債權本是金融契約，任何契約交易都隱含違約風險，這是投資者應該知道的常識。

儘管陳志武是要為美國的政策辯護，但其依據卻是有説服力的：自由市場誠然很好，但是國家的利益要比其更高，尤其是在還沒有世界政府的時代。如果胡舒立承認這一點，其批評或許就會更平實，也更有價值。

從上世紀以來，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已習慣泛政治化和普遍主義的思維模式，這一傾向在六七十年代達到巔峯。知識分子長期浸潤其中而不自覺，在缺乏對具體問題的調查研究前，就急於用抽象的普遍概念來規範現實。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上述傾向漸漸改觀，但也難言已成絕響。

事實上，泛政治化和推崇普遍主義恰恰是和市場經濟與自由社會背道而馳的，認為契約、市場等等抽象原則，可以包治百病，路路暢通，就不免跌入烏托邦的陷阱。知識分子的理想情結自有其價值，但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更需要企業家的現實感，需要那種“正確但不完美的決定”。